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96年10月，湖南长沙走马楼古井群J22出土了约10万枚三国吴简，轰动了整个学界。这批吴简信息丰富，让陌生的孙吴临湘侯国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人们以“嘉禾一井传千古”来赞誉走马楼J22。此后，在中国南方尤其是湖南地区古代官署内外的古井中陆续发现简牍，持续吸引学界的关注。古井简牍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序列完整，从战国楚简到晋简一应俱全，呈现“ ...

　　1996年10月，湖南长沙走马楼古井群J22出土了约10万枚三国吴简，轰动了整个学界。这批吴简信息丰富，让陌生的孙吴临湘侯国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人们以“嘉禾一井传千古”来赞誉走马楼J22。此后，在中国南方尤其是湖南地区古代官署内外的古井中陆续发现简牍，持续吸引学界的关注。古井简牍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序列完整，从战国楚简到晋简一应俱全，呈现“井”喷之势。古井中为何出土大量简牍，这其中又有何奥秘呢？就让我们走进古井简牍的考古现场，一探究竟。

走马楼吴简井内清理 图片来自作者

　　琳琅满目的古井简及其定名

　　古井简牍跨越时代长，包含了简牍书写时代遗存至今的楚简、秦简、汉简和魏晋简等。这其中既有弥补战国时期司法、行政文书欠缺的湖北荆州高台、湖南益阳兔子山和湘乡三眼井战国楚简，也有再现秦代迁陵县行政运作实态的湖南龙山里耶秦简；不仅包含反映西汉时期南越王宫管理情况的广东广州南越王宫署遗址木简，还包含有望改变东汉史研究长期滞后状况的湖南长沙九如斋、东牌楼、尚德街，醴陵邓公塘，益阳兔子山东汉简，真可谓触目皆琳琅珠玉。

　　不仅如此，长沙走马楼西汉简是首次发现的长沙国行政文书，为比较西汉前期郡国行政的异同提供了钥匙，湖南郴州苏仙桥西晋简是内容比较完整的桂阳郡上计簿，也是宝贵的书法遗产。可见古井简牍不但是研究战国秦汉魏晋郡县行政不可或缺的原始史料，而且为研究中国书法史、文字学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古井简只是众多类型简牍中的一种。过去，我们根据出土来源，将简牍分为边塞简、墓葬简、古井简三大类。当然，除此之外还有河沟简、津关简、宫殿遗址简以及盗掘简等。随着简牍考古的发展，毫无疑问将会出现更多的来源。但是，时至今日，边塞简、墓葬简、古井简仍然是简牍来源的大宗，呈现三足鼎立的格局。

　　然而，随着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的出土，越来越多的学者以“井窖简”来替代以往常用的“古井简”。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五一广场东汉简出土于古井简频出的长沙市中心，其埋藏环境与古井相近，简牍遗存形态完全相同，性质也是地方行政机构的官文书。只是，五一广场东汉简并非出土于原来用于取水的竖井，而是来自可能用于堆积生活垃圾的土坑，其底部并未穿透渗水的砂卵石层，考古学家称之为“1号窖”。

　　“井窖简”作为合称有其合理性。不过，“井”与“窖”作为堆积单位存在的差异也不应被忽视。这些古井原本用于取水，废弃后才被用来填埋无用之物；而窖穴一直就用来积存有用或无用的东西。换言之，出土简牍的“井”是废弃后的水井，而出土简牍的“窖”是当时行用中的土坑。

　　当然，废弃的水井和行用的窖穴最后都成为了考古学上广义的“灰坑”。迄今为止，井、窖之中出土的简牍都是作为废弃物而遗存至今的，这与出土于障塞机构附近的灰坑且与生活垃圾相混杂的那类边塞简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从这一角度而言，井、窖简与边塞灰坑简似乎也可以归为一类。只是两者的遗存形态不同，前者为湿简，后者为干简。

　　虽然考古学家强调“1号窖”与古水井的差异，但是，就简牍本身而言，井、窖出土的简牍存在很多共同之处，于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它们合称为“井窖简”。随着“简牍考古学”的发展，各类简牍的定名还有进一步调整和细化的必要。对于出土于废弃古井和行用窖穴的简牍，前者应当可以称作“古井简”，而后者如何定名，又如何与古井简以及其他窖穴简进行联系和区分，还需要纳入简牍学科体系中进行系统思考，称之为“窖坑简”“窖穴简”似乎也未尝不可。

　　埋堙形式之一：集中填埋

　　废弃后的古井常被用作垃圾坑或填埋坑，是倾倒垃圾、填埋弃物等的地方，这是古井中出土简牍的根本原因。根据简牍在古井中的分布情况，古井简可分为两大类（参考郭伟涛《论古井简的弃置与性质》，《文史》2021年第2辑），其中一类是集中填埋简，走马楼吴简和苏仙桥晋简就属于这一类。

　　走马楼J22堆积分为4层。最底下的第4层遗存方形木壁和使用过程中形成的沉积层，基本无遗物，保持了J22废弃前的形态。第3层是废弃后的日常堆积层，夹杂腐朽植物、生活垃圾及零星简牍等。第2层为集中填埋的简牍层，“简牍的摆放有一定的顺序，层层相叠，似有意为之”，堆积的不少竹简呈现出收卷状，通过文书学研究，大多数的竹简可以集成或复原成簿书。简牍层之上覆盖一层竹篾席（这类竹篾席也可能是原来盛装简牍竹笥的遗存物，是判断集中填埋简的依据之一。类似的情况还见于走马楼西汉简J8简牍堆积层，第2层中简牍与残席断篾纠缠在一起），其上覆盖纯净无杂物的泥土，是为第1层。

　　从堆积层来看，走马楼J22被废弃后，在一段时间内被用作垃圾坑，即第3层日常垃圾堆积。后来被用作填埋坑，即第1、2层集中填埋的废弃文书。简牍大量堆积形成了独立的第2层，而竹篾席和第1层纯净泥土应当是被用来掩埋这些废弃的简册。

　　苏仙桥古井群J10因严重坍塌而遭到废弃。其下部为沉积层、坍塌层，上部为废弃堆积。与走马楼J22相同，苏仙桥J10废弃后一开始也填埋了许多垃圾，应是日常堆积。在此之上的909枚简牍，黏连在一起形成4组，内容皆为西晋惠帝时期桂阳郡的上计簿。可见，这批简牍也应是文书档案作废后一次性弃置在J10之中。

　　埋堙形式之二：日常遗弃

　　另一类为数更多的古井简属于日常遗弃，其主要特征是，井中遗存的简牍从不大量聚集和黏连，而是与生活垃圾夹杂在一起，散乱无序地分布在各个堆积层中。这里以里耶秦简、东牌楼东汉简为例予以说明。

　　里耶J1从上至下分为3-18层。第18层为纯净的细砂石，第17层发现绳索和汲水罐碎片，可以反映J1废弃前的形态。第16-6层是废弃后的生活垃圾堆积，各层夹杂着散乱的简牍、竹木屑、废弃杂物等。第5-3层覆盖着大量的腐朽植物、瓦砾和填土。与走马楼吴简有单独的简牍层、苏仙桥晋简聚集出现不同，里耶秦简无序地散布在第17-5层中，应当是随着日常垃圾一起倾倒在作为垃圾坑的J1之中。

　　东牌楼古井群J7分为5层。第5层井底有一椭圆形小坑，土质较纯，另外有两件陶瓷器和少量木简，反映了J7废弃前后的形态。第4-2层为日常垃圾堆积，简牍散乱分布在填土内，与废弃的生活器具等错杂在一起。第1层以夹杂建筑垃圾的填土为主。与里耶秦简一样，东牌楼东汉简在J7第5-2层中的分布杂乱无章。

　　此外，有的古井简在井中既有一次堆积，也有零散分布，兔子山古井群J9就是如此。兔子山J9分为9层，其中第3、5、7、8层遗存简牍（第5层简为无字简），第7层竹简是一次性投入井中，而第3、5、8层简牍散乱分布在填土中。第3层出土有秦二世元年文告，之下的第7层简牍大多用楚文字书写，废弃在前。由此看来，第7层一次性堆积简牍可能是秦占领益阳后，将失效作废的楚县文书集中弃置在J9之中，第3、5、8层零散简牍则属于日常遗弃。

走马楼西汉简 图片来自作者

　　出土地点：官署“垃圾坑”“填埋坑”

　　迄今我国所见的古井简基本上都是作为废弃物被倾倒、填埋在官署附近废弃的水井中，与陶瓷、砖瓦等生活、建筑垃圾同出。因此，只要是简牍流行时代的“垃圾坑”“填埋坑”，如果埋藏环境适宜就有简牍遗存的可能性。国外也有古井简出土，如英国萨默塞特郡Chew Valley、汉普郡Silchester以及伦敦Bloomberg London等地的古井中零星发现罗马统治时期的木牍。虽然这些古井简牍都是废弃物，但它们在废弃之时还存在有意废弃与无意丢弃之别。

　　大量简牍集中填埋、一次性弃置于井中应属于有意废弃。这类简牍在井内聚集在一起，叠压在垃圾堆积之上，有的简牍之上还覆盖有竹篾席或填土，可以划为相对独立的单元。例如走马楼J22第2层、兔子山J9第7层、苏仙桥J10黏连在一起的成组简，都是比较完整簿书的遗存。走马楼吴简中的安成县簿书即“长沙安成录簿笥”盛装的行政档案，苏仙桥晋简则属于同一份上计簿。这些文书很可能是到期作废的档案，经捡择之后填埋在井（垃圾坑）中，簿书遗存的形态往往较好，属于有意识地定期作废。这也应是处理废弃档案、失效文书的方式之一。

　　而散布于各个堆积层中的零散古井简，与陶瓷、砖瓦等混杂在一起，作为日常生活垃圾一并倾倒在井内，属于无意丢弃。日常遗弃简如里耶秦简、东牌楼东汉简、尚德街东汉简、苏仙桥吴简不仅散乱，而且大多残断。无字简、异形简、杮（又称“削衣”，简文修改或简牍再利用时削下的薄片）众多，很多是废弃文书简重复利用后的产物。失效文书简在反复利用后最终毁弃，掷入井内，导致不同年代的文书简在井内呈现无规律分布，有些晚期简反而出现在早期简之下的堆积层，井内堆积层的年代学关系也无法通过简牍纪年反映出来。此外，日常遗弃简中还常见焚毁之余的残简，这在集中填埋简中尚未明确见到。焚毁与集中填埋应是当时长沙郡县处理废弃文书档案的两种方式。前者遗留的灰烬作为生活垃圾丢弃到井中，构成了日常遗弃简中的一类。

　　因此，古井简既有日常行政及生活中无意识废弃的少量文书简和焚毁之余，连同生活垃圾倾倒在井窖中形成的“日常遗弃简”，又有将作废了的文书档案一次性弃置或填埋在废井中形成的“集中填埋简”。无论是哪一种类型，都是作为垃圾丢弃于官署附近的“垃圾坑”“填埋坑”——古井或窖穴中，这也是这些地点大量出土井窖简的原因之所在。（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图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