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免死金牌”是民间对“丹书铁券”的俗称。所谓铁券，是古代帝王赐给大将勋臣以保证其本人与家族世代享有朝廷优渥待遇以及免罪等特权的证书。因其证书如版，用铁制成，故名“铁券”。铁券上的文字，一般用朱砂写成，或者在其上刻字而镶嵌以黄金，故亦称“丹书铁券（铁契）”、“金书铁券”等。铁券形制铁券的形制，南宋程大昌《演繁露》卷十六尝有颇为详细 ...

“免死金牌”是民间对“丹书铁券”的俗称。所谓铁券，是古代帝王赐给大将勋臣以保证其本人与家族世代享有朝廷优渥待遇以及免罪等特权的证书。因其证书如版，用铁制成，故名“铁券”。铁券上的文字，一般用朱砂写成，或者在其上刻字而镶嵌以黄金，故亦称“丹书铁券（铁契）”、“金书铁券”等。
铁券形制
铁券的形制，南宋程大昌《演繁露》卷十六尝有颇为详细的考证：“是劵也，铁质金字，本形正圆，而空虚其中，镌勒制文于外已，乃用古傅别法。中分其器而二之，一以藏官，一以授诸得劵之人。故今存于世者，形如半甑，正与契劵两别之理相应也。”即铁券制成后，君臣各持其半。程大昌又云铁券“要之取录功坚久之义，故以铁为之”。
唐、宋时期的铁券实物，今日可见者有唐末昭宗于乾宁四年（897年）赐予割据浙江的镇海镇东等军节度、彭城郡王钱镠（今建国吴越）的铁券，形如盖瓦，上嵌金书333字，内容包括钱镠官爵、封邑与受封功绩等，并特加说明可免钱镠本人九死，或免其子孙后代三次死罪。据北宋僧人文莹《续湘山野录》云“唐昭宗以钱武肃镠平董昌于越，拜镠为镇海镇东节度使、中书令，赐铁劵”。南宋人袁褧《枫窗小牍》卷下也全文记录了钱镠“铁券”上的誓书，文末云：“是用锡其金板，申以誓词：长河有似带之期，泰华有如拳之日。惟我念功之旨，永将延祚子孙，使卿长袭宠荣，克保富贵。卿恕九死，子孙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承我信誓，往惟钦哉。宜付史馆，颁于天下。”

钱镠受赐“金书铁券”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汉书·高祖纪一》称刘邦“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程大昌认为“其殆铁劵所始耶”，并指出“至《功臣表》所载‘山河带砺’等语，乃铁券丹书文也”。《后汉书·祭遵传》亦云“丹书铁券，传之无穷”。将誓书刻写在铁券之上，当然是取铁的坚固，可传长久。因此，历代天子“与功臣剖符作誓”即赐予铁券的初意，是为表示崇渥功臣，并期待“传之无穷”。所以《旧唐书·代宗纪》有“功臣皆赐铁劵，藏名太庙，画像凌烟阁”的记载。但从历史上颁赐铁券的实际情况分析，君王赐予功臣铁券，与其说是为“赏殊功也”，毋宁说是为了“安反侧”。这在兵燹不绝、政局动荡的五代时期尤为显著。
五代铁券
史载，被誉为五代时明君的后唐明宗李嗣源，在成为天子后曾经询问侍臣道：“古铁券如何？”大臣赵凤答曰：“帝王誓文，许其子子孙孙长享爵禄。”后唐明宗闻言感慨道：“先朝所赐，唯朕与郭崇韬、李继麟三人尔，崇韬、继麟寻已族灭，朕之危疑，虑在旦夕。”赵凤亦云：“帝王执信，故不必铭金镂石矣。”后唐明宗如此感慨的背景，是后唐庄宗灭亡后梁，赐予开国功臣郭崇韬、李嗣源和李继麟（朱友谦）三人“免死”铁券。郭崇韬当时“兼领镇、冀州节度使，进封赵郡公，邑二千户，赐铁券，恕十死”。结果，郭崇韬、李继麟皆因遭到天子猜忌而无罪被诛杀，李嗣源被逼举兵，登基称帝。当李继麟家族被族灭之时，其妻张氏入内室取出“丹书铁券”，向监刑大臣夏鲁奇指示道：“此皇帝所赐也，不知为何语！”夏鲁奇亦甚“为之惭”。
当时被赐予铁券除上述三人及吴越王钱镠以外，还有朱温，唐僖宗尝赐其“铁券及德政碑”；太傅、许国公韩建，唐昭宗“赐铁券”；魏州节度使范延光，后晋高祖石敬瑭尝册封其为东平郡王、天平军节度使，“赐铁券”。其结果也是，朱温（即朱全忠）篡唐称帝，乃后梁太祖；钱镠也称霸江浙一方。至于韩建在兵变中遇害，范延光被杀。
据《旧五代史》载，后晋初，节度使范延光“据邺城叛”，后晋高祖遣将讨伐，围城经岁，“城中饥窘”，于是后晋高祖遣使入城劝降，“因赐铁券”，改封范延光为高平郡王，“延光谓门人李式曰：‘主上敦信明义，言无不践，许以不死，则不死矣。’因撤去守备，素服请降”。待范延光致仕，“辇囊装妓妾”，居于河阳。河阳守将杨光远贪图其财货，上奏天子“延光不家汴、洛，出舍外籓，非南走淮夷，则北走契丹，宜早除之”。然而后晋高祖“以许之不死，铁券在焉，持疑未允”。但杨光远看穿天子之意，于是遣其子“以兵环其第，逼令自裁。延光曰：‘明天子在上，赐金书许我不死，尔之父子何得胁制如此？’明旦，则以白刃驱之，令上马之浮桥，排于水中”。然后上奏朝廷：“延光投河自溺而死。”因“朝廷以适会其意，弗之理”。此后泾州帅张彦泽杀记室张式，“夺其妻，式家人诣阙上诉”。后晋高祖因张彦泽有军功，“释其罪”。言臣李涛“伏閤抗疏，请置于法”。后晋高祖云：“吾与彦泽有誓约，恕其死。”李涛遂厉声责问：“彦泽私誓，陛下不忍食其言；范延光尝赐铁券，今复安在？”后晋高祖无法回答。
被赐予铁券的功臣大将，若不是自己称帝称霸，大多未得善终，所以铁券之赐予，反而不能达到使君臣相协的初衷，使得君臣相互猜忌之意更甚。稍后，后周太祖郭威为安抚盘踞河东的后汉主刘崇，允诺“即当便封王爵，永镇北门，铁券丹书，必无爱惜”，但刘崇不屑一顾。周世宗柴荣为招降淮右南唐守将郭廷谓，“遣谍以铁券及其垒”，郭廷谓“拒之”。殷鉴不远，铁券之不为臣下所信者至如此。因此，后唐大臣赵凤有“帝王执信，故不必铭金镂石矣”之语。
宋代铁券
入宋之初，宋太祖统治根基不稳，潞州节度使李筠起兵反宋，东南的扬州节度使李重进也蠢蠢欲动，宋军面临腹背受敌、两线作战的危险。此时，李重进遣亲吏翟守珣前往潞州联络李筠，欲联手抗宋。不料翟守珣在途中潜入开封城谒见宋太祖，心中正担忧扬州与潞州联手的宋太祖急忙询问起扬州情况，并问道：“我欲赐重进铁券，彼信我乎？”翟守珣回答：“重进终无归顺之志。”于是宋太祖便送给翟守珣很多财物，许以官爵，让他回去劝说李重进不要急于起兵，“无令二凶并作，以分兵势”，而李重进也确实“信之”，未即刻起兵。
按说殷鉴不远，李重进也绝非初出茅庐之“雏儿”，多年来一直在充满刀光剑影的政坛上斗狠厮杀，怎会轻易听信翟守珣之言，放弃这一难得易失的东西夹击宋廷之有利时机？显然，大家都是明白人，所谓“养威持重，不可轻发”的劝说，是要李重进隔岸观火，待宋廷与李筠斗得两败俱伤之时，自己可得渔翁之利。此计策颇合李重进的心意，故李重进按兵不发，静观事态发展。但时机难得易失，待宋太祖破灭潞州李筠兵叛以后，遂回头“将经略淮南”。面对“愈不自安”且不信铁券效用的李重进，宋太祖又反其道而用之。据《宋史·周三臣传》载，宋太祖改任李重进为平卢节度使，让他离开经营有年的扬州，李重进对此自然“必增疑惧”，宋太祖又遣六宅使陈思诲“赍铁劵往赐，以慰安之”。鉴于五代时期受铁券者的“前车之辙”，所以宋太祖赐予李重进铁券，“以安其心”云云，不过是一托词而已，其实质用意乃是逼迫李重进速反，好使自己得到一消灭李重进集团的借口。于是不愿束手归附的李重进只得如宋太宗所愿而仓促据城举兵，结果遭到宋兵一击即兵败身死。
或者有人认为：宋太祖赐铁券，实有安抚李重进之用心，只是李重进自己心怀鬼胎、不敢相信而已。但除赐铁券与李重进一事外，宋太祖还曾特赐南唐降将卢绛铁券，由此事完全可以看出宋太祖根本未将铁券当一回事：宋军攻破南唐都城金陵，南唐宣州节度使卢绛“无所归，欲据福建以叛”，率部下经过歙州城，歙州守臣龚慎仪“闭门不纳”，卢绛攻破城池，杀死龚慎仪。此时宋廷命南唐各地将领皆“罢兵入朝”，但卢绛犹豫不决。正好宋军先锋将曹翰“使赍铁劵至”，卢绛遂归降，并入京城朝见天子。龚慎仪的侄子龚颖已先归宋，为侍御史，见到卢绛，即上诉于宋太祖，“极言绛狼子野心，不可留”。宋太祖下令诛卢绛，卢绛大呼曰：“陛下以铁劵诏臣，恕之以死。今以微罪一旦见杀，千古而下，且彰陛下之无信。”宋太祖答：“朕为龚慎仪杀贼而已，何负于卿！”
有鉴于铁券在相当程度上反成为君臣互相猜疑之物，宋太祖乃别辟蹊径，通过“杯酒释兵权”，即以赐予钱财良田、君臣联姻等方法来安抚开国功臣，以为解除其兵权的对价，而终使君臣得以相安，其关系相比较其他朝代要来得和睦。
通观有宋一代，除宋太祖尝两次赐予铁券外，南宋初年也曾赐与臣下铁券一次，但这次赐予铁劵事件，太过儿戏：史载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大将苗傅、刘正彦兵变，逼迫宋高宗退位。不久，四方勤王兵马迫近临安城，苗、刘“始惧”，于是有人建议，“褒傅、正彦如赵普故事，遂皆赐铁券”。苗、刘在逃出杭州城前夕，还率兵闯到宰相办公的都堂，讨要“所赐铁券”，宰相朱胜非便“命所属检详故事，如法制造”。据岳珂《桯史》卷六《铁劵故事》载苗、刘两人欲南遁，“其属张逵为画计，使请铁劵。既朝辞，遂造堂，袖札以恳，忠靖（宰相朱胜非）曰：‘上多二君忠义，此必不吝。’顾吏取笔，判奏行给赐，令所属检详故事，如法制造，不得住滞。二凶大喜，是夕遂引遁，无复哗者。时建炎三年四月己酉也。明日将朝，郎官傅宿扣漏院白急速事，命延之入，傅曰：‘昨得堂帖给赐二将铁劵，此非常之典，今可行乎？’忠靖取所持帖，顾执政秉烛同阅，忽顾问曰：‘检详故事，曾检得否？’曰：‘无可检。’又问：‘如法制造，其法如何？’曰：‘不知。’又曰：‘如此可给乎？’执政皆笑。傅亦笑曰：‘已得之矣。’遂退。”可见其忽悠，但苗、刘两人皆一介武夫，不明其中奥妙，结果随即遭到宋军的追杀，身首异处。
朱胜非诸人不知铁券制度，倒也非是故意欺骗苗、刘两人，实是因为自宋廷不再赐予臣下铁券，就是宋仁宗也因不明其形制如何，曾好奇地向钱镠后人钱晦打听其“家所藏铁劵，欲见之”。钱晦遂“并三朝御书以进”，宋仁宗“皆亲识其末，还之”。
宋太祖对铁券颇不以为然，而宋代士大夫的一般认识也大体类同。如王安石《读汉功臣表》诗云：“汉家分土建忠良，铁劵丹书信誓长。本待山河如带砺，何缘葅醢赐侯王？”按《汉书·黥布传》云汉高祖诛梁王彭越，“盛其醢以徧赐诸侯”。“醢”所谓“葅其骨肉”。又《唐书·杨元琰传》载武则天末年五大臣“定计诛张易之等，赐铁券，恕十死。俄而柬之、敬晖等为武三思所构”，被诛，故晁补之在《唐旧书杂论》中议论云：当时五臣所恃乃“区区赐功臣铁券恕十死，岂不儿戏也哉！”而最为著名之事，是宋真宗时，宋朝使臣王曾出使辽国，辽国派邢祥来接待。史载，因辽国上承唐制，赐予大臣铁券，而邢祥也知宋朝不施行此制度，故特意夸耀“其国中亲贤赐铁劵”。王曾随即贬斥道：“铁劵者，衰世以宠权臣，用安反侧，岂所以待亲贤耶？”邢祥“媿，不复语”。
不过，铁券在宋代倒也不是一无用处。南宋朱彧《萍洲可谈》卷二曾记载一事：元丰年间，苏轼因“乌台诗案”下大狱，狱卒“即问五代有无誓书铁劵，盖死囚则如此，他罪止问三代”，使苏轼误以为天子欲处死自己，遂“为一诗付狱吏，他日寄子由”，其诗有“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之句。可见五代铁券，在宋朝仍承认其有效用。至于《水浒》中说小旋风柴进家族拥有宋太祖所赐的“免死铁券”，并由此生发出的种种故事，则只是小说家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