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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与巫师:巴蜀诸王双重身份的考察

摘要: 人类出现原始信仰后,沟通人、神之间的部分人员后来逐渐发展为巫觋。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表明,至少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有巫觋的雏形了(以下简称巫师)。巫师们利用自己独有的宗教知识和宗教服务,特别是公共巫术,获取超额的经济收益和政治权益,并逐渐成为当地社会上层的重要组成分子。在国家产生过程中,鉴于在形塑地方精神和整合社会方面的独特能 ...



人类出现原始信仰后,沟通人、神之间的部分人员后来逐渐发展为巫觋。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表明,至少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有巫觋的雏形了(以下简称巫师)。巫师们利用自己独有的宗教知识和宗教服务,特别是公共巫术,获取超额的经济收益和政治权益,并逐渐成为当地社会上层的重要组成分子。在国家产生过程中,鉴于在形塑地方精神和整合社会方面的独特能力,以及预见未来或降陟神祇方面所具有的价值,巫师因而往往同时兼具社会管理者职能,成为氏族部落的实际统领者。

相反,一些天才型、英雄型社会领袖在带领部族向更高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往往需要巫师的协助和配合,以显示他们得到神祗的旨喻,并彰显其权利来自于神授,甚至他们自身就是神的化身,证明其权利与统治的合法性。在这一过程中,社会领袖们往往也会觊觎巫师的权利,以便更加方便地借神权施行自己的行政权。

在早期信仰和原始宗教阶段,神权与王权之间除少数时候存在尖锐斗争和权利分割外,大多数时候,基于利益的一致性,他们间是相互和谐共存、相互合作的,是一种共谋关系。这种关系进一步发展,通常会形成社群领袖兼具巫师或巫师兼任社群领袖的情况,这在亚洲和美洲的古代萨满社会中尤为常见。

中国上古时期的国王或部族首领同时兼有首巫、大巫的情况也较常见,特别是在西周以前,当时的国家和地方性邦国通常是神、王相结合的政权性质。例如,与大禹有关的一种“禹步”,据考证就是一种典型的巫术步伐,禹就是大巫。又如,商王室信奉至上神——帝(或称上帝),商王则自称帝子,而商代的第一个王——商汤,曾经遭遇天大旱,他就把自己的头发割掉,发誓假如再不下雨,他就死掉,把自己献给神明,后来果然下了大雨。

一、考古所见巴蜀巫师与祭祀遗存

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以及汉中城洋铜器群和宝山遗址等看,早期巴蜀文化中祭祀遗迹较为普遍地存在,祭祀遗存虽然不能说与巫术活动完全相关,但其中往往有巫师参与其中,且祭祀活动——特别是大型公共祭祀活动——通常是由上层社会举办的,因而成为观察巫师、国王或首领兼及巫师(祭司)的重要窗口。
三星堆遗址的两个器物坑【1】,既出土了大量铜面具、铜人,也出土了神树、神坛等带有巫术、祭祀性质的文物。铜凸目人像应为祖先神,动物形面具为自然神,而其他的人头像则很可能是祭司或巫师,这类戴面具的人头像与后世的傩很相似,即利用面具通神并代神传达旨喻。此外,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K2③:296号神坛中部的4个持藤条形物品的戴冠立人、神坛顶部的20个持握立人,以及K2③:325号捧璋跪坐人像、K2③:48号跪坐顶尊人像、K2③:201-4号玉边璋上的立人像和跪座人像等,按《说文》“巫,以玉事神”【2】的说法,上述人像都应该是当时的巫师。祭司属于宗教神职人员,从事祭祀等公共活动。同时,由于祭司在沟通神、人当中所具有的特殊功能,部分人也常常从事具有巫术性质的宗教活动,是当时的高级巫师和占卜师。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分别出土了象征国王权利的金杖、金冠带,其上均见有“鸟”、“鱼”、“人面”图案,其中,鸟、鱼纹在萨满文化中是穿越不同世界的灵物,“箭(或禾穗)”纹则是通天之树,五齿冠人面与东周、汉代的三齿冠巫师形象接近,黄金权杖在古代埃及、西亚是国王的标配,因此,整幅图案和黄金载体是上古神、王结合模式政权的经典遗物。另外,三星堆2号器物坑出土的大型铜立人像(图一),被视为当时的大巫师或大祭司,不排除该铜像就是蜀王本尊,为巫、王一体的具体体现。王仁湘在讨论这尊铜像时也指出:“在小国寡民时代,王具有多重身份,既是号令平民众生的国君,又是统领大小巫师的群巫之长。立人像穿着礼服,手奉祭器,似乎正在主持一次隆重的祭典。立人像身穿衮衣,具有王者身份;又见它立于高台之上,手握神器,同时又具有巫者身份。”【3】
图一 广汉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大型铜立人像(K2②:149、150)
成都的金沙遗址,近年来出土文物上万件,种类有金器、铜器、玉器、石器、漆木器、骨器、陶器、象牙、野猪獠牙、鹿角等,这些重要遗物(除陶器外)主要集中出土于金沙遗址发掘Ⅰ区“梅苑”东北部区域,发现了63 处可能与宗教祭祀活动相关的遗迹。【4】各遗迹单位的出土器物有较大差异,有以出土金器、铜器、玉器为主的遗迹,这些器物的规格极高,制作都极精细,大多无使用痕迹;有以出土象牙为主的遗迹,长1.2~1.8米的象牙极有规律地放置在一起,有的象牙还被整齐地切割过,方向一致地摆放着;有以出土野猪獠牙和鹿角为主的遗迹,獠牙无一例外都是野猪的下犬齿,在獠牙与鹿角中还伴随着一些玉器、美石和象牙;有以出土大量石璧、石璋为主的遗迹,这些石器都倾斜摆放着,层层叠压;有以出土卜甲为主的遗迹,卜甲均为龟腹甲,上有密集的烧灼而成的圆孔。学者们推测这些文物可能是与古蜀王国重要的宗教祭祀活动密切相关的礼仪性用器。而金沙遗址Ⅰ区“梅苑”东北部应是一处宗教祭祀活动区。金沙遗址被认为可能是商末至西周早期的蜀王国都邑,甲骨、野猪獠牙和鹿角等的大量出土,说明该遗址还存在占卜和巫术行为,其上层管理者中有巫师存在(图二)。
图二 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铜太阳冠立人像(C17)
在巴文化区域,考古发现的祭祀遗存和巫文化遗物比较丰富。陕西汉中城固宝山遗址,其文化因素较为复杂,既有商文化的罍、鬲、十字孔豆等陶器,也有灯形器、高柄豆、扁腹壶等蜀文化陶器,但更多的圜底釜、圜底罐、小(尖)底杯等陶器具有巴文化特征,该遗存总体上应属于早期巴文化。宝山遗址发现大量烧烤坑,有的坑内还发现有龟背骨,报告推定可能和祭奠活动有关。【5】湖北荆门漳河车桥发现5座墓葬,4座墓葬为楚墓,1座为狭长形墓,墓内有一剑一戈,剑为典型的扁茎无格柳叶剑、戈为三角援戈,从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看,该墓当为典型的战国时期流落到楚地的巴文化人群墓葬。所出铜戈,内部正、反两面刻有“兵避太岁”古文字,援部两面各浅浮雕有一个“太岁”神像,太岁头上插羽,双耳珥蛇,腰缠两蛇,一手操龙,一手握双头“蜺”,一足踏日,一足踏月,跨下伏龙(图三)【6】。该雕刻形象虽为太岁神,但墓主当为祈兵之巫师。在战争前运用巫术是巴人的传统,巴人参与武王伐纣,前歌后舞,或即为巫舞。另,在重庆巫山的一些汉墓中,亦见有操蛇之方相俑(图四),可见巫巴山地巫风颇盛。
图三 荆门车桥墓地M5出土“兵避太岁”铜戈(战国)
图四 重庆巫山麦沱墓地出土陶操蛇俑(汉)
无独有偶,与宝山文化分布地域相重合、时代大体相同的有城固、洋县铜器群(以下简称“城洋铜器群”)。城洋铜器群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陆陆续续发现了26批,分布在14个地点,出土铜器654件(一说443件)。集中分布于湑水河和汉江两岸的东西长约40公里,南北宽约10公里的地域内【7】。埋藏地点多位于江河两岸的土台上,埋藏坑有长方形坑或圆形坑,推测主要与祭祀等宗教仪轨有关。城洋铜器群中以数量巨大的商式铜罍、尊、鼎、鬲、瓿、盘、觥、觚、爵、斝等,说明是一个高等级贵族集团历年留下的遗存。该器物群有代表仪式用的铜镰形器,显然应与政治礼仪有关。同时,也发现有铜璋一类祭祀山川的器物,以及小型铜神树残枝、可能是神树上的铜鸟形器,另外还有巫师或神职人员佩戴的铜面具,足见当时的巴文化上层人员和巫师神职人员间密切而不可分割的关系。
历年来,湖北和重庆三峡地区至少在10余个地点出土了卜骨,体现了巴人尚巫、俱事鬼神的文化传统。
湖北长阳香炉石遗址发现了大量晚商、西周时期的卜骨,其原料为鱼的鳃骨,显示了巴文化族群占卜方面因料取材的独特性。长阳县东北面崖墓为商至西周早期的墓葬,其中的6号人骨身材高大,随葬品中有1件商时期的牛肩胛卜骨和1件精致的大型骨匕。这枚出自死者头部左侧的卜骨,上面凿有100多个大小不等的圆孔,全长有42厘米,是我国目前发现最大的卜骨(图五)【8】。发掘者王善才认为,6号墓的墓主就是一位巴人首领,否则不会有如此重要的遗物。
图五 湖北长阳香炉石遗址东北面崖墓出土卜骨(商)
重庆酉阳清源遗址商时期文化遗存中,M1、M6均为仰身直肢墓葬,两墓骨架头部均随葬2件有钻灼痕的龟甲【9】,应该是当地社会的巫师(图六)。据报道,四川达州宣汉县罗家坝东周巴人墓地,在2019年至2020年的发掘中,清理墓葬75座,发现了龟甲、鹿角等与占卜、巫术相关的文物,其中共8座墓葬出土龟甲10余片,最大的长40厘米、宽30厘米,小的约有10厘米见方【10】。这8座墓葬——特别是83号墓——随葬品数量较多、墓葬等级较高、部分墓葬出土成套的占卜工具,应该是巴人上层社会的人士。此外,在一座小孩墓中也出现了卜骨,发掘者推测,当时的占卜者或巫师可能已经出现了职位世袭的制度,体现了宗教权利的日益独占。
图六 重庆酉阳清源遗址随葬龟甲的墓葬(右侧)
重庆忠县中坝遗址DT0202探方筛选出土182件卜甲骨(307块甲骨残片拼合而成,另有几百件无火卜痕的龟壳残片),出土层位从新石器时代延续至秦代。中坝遗址卜骨统计发现有453个卜符,可能代表人们曾进行了453次占卜,哈佛大学付罗文教授认为,“反映了社会中的一批特定成员——控制仪式活动或在某种程度掌控盐业生产的人——通过占卜预测未来。这些拥有管理特权的贵族在更大的社会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坝、瓦渣地遗址的甲骨似乎暗示,专业占卜师参与了盐业生产,因为他们与生产管理层存在联系,抑或管控盐的贵族本身即为占卜者。”【11】

二、文献所见巴蜀巫师与首领

关于巴蜀历史的文献中,也有巫师、巫术、以巫命名的国家、巫师降(下)、陟(上)的通天的山等。古代巴蜀文化的巫师最早见载于《山海经》。
《山海经·海内西经》说:“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瓠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12】窫窳传说是黄帝时代的人臣,《海内西经》又说“窫窳者,蛇身人面,贰负臣所杀也。”应该也是一位以蛇另统领的巫师。上述的开明,很可能即指后来治蜀的开明族,六巫在开明的东面,开明之东既可能仍在蜀地,也可能属巴,则六巫的神话大概出自巴蜀地区。郭濮说这六巫“皆神医也”,古者巫即医也,《广雅·释诂》曾明确指出“医,巫也”,【13】他们操不死之药,足见其在先民心目中非一般意义上的巫。
开明东之六巫外,又有灵山十巫的记载。《大荒西经》:“有灵山,巫咸、巫即、巫肦、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14】关于灵山所在,袁珂先生《山海经校注》认为:灵山疑即巫山。巫山在古巴国境内,则十巫虽然并非都是巴文化族群的巫师,但古人认为其通天之处在巴之巫山。此十巫当中,只有巫彭、巫抵与开明之东的六巫相同,这样算来,远古传说中与巴蜀有关的巫师共有十四名巫,大概都是以巫封神之人。
巫咸、巫彭还见诸其他史籍,他们是有名的商巫。《史记·殷本记》载:“伊陟赞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并说“帝祖乙立,殷复兴,巫贤任职”。【15】王逸《楚辞章句》:“彭、咸,殷贤大夫。”“巫咸,古神医也,当殷中宗之世。”【16】而《世本》记“巫咸初作医”、“巫咸作筮”、“巫咸作鼓”,宋衷注:“巫咸,尧臣也,以鸿术为帝尧医。”【17】这两个在史籍中屡次出现的殷巫中,彭、咸“其名并见于卜辞。彭之世次莫考,疑与大乙同时,咸当大戊之世。”【18】巫咸其实是一个大巫,以后成为巫师集团崇拜的大神,故《世本·作篇》曰:“古者巫咸初作巫。”秦惠王作《诅楚文》,则称巫咸为“丕显大神”。【19】
除了这十四巫外,古代巴文化人群活动范围内还有以巫著称的国家。
一是巫咸国。《山海经·海外西经》:“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20】登葆山或说即今重庆巫溪县的宝源山。国以巫师而名,其首领当为灵山十巫中的巫咸,是由巫师而国王的典型例子(图七)。
图七 《山海经》中巫咸国操蛇巫师图
二是巫殴?N着国地在今重庆市巫溪县、巫山县一带,时代约为夏商时期。《山海经·大荒南经》云:“有琶裰??5鬯瓷?抟??蹬处,是谓巫琶瘛N着肦姓。食谷,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穑,食也。爰有歌舞之鸟,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爰处。百谷所聚。”【21】《海外南经》云:“殴?谄涠??湮?嘶疲?懿俟?渖摺!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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