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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吉金——钟鼎彝器善本过眼录》出版述要

摘要: 2020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推介活动将10种十佳图书、10种优秀图书呈现在读者面前,它们以高质量的内容和形式,反映出我国文化遗产学术研究的杰出成果,展示着欣欣向荣的文博行业风采,也启示着文化遗产图书的未来发展方向。我们向这些入选图书的图书编辑约稿,从编辑的角度,还原出图书的策划、编辑和制作过程,以飨读者。2020年出版的《纸上吉金——钟 ...

2020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推介活动将10种十佳图书、10种优秀图书呈现在读者面前,它们以高质量的内容和形式,反映出我国文化遗产学术研究的杰出成果,展示着欣欣向荣的文博行业风采,也启示着文化遗产图书的未来发展方向。我们向这些入选图书的图书编辑约稿,从编辑的角度,还原出图书的策划、编辑和制作过程,以飨读者。


2020年出版的《纸上吉金——钟鼎彝器善本过眼录》相较于2016年出版的《纸上金石——小品善拓过眼录》,一为青铜重器,一为金石小品拓本的整理汇编,二书有品类之分,而无内涵之别,出版后被视为“金石双楫”,两书也分别入选了2020年度全国文化遗产优秀图书,2016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

纸上吉金:钟鼎彝器善本过眼录(全三册)

编著:仲威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10月

定价:1800元









金石学即考古学的前身,其中的“金”即指青铜器,“石”是指石刻,由于器物不便于搬运,对铭文和器形的拓本便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的研究资料。加之有些青铜器、石刻已经损毁,拓本便成为第一手材料。
传拓技术,在唐代以前就已经被掌握,并将之用来复制碑帖。到了宋代,又赋予传拓以学术内涵。“纸寿千年,墨润万变”,金石的铭文和器形依靠纸墨传拓之后,进入了文人的书斋。文人们研究之后,系以题跋,追加了拓片深厚的学术价值,金石学由是而建立,同时也使得传拓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
金石学虽然始于宋代,但目前从海内外博物馆收藏的钟鼎彝器来看,宋代流传至今的“传世器”数量很少,绝大部分是清代乾嘉以后陆续出土发现的,乾嘉时期,也正值金石学再度兴起,逐渐流行传拓“吉金”铭文拓片,到道光年间,又发明创造了“全形拓”,以传拓加手绘的技术,勾勒出钟鼎彝器的原形,并伴随照相术的发明、引进、发展、普及,带动了“全形拓”技术手段的日臻完善。本书也正是这一时期全形拓善本的代表作。
作者仲威先生任职于上海图书馆古籍部,自1995年开始整理馆藏碑帖拓片。2010年,当馆藏20余万件的碑帖拓片整理完毕后,很多师友都劝他在碑帖版本学研究后,继续开展碑帖文献学方面的研究。但是,他经过慎重考虑,还是决定对金文拓片的整理与研究。经过十余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上海图书馆金文与钟鼎彝器全形拓的初步编目工作。
过眼馆藏近千件的全形拓拓本,仲威先生对全形拓的价值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和遴选原则,精选出260余件钟鼎彝器全形拓本,并进行整理、释读、考证,汇编成《纸上吉金——钟鼎彝器善本过眼录》一书,浓缩性地将全形拓的文化价值深入且多角度地呈现给读者。
本书收录的全形拓器型丰富,拓本多样。这些拓本涉及的器型按照功能可分为乐器、食器、酒器、水器四大类,乐器再细分为钟、鎛、句鑃;食器细分为鼎、鬲、甗、簋、簠、豆;酒器细分为爵、角、觚、觯、尊、壶、卣、罍;水器细分为盘、盉、匜。每个类目下是不同的器物,器物下是不同的拓本。比如钟有郑邢叔钟、兮仲钟、子璋钟、士父钟、虢叔旅钟等15种,虢叔旅钟又有甲乙丁己四器,每种器下又有多种拓本,如虢叔旅钟甲就有王仁俊跋本、杨铎藏本、金邠跋本等等。
仲威先生认为拓本的珍贵固然与拓器物的文物珍贵程度、器物铸刻铭文字数的多寡、原器是否已毁佚这些因素相关,但是名家题跋所赋予的人文价值才是“吉金”全形拓的亮点。“名家题跋内容大多围绕经史、小学、义例展开阐发,考其时代,述其制度,释其文字,为“证经订史”服务,……证经典之同异、正诸史之谬误、补载籍之缺佚……”因此作者在选择拓本的时候,以金石学研究即著录、摹写、考释、评述四端为考量,将题跋内容作为重要的选择标准。在此基础上,本书力求“存其目,录其文,图其形,述其史”。
书中收录的邾公华钟拓本,是桂馥跋本。此拓为邾公华钟之初拓本。乾隆末年,为庄宇逵(达甫)收藏,钟甬两侧,存乾隆五十五年(1790)桂馥题记,桂馥(1736-1805),字未谷。清代学者、文字学家。桂馥和段玉裁同时治《说文》,人称“南段北桂”,撰《说文解字义证》五十卷,誉为“清代说文四大家”之一。

钟拓底部,存江德量按语。江德量(1752-1793),字成嘉,号量殊、秋史。精小学,好金石,尤其在古钱币释文方面颇有建树,著有《钱谱》《古泉志》等。 江德量按语后接孙星衍、胡唐题识。孙星衍(1753-1818)字渊如,号伯渊,别署芳茂山人、微隐。乾嘉学派的重要人物,精研经史、文字、音训、诸子百家,著有《周易集解》《寰宇访碑录》《芳茂山人诗录》等。胡唐(1759-1826)又名长庚 ,字子西, 号西甫、城东老人、木雁居士,安徽歙县人。金石学者,精于古文字学。
道光年间,此拓本转归程文荣(兰川)收藏。程文荣(?-1853),字鱼石,号兰川、南村。清道光、咸丰间金石学家。著有《嘉兴府金石志》《江宁金石志补》《钟鼎校误》《绛帖考》《南村帖考》等。
拓片左侧,存道光二十八年(1848)戴熙题记。戴熙(1801-1860),字醇士,号榆庵、鹿床、井东居士。工诗书,善绘事,与汤贻汾齐名,并称“汤戴”。
卷轴顶部,存何绍基题记。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东洲、猿叟。清代诗人、学者、书法家。著有《惜道味斋经说》《东洲草堂诗·文钞》《说文段注驳正》等。何绍基在题记中推断此钟为“秦武公钟”。
从此拓本的题跋者可见,这是一场金石学家跨时空的汇聚,题跋内容涉及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古文献学、古器物鉴定学等多个方面。
全形拓的拓工大多没有留下姓名,但也不乏名手。早期传拓往往是藏家和文化人亲自动手,也有的藏家有相对固定传拓者,如程木庵藏器,大多出自六舟,吴云藏器一般出自李锦鸿和张玉芹,费念慈藏器多出自王同愈,端方藏器出自黄少穆,李国森藏器出自王秀仁等等。《纸上吉金》中可见有王秀仁拓本、陈介祺拓本、黄廷荣拓本、王同愈拓本、汪鋆拓本、六舟拓本、陆树声拓本、李锦鸿拓本、周希丁拓本、戴彦生拓本、林福昌拓本,展示了不同的全形拓风貌。
本书所录子鼎拓本为汪鋆手拓,钤有“砚山手拓”。子鼎,旧称“子刄鼎”,商代晚期器,汪鋆旧藏,今已不知下落。汪鋆,字砚山,亦作研山。工诗文,精金石考证,善山水花卉。著有《扬州画苑录》《十二砚斋随笔》等。
此本虽拓工不精熟,然出于器物藏家、金石名家之手,亦极为难得。卷轴顶部,有汪鋆题记,亦可见其深厚学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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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子刄鼎。

右鼎以建初尺度之,高九寸,径八寸七分,足高四寸,两耳高二寸,准永元权重十一斤有奇。铭五字:“子刄鼎铭彝”,“刄”说文作“刃”,刀坚也,象刀有刃之形。薛书载“子孙父丁鼎二”,前上一字作持刀之状者,孙也,其与子执弓,子执戈之义同,又云:凡祭享之器,著云刀戈戟者,盖铭其有武功也。此铭子刄之义,当以此下一盟字,或如襄公九年子驷之要盟,抑即哀公九年吴之寻盟会盟之际,不尽玉帛率皆有武意存乎其间,故曰子刄鼎盟彝,商尚质凡物皆象形,而兹鼎文之以篆所以知为器无疑。汪鋆释并媵之小诗。

汾阴得鼎祥纪年,铜花飞出供吉蠲。

不必敞辨宪拜手,蔚为美瑞隆豆边。

铭著于史焕万古,丕显休命天子前。

富有四海且为宝,矧乃古物归青毡。

细加谛释证蝌蚪,侥幸五字能识全。

不外商家象形义,似为铭武戈止鋋。

一刄一盟详叔重,说文参校非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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