论坛伊始，发起人段德敏老师介绍了此次工作坊的初衷，由来自历史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的学者围绕多元文明之间的互动关系展开丰富的讨论，在书籍出版300周年之际，纪念并对话孟德斯鸠的著名小说《波斯人信札》。

崇明老师首先以“《波斯人信札》中的政体、人伦与心灵”为题作主旨发言，从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背景出发，结合《论法的精神》中的政体性质思想，分三部分评析了《波斯人信札》通过书信展示出的以波斯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和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在政体以及政体所塑造的人伦与心灵的差别。

崇明老师着重评析了不同民族在家庭关系和女性社会角色上的差异所展现出的政体对人伦的塑造。两位在巴黎游学的波斯主人公，观察到在法国的丈夫、父亲、主人缺乏权威，女人享有比较大的行动与交往自由。波斯的女人们则被封闭在后院中，法国社会却不采取亚洲的方式束缚和封闭女性。孟德斯鸠通过波斯人调侃法国人轻视妒忌的丈夫，视想要独占妻子的人为公共快乐的破坏者。女性的封闭与自由、男性对女性的绝对支配和女性对男性的相对自由，构成波斯（东方）和法国（西方）的显著差异，其背后是波斯（东方）的专制政体和法国（西方）的君主制政体的差别。在《随想录》中，孟德斯鸠指出应让人们看到专制政体如何暴虐地对待专制统治者本人，也就是说要通过每个政体中人们的心灵和激情来理解政体的机制和动力，这种心灵和激情在《论法的精神》中被概括为“政体的原则”。在孟德斯鸠看来，专制政体要求社会服从一种绝对的权威，利用包括专断、暴力、宗教、习俗、礼法等手段建立严格的尊卑秩序以达成社会秩序的安宁，家庭是专制政体的重要一环，稳定的家庭秩序是实现其秩序安宁目标的基础，正如大家庭中儿媳妇每天来向婆婆请安的行为看似微不足道，却在中国礼法社会中必不可缺，因为这是稳定的秩序和权威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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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斯贝克

1941，Chas Laborde绘

éditions littéraires de France版《波斯人信札》

随后，崇明老师探讨了小说中象征微型专制社会的波斯后院对自然和人伦的扭曲。后院的女人和阉奴都是郁斯贝克的奴隶，但二者之间既是彼此的奴隶也是彼此的主人：在日常生活和娱乐方面，阉奴必须听从后院女人们的吩咐；但是在节操风化上，阉奴则可以采取一切严厉手段防止后院女人做出伤风败俗的事情。这三种人的心灵状态各不相同。阉奴被夺去了性功能，欲望的折磨、挫败和羞辱扭曲了他们的心灵。他们卑贱地活在封闭和孤独中，却又决定着后院的美丽女人们的贞洁和德性。他们的唯一乐趣就是通过“义务”、“道德”、“廉耻”、“端庄”等词指挥和支配女人以使自己变为“男子汉”。后院的女人们为保持德性而丧失了自由和社会生活，却只被主人视作财产。后院的机制使得她们争风吃醋，感情和欲望都无法得到满足，同时倍受阴谋、狡诈、嫉妒、怨恨的折磨。而郁斯贝克呢？他表面上对妻子感情淡漠，只关心她们是否保有德性，实际上他渴望垄断妻子们的爱，无时不感到嫉妒和对妻子背叛的担忧。

孟德斯鸠正是通过郁斯贝克的扭曲情感讽刺了专制的悖谬和虚弱。郁斯贝克视爱为对他人情感的需要和自我的不足，因此表现得冷酷无情，但却不堪嫉妒之扰。正如卢梭所说，专制的奴役是双向的，同时败坏了主人和奴隶。表面上看来，郁斯贝克在后院是高高在上的主人，但事实上他同样生活在后院的奴役当中，常常被阉奴和女人蒙蔽，甚至被他们支配。后院最终崩溃于混乱、奸情、自杀，正说明郁斯贝克企图通过强制的恐惧实施远程统治的努力是失败的。孟德斯鸠借助这一微型专制社会的崩溃，讽喻大国专制政体效率低下并必然不断走向腐败的本性。最为郁斯贝克宠爱、在他看来最为贞洁的妻子罗珊娜的通奸和自杀结局表明，专制政体下统治者企图诉诸恐惧来维持的德性不过是欺人之谈。罗珊娜的信中写道，“我可以生活在奴役当中，但我始终是自由的，我按照自然的法律改造了你的法律，我的精神始终保持独立。”这隐喻着人的自然情感对专制和暴虐的德性取得了胜利，即便这一胜利非常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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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ques Desbordes书店

为规避审查，孟德斯鸠将初版《波斯人信札》交由阿姆斯特丹的Jacques Desbordes遗孀Suzanne de Caux出版

崇明老师在梳理郁斯贝克政治和家庭生活遭遇的基础上，就孟德斯鸠对君主制政体和专制政体的比较进行了解读。郁斯贝克在波斯宫廷政治和他的家庭生活中的双重失败表明德性与专制不相兼容，人们无法通过专制来建立一种德性的秩序。德性要求自我约束和自主，通过外在的强力和压制来迫使他人获得德性的过程本身是自相矛盾的。君主制同样没有多少德性可言。《波斯人信札》描述的法国社会充斥着虚伪做作、欺诈败坏。孟德斯鸠在对比中呈现君主制和专制的关键差别，在于前者并不运用暴力强制来建立德性和秩序，转而诉诸于每个人的自爱的激情来确立社会秩序。这种自爱主要来源于对荣誉和荣耀的追求，它释放了人们的激情，并赋予社会较大的自由，带来了一定的道德混乱，但也仍然维持了秩序。孟德斯鸠邀请读者在专制东方和君主制欧洲之间进行选择：前者通过暴力专断维持秩序和表面上纯洁的婚姻和民情，后者容忍民情和社会的一定程度的不道德，但允许民众享受自由、安全和宽和。这一选择也是《波斯人信札》出版将近三十年后问世的《论法的精神》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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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老师在会议现场

承接崇明老师的有关论点，葛耘娜老师以“《波斯人信札》中的德性问题”为题，就“德性”这一具体概念的演变及小说文本的两种叙事展开，探讨了两种叙事的交错和“德性”的培养与退场。

德性是孟德斯鸠提出的三个政体原则之一，是政体分类理论的核心概念。但在《论法的精神》中，德性的概念被极度简化为热爱法律和热爱祖国而舍弃自己。葛耘娜老师指出在整个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尔基雅维利再到孟德斯鸠的政治思想传统中，德性概念经历的了明显的瘦身化过程。如何理解孟德斯鸠的这一简化？《波斯人信札》或许能够提供一些线索。《波斯人信札》依照两条主线完成德性问题的展开，一是政治叙事，集中于穴居人预言，二是伦理叙事，集中于后房故事。葛耘娜老师引入“镜像”概念，提出《波斯人信札》描摹出类似镜厅一样的图景，无数的镜像排列、嵌套，在伦理叙事当中其实也包含了政治的叙事的结构想象。

首先是穴居人寓言引导的政治叙事，郁斯贝克通过这个寓言回答了友人关于幸福基础的问题。葛耘娜老师指出寓言中穴居人从一个人人自利的群体变成了一个利他的群体的结局，非常符合孟德斯鸠描述的共和政体的原则，指出德性是自利的反面，即利他的。孟德斯鸠对于这样一种有德性的生活的描述也十分典型：“到神庙祈祷的，不是祈求自己发财，而是为同胞祈福……他们牲畜都混在一起，就省去了分配的烦恼”。葛耘娜老师指出，郁斯贝克的回信将友人有关幸福的问题转换成了社会存在之基础的问题。而在后房故事中，郁斯贝克的一个妻子在信中说明后房的稳定需要三重保障：分别是义务 [le devoir]，使女人服从丈夫，保持德性；爱慕 [le penchant]，使女人只爱丈夫；法 [les lois]，保障女人只属于丈夫并锁于深闺之中。葛耘娜老师透视郁斯贝克对妻子或说教或甜蜜的话语背后尽然是对情欲的麻木和对控制的渴望，后房故事已超越简单的情色故事或伦理叙事而成为政治的寓言。后房俨然成为最赤裸裸的专制结构，郁斯贝克对妻子德性和情感的唤起，只是权力关系的必要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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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的精神》

1748年版

接下来，葛耘娜老师指出伦理和政治两种叙事都是培养德性的方式范本。穴居人由历史传承的教化和父辈作为生活榜样的感化，促使子一代推己及人地培养出对同胞的感情。而后房的故事中，郁斯贝克将原本是一种实践的德性，主要通过语言说教的方式加以维系。对比《论法的精神》中对共和制的德性教育的说明，要求父亲爱平等、爱共和，从而影响孩子。古今德性教育方式的差异也就此彰显。

最后，葛耘娜老师提出《波斯人信札》中两个有关德性的叙事，结局都是德性的退场：是穴居人找到立法者并放下了德性的重负，是后房女人撕破了德性约束的外衣。葛耘娜老师联系《论法的精神》，提出专制的德性和爱共和国的德性的亲和性，专制政体权力对个人情感的剥夺同共和政体下对爱共和国的发生机制相同。这说明德性在共和政体和专制政体下都难以长期维持。孟德斯鸠为两处叙事设置德性退场的结局，暗喻着言语说教的方式不能维持德性，而对人性的苛刻的要求最后只会带来两种结局，要么是人在不堪忍受下放弃德性，要么是使用伪装来达到表面的德性。葛耘娜老师总结道，不同于之前的曼德维尔和之后的功利主义，孟德斯鸠秉持“德性的基础是有选择的自由”的古典观点，提倡一种宽和的德性，不是对人性过分要求，也不是抽象说教，而是在相对宽松的相处当中孕育出对同胞的感情、对政治共同体的热爱，这也是他对宽和政府论述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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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耘娜老师在会议现场

张旭老师作题为“《波斯人信札》中的立法者科学：从穴居人故事的隐喻谈起”的发言。在以《论法的精神》为参考的基础上，张旭老师关注到两部著作的共同主题，即政治秩序的建立和维持问题，以“《波斯人信札》中的立法者科学：从穴居人故事的隐喻谈起”为题发言。后作《论法的精神》充满了对立法者如何立法、建立何种宽和的政治秩序等问题的教导，《波斯人信札》则从人性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出发建设性地先行探讨了何种政治秩序可以被期待的问题，后者实为孟德斯鸠的立法者科学的前奏。

张旭老师从11-14封信中穴居人兴衰变迁的故事入手，提出穴居人在摆脱德性的束缚、推举立法者之后将面临何种政治秩序的问题。参照《论法的精神》第二章关于政体分类的内容可知，穴居人在经历了专制政体、共和政体、社会状态（包括战争与和平两个阶段）后，最终放弃了道德的约束，而选择服从法律，进入由君主统治的政体。虽然郁斯贝克没有提及，但穴居人在这一结局之后还会面临如何制定法律、建设国家的问题。《论法的精神》明确了制定法律的过程就是政体建立的过程，穴居人需要建立新的政治秩序，这涉及道德、法律、习俗、宗教与政体等之间的关系。在《波斯人信札》中穴居人的故事位于全书的开始，开放性的故事结尾不由得使人视其后的信札为对穴居人结局的回应——回答了需要何种立法者科学和应该如何建立政治秩序的问题。张旭老师认为，穴居人国王及寻求启蒙的两位波斯主人公都是小说中的立法者象征。相较之下，郁斯贝克是专制主义下的立法者，统治着作为专制政体之写照、涵盖了复杂的权力控制关系的波斯后房；而黎加是没有后房、没有专制包袱的活泼朝气的年轻人，是潜在的开明立法者。郁斯贝克面对后房乱局下令清洗并决定回到波斯，这意味着其近10年的启蒙之旅未能消除其专制的取向，他仍是专制的立法者。他自始至终深受情感上的折磨，以至最终陷入近乎绝望的境地。可见，在全然败坏的专制主义之下，主奴关系中的任何一方都会遭受相互的暴政。作为开明立法者之象征的黎加，则因厌弃波斯生活方式而决定留在巴黎。这给读者留下想象空间：从认知到情感都已成为开明之士的黎加，如果回到波斯并拥有一个后房的话，将会如何统治他的后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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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人信札》

John Ozell英译本

所谓“《波斯人信札》中的立法者科学”，其中的“科学”又有着怎样的意涵呢？张旭老师通过讨论书中有关理性和激情的不同部分，复现了孟德斯鸠政治秩序构想中对人的整体关照。一方面，书中的科学启蒙之旅是围绕着理性展开的，但另一方面后房中的情欲、法国女人和教士的丑态等内容都无涉甚至违背理性，而与激情相关。理性与激情，都是构成人的存在的重要部分。张旭老师强调，孟德斯鸠是在通过呈现具体而完整的人来探讨政治秩序的问题，他不仅关照人的理性，而且强调激情的方面。激情虽然不属于现代科学的范畴，但是从更广阔的意义上而言，激情其实是构成人的科学的重要部分。

“要把人当作有感情的人来对待，而不是当作只讲道理的人来对待。”（《波斯人信札》，第33封信）

“要求一个感性的存在物不去获得感觉，试图拒斥激情竟至使之得到纠正的机会都没有，……恐怕如此高的道德准则只是推测出来的吧，而且从这样一个距离来展示我们应该是怎样的，将使我们看不到我们是什么样的。”（《随想录》）

《论法的精神》强调激情在推动政体运行中的重要作用。孟德斯鸠以人的根本的存在方式为思想基础，将激情融入政治秩序构建的设想之中。而这样一种人的科学更具有某种古典的色彩。如保守主义思想家沃格林（Eric Voegelin）所言，“科学的意义是作为对现实结构的真实解释，作为人在其世界之中的理论取向，以及作为人理解他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的伟大工具”。而孟德斯鸠对于人的“科学”的理解与此相契合。巧妙的是，书中基于理性的科学知识都是通过直接异域见闻、学习和交流获得的，而激情和欲望则更多是在遥远的距离所产生的陌生感中被体验到的。通过远离家乡，郁斯贝克更深刻地认识到他自己的以及阉奴和女人们的情欲，同时面对巴黎社会的陌生情状，他认识到了法国社会的种种激情。理性和激情共同构成了郁斯贝克和黎加对于人的科学的理解，这也意味着，孟德斯鸠并未停留在现代科学所关注的层面，而是致力于把人的整体的存在秩序作为思考和书写的对象，这也是他的立法者科学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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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出生地Chateau de la Brède

最后，回到穴居人选出国王后可能的选择，张旭老师分析了书中呈现出的法国和波斯这两种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对立，以及背后所体现的孟德斯鸠的古典理论视野。从古典意义上来说，政体之间的对立突出地体现在人们的精神状况和生活方式中。由此，法国的宽和政体与波斯的专制政体之间的对立，表现为巴黎社会和郁斯贝克后房之间的对立。法国是自由的，伴随着纷繁驳杂的种种乱象，这正是因为人们的精神和情感是可以得到充分释放的。波斯是专制制度，它压制人们的身体、心灵和精神。在《论法的精神》中，这体现为专制政体的原则（即畏惧），它是一种全方位的奴役。纵观《波斯人信札》，孟德斯鸠在两种生活方式的对比中展示了法国自由政体和波斯专制政体的区别。在这两种政体之下，国家的方方面面相互关联，不论是政治结构，还是风俗习惯、家庭模式以及人的精神状况和行为方式，都是彼此影响和作用的。孟德斯鸠是以古典的整全性视野在打量着自己生活的法国和遥远的东方波斯，在他看来，政治制度的作用是首要的，它从根本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秩序，而同时政治制度又是诸多自然、社会因素的产物，它的维续有赖于特定法律、交往方式和情感模式的支持。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主张，法律应该和政体的性质和原则相关联，应该和自然的状况、气候、土地、人的生活方式等相关联，也应该与宗教、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等相关联，这些关系构成所谓“法的精神”。由此看来，关于法律的制定以及与之伴随的政治秩序的建立，孟德斯鸠所秉持的古典共同体视野是一致的，而也正在《论法的精神》中，他的“立法者科学”得到了完整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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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老师在会议现场

发言环节的最后，段德敏老师以“文明的陌生化与普世想象——《波斯人信札》中的文明互鉴”为题发表观点。段德敏老师从蒙田写作的食人部落看欧洲的故事引出有关文明比较的探讨。从欧洲以外的视角看待欧洲文明，欧洲内部的宗教战争是以宗教的名义去折磨、屠杀他人，比食人部落食死人的行为更加野蛮可怖。但蒙田并非是完全的道德相对主义者，他只是希望在文明的比较之中，找到一种更加自然的人的生活方式。潜于蒙田的文明构建和比较视野当中的，是一种正义与理性，认为生活在文明之中的人们无法得知自己的习俗的全貌，要获得陌生的视角唯有跳出这种文明之外。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中也采用了不同的文明之间的比较，两个波斯人在陌生的巴黎的见闻帮助他们反思身处的波斯社会。

随后，段德敏老师例举两位主人公在时间、空间转换中经历的文明冲击，不断凸显孟德斯鸠在小说中批判专制的核心关切。一是空间的转换陌生化了原本熟悉的文明习俗。郁斯贝克和黎伽不仅对伊斯兰教的教义和社会惯常的习俗产生了疑惑，也对波斯人和阉奴生活在一起是否会降低道德感、不利于培养德性产生了怀疑，郁斯贝克对于阉奴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二是时间的转换深化了郁斯贝克和黎伽对不同政体下的社会问题的认识。他们逐渐认识到在欧洲尤其是法国两性之间较为平等，两性关系很开放。虽然开放的关系本身也招致不稳定和复杂等问题，但相较于波斯，在法国的夫妻之间，他们更能够享受到互相爱慕的感情。波斯的家庭关系当中具有更多的秩序，但是丈夫往往分不清楚自己的妻子到底是自己爱慕的对象，还是自己的奴隶。

在波斯高度威权的夫妻关系当中，其实也存在着弱者的反抗，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来制造主人的不安，比如郁斯贝克的妻子zelis。段德敏老师引用政治学家James Scott所写“弱者的武器”，认为这种弱者的反抗类似于马来西亚农民地位地下，受到剥削压迫的武器是消极怠工，增加主人的损失以达到反抗的关系战略。这引出《波斯人信札》的一大主题，即对专制的反思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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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人信札》德文初版中的郁斯贝克和黎伽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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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两个波斯人眼中陌生的法国社会就是蒙田的视角下反思欧洲文明的镜子。这样一种视角只有通过外人才能够获得。信札中，两个波斯人经常用批评和调侃的态度来讨论法国的国王，此处就呈现出很细微处的视角的转变。段德敏老师在简单的波斯-专制和法国-自由的象征意义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法国君主制滑向专制的可能。欧洲的法国社会虽然代表温和的君主政体，但是借由波斯人的笔谈，路易十四和波斯国王的众多相似之处表明了孟德斯鸠对法国国王权力独断、贵族独立性不断下降的社会现状的批评。孟德斯鸠在此委婉地暗示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和传统的君主政体的法国是不一样的，在某种意义上滑向了某种专制政体。无独有偶，孟德斯鸠借郁斯贝克和黎伽之口将法国社会几乎所有人都调侃了一遍，教师、神父、想出名的文人、女士、炼金术士、投机者等等。在这一透镜下，欧洲社会最奇怪的莫过于宗教教义的纷争以及由此产生的暴力冲突，还有人们对宗教仪式的过分在意等等。

接下来，段德敏老师从小说写作方式的角度阐明了文明对话当中的普世想象譬喻。两个波斯人和其他人通信实际上构成了一种第一人称的文明的对话，并在对话当中产生了关于人和社会的普世主义的想象：人的自然生活到底应当呈现出何种面貌。欧洲社会和波斯社会，都是两种可能存在的生活方式，都有弊端。孟德斯鸠没有直接教导读者何者是更好的选择，或揭示是否存在普遍的自然主义的答案，但他的写作意图已明显地寓于书信之中。段德敏老师认为这非常类似柏拉图的对话结构，从不同主体的意见当中逐渐找到某种真正的知识。各方意见都不是正义本身，但是都包含着真理的某些部分，人们在对话中渐次逼近对真理的认识。此外，在段德敏老师看来，易卜拉欣的故事是《波斯人信札》最接近柏拉图哲学的预言。因为它也涵盖从洞穴到洞穴之外，从地上到天国的结构，故事结尾从天国回到地上，改造现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向上的超越是最接近柏拉图哲学之处。段德敏老师提到理论一词自于希腊语θεωρία，词根是旅行的意思。旅行其实就带来了某种视角的转换，就是对熟悉的事物的反思和质疑。沃林（Sheldon Wolin）就曾表示，“政治理论家们从来都是伟大的旅行家，或者去真实的地方，或者去想象的地方。”只有对熟悉的事物有自觉的反思和质疑，才可能有理论、哲学，从习俗超越到自然，从意见上升到知识。

《波斯人信札》中普世主义想象的暗面是其突出的有限性。郁斯贝克虽然经由旅行受到教育而更加智慧，产生普世主义的想象，但无法改变的是他仍然是一个波斯贵族，是后宫阉奴和众妻子的主人。之前时间和空间的这种转换是有利于他的教育的，但在后宫的乱局上是不利于他的，时空的距离招致的结果就是失去对后房的控制。一旦发现曾经的高压惩罚已经不能换来妻子的温情脉脉，启蒙教育带来的对自由等认识的觉醒，就加重郁斯贝克的后房主人身份带给他的挣扎痛苦。段德敏老师以同样的目光审视普世主义的文化和习俗，人们在文化和习俗当中感受到家的温情，而不需要考虑真理正义，但是一旦获得对真理的认识，就难以重返旧架构之中，或至少这一“重返”会带来未曾预料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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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yages de Monsieur le chevalier Chardin

伏尔泰私人收藏本

被认为是《波斯人信札》所述波斯风土的资料来源

最后，段德敏老师就《波斯人信札》对理解孟德斯鸠的政体的思想脉络之作用作结语。《波斯人信札》总体而言预见到了孟德斯鸠政治思想当中几乎所有的重要问题，政体、政治自由、宽和、政府、宗教等，非常有利于对孟德斯鸠整体政治思想的理解。同时，孟德斯鸠或将自己的思想之旅也看成一场波斯人的旅行，并非出于否定熟悉的习俗文化和传统，而是为了更好的看待文化。对文化的敏感和好奇是所有严肃的思想家必备的素质，不跳出熟悉的范围就不可能获得新的视角，《波斯人信札》中旅行的意象很好地阐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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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德敏老师在会议现场

与谈环节，现场听众就如何辨认信札中波斯人在新旧认知策略冲突下真正的思想态度向老师们提问。段德敏老师认为孟德斯鸠实际上是书信体小说的创造者，相较于旁白或其他更为直接的方式，采取对话的维度能避免书中对波斯和法国社会的批评流于偏见，更易被读者接受。崇明老师补充道，郁斯贝克的新旧认知冲突使得他获得一种超越性的目光看待波斯和法国社会，但同时普遍主义又是脆弱而有限的。孟德斯鸠实际是将文化多元性和普遍主义的自然之间戏剧性的冲突载于郁斯贝克身上。张旭老师联系孟德斯鸠于1751年所写的《关于〈波斯人信札〉的几点想法》，指出对法国宗教的批评也是为了突出波斯人在当地的陌生感和疏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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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现场

发言者们还从葛耘娜老师发言中“德性的退场”问题出发，就《论法的精神》中三类政体原则在不同政治文明中的表现展开讨论。葛耘娜老师认为后院结局中德性并非崩溃而是退场，因为两种政体对人的德性的要求过度抽象和严格，至《论法的精神》将德性极度简化。崇明老师主张诚然并非一类政体只存在其标志性的一种原则，但专制政体依靠恐惧维系德性的方式只能迎来革命的结局，说明孟德斯鸠认为专制是无法培育真正的德性的。张旭老师认为应当通过辨析是何者主导着政体的运作方式来区分不同政体。共和政体依靠荣誉为本的德性推动，而专制政体中是恐惧而非德性是主导力量，这就是二者的区别。波斯后房的结局并非没有秩序了，而是一种旧有的依靠恐惧运转的秩序不再起作用。

随后，发言者和现场听众还从法国政体所处的君主和专制的中间状态出发，谈及孟德斯鸠政治思想中商业文明与民主制度的关系，由《波斯人信札》中的18世纪波斯与欧洲文明之间的陌生进而讨论到19世纪帝国扩张阶段欧洲主流知识分子对待异域文明的态度，前期对文明多样性的觉察和反思促进了社会进化思想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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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东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