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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现、大突破——“江西樟树国字山墓葬发掘成果论证会”纪要

摘要:   江西樟树国字山墓葬的发掘是近年来南方地区东周时期考古的重大突破。2021年12月25日,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浙江大学、中国美术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博物馆、湖南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安徽大学、厦门大学、上海大学、江西省博物馆、荆州文物保护和研究中心 ...

  江西樟树国字山墓葬的发掘是近年来南方地区东周时期考古的重大突破。2021年12月25日,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浙江大学、中国美术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博物馆、湖南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安徽大学、厦门大学、上海大学、江西省博物馆、荆州文物保护和研究中心、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的3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江西樟树,就墓葬发掘的重要意义和价值进行研讨和论证,同时为下一步的发掘、整理和研究等工作提供宝贵意见。

与会专家考察筑卫城遗址和国字山墓葬

  25日上午,与会专家冒雨考察了筑卫城遗址和国字山墓葬发掘现场,并仔细观摩了出土遗物,在现场展开热烈的讨论。下午举行的论证会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国字山考古队首先介绍了国字山发掘的理念、基本过程、主要收获和认识等。与会专家就国字山墓葬的发现、意义以及下一步工作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取得了广泛的共识。

与会专家考察筑卫城遗址和国字山墓葬

  1.与会专家基本赞同发掘者对墓葬年代属于战国中期的判断。朱凤瀚先生指出墓内出土一件戈的器主是越王翳,在位时间为公元前411到公元前376年,属战国早期晚段,由此可以确定墓葬年代的上限。墓内出土的越式鼎的时代大概在战国中期。墓内出土的提梁盉形制和天星观二号墓内出土的很接近,时代也在战国中期。出土的漆盾与江陵李家台4号墓出的漆盾形制很像,时代在战国中期偏晚。因此墓葬的时代大致在战国中期。厦门大学张闻捷先生通过依据墓内出土其他铜戈推断墓葬年代在战国中期偏晚阶段。张爱冰先生则将其置于徐人南下的大背景下考察,认为时代或可早些。方北松通过漆器的纹饰、做工等推断墓葬年代在战国中期。

  2.墓内出土有两件铭鸟虫书的铜戈,铭文分别作“者殹自乍用戟”和“於戉台王旨殹之大子不(?)寿自乍元用矛”,器主分别是越王翳和翳的大子不(?)寿。

  曹锦炎先生指出这两件戈分别是三戈戟的组成部分。他认为者翳戈在制作时,者翳没有称王。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与不寿戈同铭的矛,两者是同字模制作,原先当为一组。以往越国铜器都是在越国以外的区域发现,是楚灭越以后的战利品。这两件越国器物出土于越人墓葬内,表明江西地区在越灭了吴后被越所控制,属于为越国的势力范围。

  朱凤瀚先生则认为国字山墓主可能和越王翳及太子不(?)寿这一支有密切的关系,是依附于楚的越人贵族。

  赵东升先生推测国字山墓是王族墓葬,此处有可能是翳至无彊的国都所在。

  徐天进和张爱冰等先生则认为少量的出土铭文和墓主人难以直接画等号,需要综合多重因素来判定。

  李泽斌先生通过对墓内遗物,特别是玉龙、玉凤两件玉器与无锡鸿山越墓的出土类似器物的比较,认为国字山墓葬是一座越国墓葬。

  3.与会专家对国字山墓葬内多种文化因素共存状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田正标先生指出墓内出土的遗物,很多有着明显的越文化因素,如印纹陶、原始瓷器、鸠杖,有铭铜戈、铜镇等。施劲松先生指出墓内出土的青铜人形镦,以往多见于长江下游的绍兴、德清、镇江,提梁盉和曲柄盉以往多见于江淮地区,漆木器则有着显著的楚文化特点。

  徐天进先生指出要注意墓葬形制所体现出的特点,如围沟更接近于中原地区的墓葬做法,壁龛在南方地区较为少见等。张爱冰先生将墓内的人殉现象与钟离国墓的人殉相联系,结合墓内发现江淮地区风格遗物,以及周边的地区发现的徐国青铜器,认为是收到江淮地区文化的影响。

  多位专家更加关注于墓葬内的本地文化因素,指出墓葬形制,墓内出土的陶器具有显著的特点,体现出了本地独具特色的文化面貌。方北松先生提出漆器上的一些纹样、出土的漆筝等都是本地传统。

  4.多位专家注意到国字山墓葬所具有的高等级。张昌平先生指出墓室面积达到230平方米,采用中字型的墓葬结构,使用大量人殉陪葬,墓内多达25个的分室结构等,墓内随葬的错金削刀等均反映了墓葬等级很高。杨文胜先生则指出墓葬外围的围沟在中原地区的韩王陵和固围村墓葬均有发现,均是高等级墓葬发现的,彰显了墓主的身份等级。

  5.与会专家对墓葬所反映的历史进程进行了深入探讨。陈星灿先生指出,国字山墓葬的发掘,特别是两件有铭文的青铜器的发现,对我们了解这个时期,战国时期越国和楚国的关系,本区域“吴头楚尾”的历史状况极为重要,填补了很多空白。国字山墓葬与筑卫城城址密切相关,是其附属性遗存。李伯谦先生直接指出两件带铭文兵器的发现表明筑卫城不是一般性聚落,有着非常强政治性一个聚落,应当是当时越国在西部对抗楚国侵犯的一个“桥头堡”。 郭伟民先生指出国字山墓葬的发现对于江西地区的东周时期的考古工作十分重要,是揭开江西先秦历史的一把钥匙,对于江西地区“吴头楚尾”的探究具有重要意义。徐长青先生指出国字山墓葬和筑卫城城址所在的清江盆地是江西地区东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核心区域,附近发现有城址和墓葬外,还先后出土了与吴、越、徐有关的青铜器,值得深入开展工作。施劲松先生指出,国字山墓葬及附近的筑卫城城址的发掘和研究要置于整个长江流域东周时期整体的考古背景中加以整体考察

  6.张闻捷先生指出在清江盆地曾出土过者减钟和能原鎛等吴越青铜乐器,结合到墓内出土的乐钟资料,表明越国墓葬内是随葬青铜乐钟的,对于探讨南方地区的礼乐制度具有重要价值。焦南峰先生指出墓葬的形制与印山大墓,八亩墩墓葬等典型的越墓不同,可能是南方墓葬复杂化和中原化进程的体现。张春龙和高 成林先生不约而同地提到在近年来湘赣边界罗霄山脉的几处山口上发现一系列城址。这些城址扼制住湖南与江西之间数个交通要道,构成了楚和越之间的南北向分界线:以西楚文化因素较多,以东则以越文化因素为主。

  7.与会专家提出进一步加强后续工作。魏坚先生在研究和整理的过程中要积极发挥多学科的力量,切实把这批材料保护好和研究好。苏荣誉先生指出墓内出土的大量铅锡合金金属片,与以往楚墓内发现的装饰品一致,值得深入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周亚先生对墓内出土错金削刀的工艺研究建议除了利用CT技术进行分析外,还建议采用微痕技术对已经脱落的部分予以复原。方北松建设建议尽快编制各项保护方案,切实保护好珍贵的出土遗物。墓葬处在山顶,条件较好,建议对墓葬加以原址现场保护。

  与会专家提出,在国字山墓葬的发掘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在筑卫城及清江盆地开展持续性的考古研究工作。刘建国通过对早期航空和卫星影像的解读,在赣江河谷边缘丘陵地带发现大量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的大量城址,建议在遥感、航空摄影等技术的辅助下展开系统调查,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用。李泽斌先生建议下一步对筑卫城城址开始科学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

学者考察

  与会专家认为国字山墓葬的发掘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填补了江西先秦历史时期的历史序列和考古学文化的空白

  江西地区虽然有吴城、牛城和新干大洋洲等一系列重要发现,但两周时期虽然有李洲坳大墓等的重大发现,但整体文化面貌并不清晰,文化谱系并未建立。国字山墓葬的发掘恰填补了这一空白,为我们开展江西地区先秦时期的考古工作构建了很好的节点,成为下一步的基础。

  国字山墓葬内出土的越国铜器铭文涉及到越王翳和他的大子不(?)寿

  可以推测墓主与越国王室密切相关。国字山墓葬内有显著的越文化因素。国字山墓葬是筑卫城城址的附属性遗存。筑卫城周边分布有大量同时期城址、遗址和墓葬等,构成了以筑卫城城址为核心的聚落群。筑卫城是越文化的区域政治中心,在越国和越文化研究中占据着突出的地位。

  国字山墓葬内发现越、楚和群舒等文化因素,加上本土独特的文化面貌,形成了多种文化因素交融共存的格局

  东周时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的关键时期。通过国字山墓葬的发掘对于不仅仅能够复原江西地区这一时期的历史面貌,了解作为“吴头楚尾”的本区域东周时期的历史过程、国族和政治格局的演变,更是对于探索江西地区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大家庭的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与会专家对国字山墓葬的发掘工作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国字山发掘的理念先进、工作出色。

  国字山墓葬的考古工作是在聚落考古的理念下整体展开的,将国字山墓葬置于筑卫城聚落群、清江盆地的先秦时期和江西地区考古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在墓葬本体发掘的同时,在周边开展了有针对性的调查和勘探,发掘诸多有价值的线索,促进了对墓葬的认识。考古发掘数据库的建立能够保证发掘工作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可拓展性。发掘过程中,做到精细化发掘,文物保护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同步推进,多角度全方面采集信息,促进了墓葬发掘和研究工作。

  正如王巍研究员指出的,这些理念和措施正是百年中国考古走向成熟的标志和反映。诚如雷兴山先生所言,国字山的发掘是继海昏侯之后,江西考古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和一个一个亮眼的里程碑式的,江西考古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交出的一份优秀答卷。(整理:张建仕、唐锦琼、王意乐)

(图文转自:“文博中国”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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