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百年的日子，全国举行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然而，中国现代考古学除了安特生先生一脉之外，还有来自古代“金石学”或称“古器物学”的一脉。正如张光直先生所说，当代中国考古学有三个学术来源，“即传统的古器物学、西方考古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裴文中先生也说，由科学的考古观点看来，金石学“可以说是奠定了考古学的基础”。梁启超先生说过 ：“考古学在中国成为一种专门学问起自北宋时代”，而北宋恰恰是金石学正式诞生的时代。最早写出《中国考古学史》的卫聚贤先生则直接把宋代至近代的金石学纳入考古学的“研究期”。

那么，中国古老的金石学在哪些方面可以衔接上现代考古学的血脉呢？

首先，中国现代考古学除了史前考古学之外，还有历史时期考古学，通览数以千计的宋代至民国初年的金石学著作，就会发现今天历史时期考古学的诸多问题早就在金石学家的关注之中。民国学者朱剑心先生说金石学，即研究中国历代金石文物之名义、形式、制度、沿革及其所刻文字、图像之体例、作风，上自经史考订、文章义例，下至艺术鉴赏之学也 ；“金”者，以历代钟鼎彝器为大宗，旁及兵器、度量衡器、符玺、印鉴、钱币、铜镜等物，凡古铜器之有无铭识者皆属之；“石”者，以碑碣墓志为大宗，旁及摩崖、造像、经幢、柱础、石阙等物皆属之。而现代考古学的定义是“旨在根据古代人类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科学，“实物资料”包括各种遗迹和遗物，须通过科学的调查或发掘才可以获得。金石学家生活的时代还没有现代科学诞生，所以他们无法运用地层学、类型学以及各种现代科学工具开展地下遗存的发掘，但至少在使用“实物资料”这一点上，古代金石学与现代考古学是一致的，况且，古代和近代一部分金石学家也是开展田野调查的。再从学术传统上说，金石学家多为饱读诗书的儒生，在儒家思想中本身就有“格物、致知”的追求。

第二，中国现代考古学素有“历史学派”的特色。究其根源，这一特点其实在金石学家那里就已建立起来。北宋学者刘敞学问渊博，他致力于收集古都长安一带出土的青铜器，编著《先秦古器记》一书，其治学目的一是记录实物，二是考证文字，三是研究制度，四是探索世谥。他还与欧阳修等硕儒互动，共同推动金石学之建立与发展。我国现存最早的金石学专著是吕大临《考古图》《考古图释义》二书，今天“考古学”中“考古”二字正来自于此。吕氏研究金石学就是“探其制作之源，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刘敞、欧阳修之后，这一传统绵延不绝，如王黼、黄伯思、赵明诚、李清照、郑樵、王象之、洪适、薛尚功、宋敏求、孔元措、乃贤、朱德润、曹昭、盛时泰、顾从德、毕沅、徐松、程瑶田、瞿中溶、孙星衍、吴式芬、吴玉搢、阮元、梁诗正、王昶、端方等历代金石学者莫不承此学风，并时有开拓。清代至民国早期，金石学的研究范围扩大到砖瓦、封泥、甲骨、明器、写经、简牍之类，但历史学的取向未曾改变。

第三，中国现代考古学中包含着金石学的若干成果。如今天三代考古所涉大量青铜礼器，其名称即多为宋代金石学家所定 ；今天考古学中有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等专门学问，此皆由金石学家王懿荣、刘鹗、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等先生所开创 ；今天历史时期考古学中的若干专题，如碑刻、墓志、地券、玺印、封泥、钱币、度量衡、陶瓷、古文字等，金石学家也多有开创之功。晚清金石学家对甲骨文之发现和调查研究，为 1928 年中央研究院考古组开始殷墟之发掘提供了最初的学术引导。民国时期，一批金石学大家如罗振玉、王国维、马衡、董作宾、郭沫若等实际上也是传统金石学向中国现代考古学转型的重要推手。如王国维用甲骨文证实《史记·殷本纪》的真实性等，其大量成果垂名史册 ；再如马衡先生，他于 1922 年在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任主任，讲授“中国金石学”，其讲义曾以《中国金石学概要》一书出版，但是他一度也参加过田野考古发掘，故郭沫若先生称其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先驱”。至于董作宾先生，则直接通过参加殷墟发掘而成长为现代考古学家。

总之，“自北宋以来，金石名家至千数百人，著作之多且二千种，存之今者尚数万卷”。今天，当我们倡导建立中国特色考古学之时，认真总结中国金石学之成就，继承其遗产，接续其血脉，应为深有意义之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