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0年以来，国家文物局组织开展“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工作。作为“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统一部署工作的组成部分，浙江省自2020年至2021年开展了“浙江省石窟寺专项调查”。《浙江石窟造像调查报告》即将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辑出版，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该书“前言”。浙江为海陆交汇的吴越之地，自东汉三国时期起，佛教已传入境内。总体而言，浙江古 ...

 2020年以来，国家文物局组织开展“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工作。作为“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统一部署工作的组成部分，浙江省自2020年至2021年开展了“浙江省石窟寺专项调查”。《浙江石窟造像调查报告》即将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辑出版，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该书“前言”。

浙江为海陆交汇的吴越之地，自东汉三国时期起，佛教已传入境内。总体而言，浙江古代石窟造像八成以上的龛窟集中在杭州地区，尤以五代吴越国和元代开凿数量最多。杭州可称为10世纪以后中国石窟造像的中心。浙江石窟造像，包括了佛、菩萨、弟子、罗汉、高僧、天王、童子等多种佛教造像题材，以及少量道教、儒教和民间信仰造像。种类丰富的石刻题记也是浙江古代石窟造像的一大特色。
一、浙江石窟发展简史
浙江为海陆交汇的吴越之地，自东汉三国时期起，佛教已传入境内。东晋以来，会稽郡剡县一带高僧云集，谈玄论道。南朝齐梁时，剡县（今新昌）石城山弥勒大佛开凿，为我国南方最早的大型石窟造像；鄮县（今宁波）阿育王寺则是当时公认的华夏排名第一的释迦真身舍利塔。浙江现存南朝石窟寺，主要有新昌大佛（即剡县石城山大佛）、新昌千佛岩等，可知剡县在东晋南朝时期江南佛教的重要地位。
隋代高僧智顗在天台山创立天台宗。至唐代，明州鄮县阿育王寺、台州天台山已是名闻东亚的佛教圣地。安史之乱和会昌灭佛后，中国佛教中心南移，浙江成为唐代以后佛教的中心地。越州、杭州、台州、温州、婺州等地，大寺林立，名僧辈出。浙江现存的唐代石窟较少，主要有绍兴羊山大佛、绍兴柯岩大佛、建德玉泉寺石佛等，集中在越州地区，以大佛造像为主。
五代吴越国时期，钱氏三代五王奉行“善事中国”“保境安民”的国策，大力扶持佛教，在境内广泛建寺立塔、开窟造像。吴越时期的佛教与王权联系紧密，具有强烈的护国色彩，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吴越国遂为“东南佛国”。末代国王钱俶礼佛至诚，任用德韶、延寿等法眼宗高僧，鼓励信众发愿净土、营造经像。国都杭州，寺塔营建和造像工艺臻于鼎盛。吴越国时期的现存石窟，几乎全部分布在杭州西湖周边，包括圣果寺、资延院（慈云岭）、石龙院、神尼塔、灵鹫院、石屋院、烟霞院、慧日永明院（净慈寺）、天龙寺、香严院（九曜山）等寺院造像，其中部分造像属于钱氏王家敕建。
北宋以后，禅宗和净土在两浙地区的佛教信仰中占主流地位。南宋定都临安，浙江成为全国性的佛教中心，禅宗鼎盛。官方建立禅寺“五山十刹”制度，浙江一枝独秀，占其五山六刹。僧人倡导和实践净土信仰，民间盛行起塔造像、念佛结社。同时，道教作为国家信仰，亦极盛兴。北宋造像主要分布在杭州青林洞、玉乳洞、石佛院、大佛寺等处；南宋造像则有杭州通玄观道教造像、南观音洞、宁波补陀洞天等处，体现了宋代“三教融合”的发展趋势。
宋元鼎革后，汉传佛教衰落。藏传佛教被奉为国教，在元代皇室的支持下，深度影响汉地。以杭州为中心设置的江淮诸路释教都总统所，由西夏人杨琏真迦管理，治所在飞来峰前的永福寺。杨琏真迦支持开凿的飞来峰造像群，汇集了南宋禅宗造像和元代萨迦派造像两种不同风格的造像艺术，是宋元之交努力融合汉藏文化的尝试。白云宗为元朝统治者所推崇，势力极盛，余杭南山普宁寺为白云宗的传教中心，由其开凿的余杭南山造像，规模宏大。
明清时期，三教融合，蔚为主流，宗教信仰更加世俗化。观音信仰流行，普陀山在明代被确立为观音菩萨道场。家庭、民间造像供养逐渐替代寺庙造像供养，布袋弥勒、送子观音等题材为信众所喜闻乐见。道教、儒教题材的造像也应运而生，甚至组成三教合一的造像龛。该时期的石刻造像遍布全省，如杭州宝石山、西山庵，绍兴石屋禅院、余姚胡公岩、普陀山潮音洞等。
总体而言，浙江古代石窟造像，八成以上的龛窟集中在杭州地区，尤以五代吴越国和元代开凿数量最多。因为杭州作为吴越国和南宋都城，自五代起就是两浙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活动中心。进而言之，杭州甚至可以称为10世纪以后中国石窟造像的中心。

2021年“浙江石窟寺专项调查”期间调查队在宝石山大佛寺造像前合影

二、浙江石窟的龛窟特点
石窟原是印度的一种佛教建筑形式。佛教提倡遁世隐修，僧侣们选择在城市以外的幽僻之地开凿石窟，以“岩居”“洞居”的形式修行。4至7世纪，我国最早出现的石窟，仿照印度和中亚石窟制度开凿，分布在新疆、河西、中原等地区，如克孜尔石窟、敦煌莫高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5世纪后期，石窟制度传入南方，新昌大佛和千佛岩均开凿于此时，是我国南方最早建设的石窟。这些石窟，本身即为寺院主体建筑或主要组成部分，僧人的礼拜和修行主要在石窟中完成，可谓名副其实的“石窟寺”。
盛唐以后，伴随着佛教中心的南移，北方不再流行开凿大型石窟。9至13世纪的石窟造像主要分布于南方的巴蜀和浙江地区，如四川安岳、重庆大足、杭州环湖诸山和飞来峰等处。吴越国时期敕建的个别大型石窟，如圣果寺、资延院等，仍然延续早期石窟寺的传统，结合窟前建筑，具备或部分具备寺院主体建筑的功能，仍可勉强称为“石窟寺”。
但是，浙江五代至宋元时期绝大多数的石窟，以“摩崖龛”为主，在寺院附近的山崖上，开凿于浅龛之中，以群组的形式出现。这些摩崖造像，仅有小型窟檐遮挡，只是某座寺院的从属部分，不再具备“石窟寺”的基本形态和功能。
明清时期的摩崖造像，多为民间主持开凿，遍布各地，呈现点状分布的趋势。一部分的摩崖造像，不再附属于寺院，而独立散布于山野之间、道路之侧。除了少数规模较大的群组之外，多数摩崖造像只有零星几龛甚至一龛。造像大多技法粗拙，体量偏小，甚至有近似涂鸦的线刻作品，难以区分宗教或题材内容。该时期的摩崖造像，可以说已脱离寺院的范畴，成为广泛民间信仰的一部分。
从龛窟的形态、功能两个维度考察，浙江古代石窟造像，仅在南朝时期的新昌存在极个别的名副其实的石窟寺，而五代以来大量存在的带窟檐的摩崖龛造像，以及部分在天然溶洞内开凿的摩崖造像——这些造像龛群，可能雕造于同一时期，也可能是由不同时期、不同寺院的造像龛组成，甚至可能与寺院无关。
试举一例，浙江流行的罗汉造像，往往没有规则的龛形，或单独一身，或三两成对，或分成两排三排甚至多排，难以区分龛数。因此在编制罗汉造像的龛号时，习惯将相对集中的罗汉群组，编为一龛。如飞来峰青林洞第7龛有7身罗汉造像，第17龛有18身罗汉造像，第14龛则有多达50余身罗汉造像。这种编号方式，存在着一定的主观因素，造成不同时期的调查报告，出现了各不相同的龛数，亟待统一和规范。
这就充分说明绝大多数的浙江古代石窟造像，无论形态，抑或功能，与严格意义的“石窟寺”概念不符。
但是，2020至2021年开展的“浙江省石窟寺专项调查”，是“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统一部署的工作的组成部分。石窟寺，作为一种顺应山势开凿的寺院和龛窟的总称概念，与中古时期我国西北和北方地区的佛教寺院发展历史相适应，却不适用于五代以来浙江佛教摩崖造像的实际发展状况。如果生搬硬套“石窟寺”的概念，势必会给浙江石窟造像的调查、分类和研究带来困扰，因此我们在资料整理、报告编写阶段，就有意识地以更普适的“石窟造像”概念，替代原来的“石窟寺”概念。
这就是本书取名为《浙江石窟造像调查报告》而非《浙江石窟寺调查报告》的原因。
三、石窟造像的题材特征
浙江石窟造像，包括了佛、菩萨、弟子、罗汉、高僧、天王、童子等多种佛教造像题材，以及少量道教、儒教和民间信仰造像。其中，布袋弥勒、白衣观音和十八罗汉的题材，最具浙江地方特色，是10至12世纪佛教持续中国化的典型反映。飞来峰元代藏传佛教造像，则是13世纪藏传佛教萨迦派的珍贵遗存。

吴越国时期烟霞洞之白衣观音像

早期石窟造像，如南朝剡县石城山大佛，唐代羊山大佛、柯岩大佛，均为当时流行的弥勒大像题材，代表了弥勒信仰的流行。至吴越国时期，弥勒造像组合趋于定式，如九曜山香严院、玉皇山天龙寺的一铺七尊组合，弥勒承袭了唐代风格的倚坐佛像。吴越国时期的明州神僧契此，俗称布袋和尚，因其弥勒化身的灵异神迹，在北宋时被神化，成为国家信仰。自北宋初期起，浙江率先出现大腹便便的布袋和尚形象，成为弥勒造像的新形式，后来风行海内，甚至远播西夏，在明清时期更成为弥勒的标准造型，深受民众喜爱。浙江石窟中现存最早的布袋弥勒造像，是开凿于元初的飞来峰冷泉溪第45龛和第68龛的布袋弥勒，继承了南宋时期的风格。此外，北宋末杭州大佛寺的弥勒大像，则走出另一条新路，建造了气势恢宏的半身大像，成为宋元时期江南大像的另一种流行趋势，但后世渐趋衰微。
观音信仰自5世纪初期《法华经》的译出，即在中原地区流行。至唐代，观音作为阿弥陀佛的胁侍菩萨，与大势至一起构成“西方三圣”，主要出现在净土经变的造像题材中。五代吴越国时期，延续了唐代流行的净土信仰，在杭州地区大量开凿西方三圣造像龛，如凤凰山圣果寺、慈云岭资延院、飞来峰灵鹫院等。同时，单尊的观音造像龛，也悄然兴起，如将台山石龙院、飞来峰神尼舍利塔院、飞来峰灵鹫院、玉皇山天龙寺等处，均有单尊的杨柳观音或水月观音形象。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南高峰烟霞洞口，出现了杨柳观音和白衣观音相对而立的场景，其中杨柳观音承袭唐代以前的风格样式，白衣观音则为吴越国首创的题材，开启了观音中国化的新道路。飞来峰元代初期的汉式造像，继承了南宋种类繁复的观音形象，在水月观音、白衣观音、杨柳观音、莲蕾观音、观音三尊等题材的塑造上，极具艺术性，代表了宋代造像艺术的最高水准。明清时期，普陀山成为观音道场，观音造像更加流行，又出现了鱼篮观音、渡海观音、送子观音等种类繁多的题材。

吴越国时期慈云岭资延院西方三圣及左右胁侍立菩萨、天王“一铺七尊”造像正立面正射影像图

7世纪中叶，高僧玄奘译出《法住记》，罗汉信仰从此风靡中国。据《法住记》所述，释迦在涅槃之前托付自己的十六位弟子，不入轮回，住世传法，作为当世所有信众应当追随的导师。十六罗汉信仰流行于唐五代时期，吴越时期的杭州石龙院十六罗汉造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十六罗汉造像实例。吴越后期，又在十六罗汉的基础上，增加了《法住记》的作者庆友尊者和另一位不具名罗汉，创造性地组成了十八罗汉的组合，并风行后世。吴越广顺三年（953）开凿的杭州烟霞洞十八罗汉造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十八罗汉造像实例。此外，晚唐五代时期开始出现的五百罗汉，是罗汉信仰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吴越开运元年（944）始凿的杭州石屋洞罗汉造像群，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五百罗汉造像实例。南宋末期，更是创造性地将布袋弥勒和十八罗汉这两种浙江地区创造的造像题材，融合一体，正如元初飞来峰第68龛布袋弥勒及十八罗汉造像所示，这也是我国现存唯一的这种题材组合实例。
元代飞来峰造像由江淮诸路释教都总统杨琏真迦主持开凿，其中藏式造像30余龛，是我国内地规模最大的藏式石窟造像群。题材包括释迦、无量寿、药师、阿閦、炽盛光佛、观音、文殊、摩利支天、金刚勇识、坏相金刚、尊胜佛母、般若佛母、救度佛母、大白伞盖佛母、多闻天王、赞巴拉、金刚手、密里瓦巴等。其中的尊胜佛母九尊坛城，规模宏大；多闻天王骑狮、密里瓦巴及二侍女、赞巴拉、狮吼观音及九头龙王胁侍等造像，均极罕见，代表了藏传佛教艺术的巅峰水平。
此外，如北宋杭州飞来峰玉乳洞的禅宗六祖像，南宋杭州通玄观的三茅真君像，元代杭州飞来峰龙泓洞的高僧取经像，元代杭州宝成寺的麻曷葛剌像，明代杭州西山庵的地藏十王经变像，清代余姚胡公岩的济公像，均为浙江地区独有或者全国罕见的珍贵造像题材。
四、石窟造像的题记
石窟造像龛的内外，常有人工开凿的磨光幅面，用于镌刻题记。除造像题记外，还有重装题记、佛经、文人题记等多种内容。
石窟造像，一般在龛侧镌刻造像记，说明施建龛像的供养人姓名、造像内容、经费、发愿、年代等内容。造像题记是石窟造像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断代、定性等重要价值。五代吴越国时期的慈云岭资延院和西关净化院，开凿了巨大的圭首形摩崖石碑，用作造像题记和建院题记。石屋洞五百罗汉及其他佛像，由于供养人众多，甚至开凿了200多方的造像题记，内容丰富。烟霞洞罗汉造像题记，尤其是第24龛“庆友尊者”题记的确认，则是吴越国十八罗汉造像起源的关键实证。吴越时期杭州九曜山造像，由于“香严界”题记的发现和辨认，造像的性质和价值因此而明确。南宋杭州通玄观造像，分布有11方历代造像和重建题记，包括南宋初建、元代重建、明代三建的丰富内容，可弥补史载之不足。元代飞来峰造像遗存的十余方造像题记，记载了江淮诸路释教都总统所各级僧官开凿造像的始末。但也有大量石窟造像题记，由于浙江地区气候潮湿，石灰岩的风化和溶蚀严重，字迹大多不存，例如飞来峰顶的吴越时期神尼舍利塔院造像，虽能确认大致有30方左右的造像题记痕迹，却无一字可以辨认。

吴越国九曜山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一铺七尊”造像

石窟中有一类题记，虽然不是原始的造像题记，但内容与造像直接相关，例如造像的重装题记。江南潮湿多雨之地，石窟造像虽有窟檐遮风挡雨，但一般在二三十年后就需要重新修复佛像的金身彩绘。杭州飞来峰龙泓洞、青林洞、玉乳洞，宝成寺等处，均有后世的重装题记。
还有一类题记与造像有关，即佛经。九曜山香严院石窟的弥勒大龛对面，镌刻了同时开凿的《弥勒上生经》全文，相互映衬。吴越时期杭州石龙院石窟后方崖壁，镌有北宋时期书写的《心印铭》全文，书法极工。
当然也有一类题记与造像并无必然关系，即是历代文人的摩崖题记。唐代杭州刺史卢元辅，在飞来峰顶的神尼舍利塔院留下一首《游天竺寺》诗刻，可弥补《全唐诗》之阙。飞来峰龙泓洞内外，有大量宋代至民国的文人题记，与元代石窟造像相辅相成，构成独特的景观。需要指出的是，后世文人题名山川，有时将题记镌刻于石窟之内，甚至直接破坏了造像内容。净慈寺后山的石佛洞造像，开凿于五代吴越国时期，正壁的三世佛、两壁的十八罗汉造像，其主体为明代胡宗宪、丁洪等四次题写的题记、题诗、大字榜题所破坏。
浙江古代石窟造像的一大特色，即是包含了种类丰富的石刻题记。不论造像题记、重装题记或佛经，还是文人墨客“到此一游”的摩崖题名，均为一座完整石窟的有机组成部分，反映了石窟的开凿、维修、景观的生成、景观的接受和观赏，以及在后世遭到不同程度破坏的历史过程，在石窟造像的调查和记录中，不可或缺。
五、西湖石窟造像研究和保护的关键问题
最后，以杭州西湖石窟造像为例，讨论石窟研究和保护中存在的关键问题。
西湖造像，主要分布于飞来峰、南高峰、九曜山、玉皇山、南屏山、凤凰山、吴山等石灰岩山体中，因为石灰岩地区奇石嶙峋，山水清嘉，更因为石质细腻较其他岩性更适宜开龛造像。西湖造像的主体——吴越时期造像和飞来峰造像均在石灰岩地区，至于宝石山的大石佛院至栖霞岭的紫云洞一线，确有在火山岩上开凿造像之例，但仅限于北宋尤其是元明以后的零星活动。

吴越国飞来峰第2号龛西方三圣造像

环湖诸山，以天门山为界，以北群山称“北山”，包括北高峰、飞来峰、葛岭、宝石山等；南面诸山称“南山”，包括南高峰、南屏山、玉皇山、凤凰山、吴山等。西湖造像遂分为南山造像和北山造像，前者以吴越国造像为主，后者以飞来峰为代表，文物的价值和特色，各有侧重。
但是，2006年国务院公布的第六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将慈云岭、天龙寺、烟霞洞造像以“南山造像”的名义打包，与第二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飞来峰造像合并，并以“飞来峰造像”作为总名。然而，飞来峰造像既已包括南山造像，但圣果寺、石龙洞、九曜山、净慈寺慧日峰等重要吴越文物却又被割弃在外。这种不合理的文物归并，说明过去的文物考古学界对西湖造像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可能缺乏准确的认知。
该问题也可以这样设问，即在全国石窟寺（石窟造像）考古和文物保护研究体系中，西湖造像的历史和科学价值应该如何提炼和阐释？
关于南山造像，我们认为必须要提出“吴越国佛教造像”的核心概念，将慈云岭、天龙寺、烟霞洞、圣果寺、石龙洞、慧日峰、九曜山等九处造像，与同期寺院、塔幢等佛教史迹整合起来，并纳入杭州城市考古、西湖景观生成史的视野。吴越国王室扶持的佛教史迹和艺术，是我国唐代以后佛教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如果将南山造像割裂认识，或与飞来峰、宝石山等处混为一谈，则无法彰显其突出价值。
关于飞来峰造像，可以讨论的空间更大。1982年公布的第二批全国重点文保单位“飞来峰造像”，包括了五代吴越时期的神尼舍利塔院造像（飞来峰顶一带），五代北宋时期的灵鹫院造像（飞来峰东麓的青林洞、玉乳洞一带），元代总统所及灵隐寺造像（飞来峰北麓的龙泓洞、冷泉溪、呼猿洞一带），明代民间造像（散落分布）等四部分。它们的时代、分布位置、所属寺院各不相同，在调查和研究飞来峰造像时，有必要根据龛像雕造的不同背景，并加以区分。将不同历史背景的庞大龛窟群归并为“飞来峰造像”一处文物，在学理上，尚多可议，而第六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飞来峰造像”更将地缘上毫不相关的南山造像包括在内，势必会造成概念的混淆和价值阐释的“失焦”。
飞来峰造像的核心价值，传统观点认为其保存了江南规模最大的一组藏传佛教造像。但这种看法并不全面，姑且不论青林洞、玉乳洞尚多吴越国和北宋造像，宋元鼎革之际，杨琏真伽在开凿藏传佛教造像之余，也有一批具有江南“汉地风格”的造像，例如呼猿洞第98龛西方三圣和第99龛无量寿佛、救度佛母、文殊三尊龛像，为杨琏真伽捐资开凿，后者虽为藏传佛教题材，但采用汉地传统工艺，造像仪态祥和，衣纹圆润，是南宋都城造像艺术和藏传佛教题材的完美结合，体现了藏汉文化的融合。第68龛“布袋和尚与十八罗汉”是飞来峰的经典造像，传统认为其为南宋造像，但今日学界则公认其开凿于元初，布袋和尚与十八罗汉，神完气足，与自然山体巧妙结合，代表着汉地美术追求的最高境界。在飞来峰寻找绝响已久的“宋韵”，即南宋临安城的造像艺术，这一曾被长期遮蔽的视角，恰恰可以揭示飞来峰造像在宋元之交的时代和价值特色。

飞来峰元代第68龛“布袋和尚与十八罗汉”与周边造像及山体的关系

飞来峰第98龛杨琏真伽捐凿的西方三圣造像正射影像图

南山和飞来峰造像的突出价值，非深于杭州城市、佛教历史研究者不能辨明，反而容易为人忽略或遮蔽，前述国保单位对西湖造像不合理的合并，以及西湖造像至今未能在中国石窟寺考古体系中赢得相应的学术地位，无不与此相关。
古人总以“金石寿”比喻生命久长，其实，受雨水溶蚀、风化、岩体失稳等自然因素的影响，田野中的石窟造像相当脆弱。在易遭溶蚀的石灰岩山体和石灰岩溶洞开凿造像是西湖造像的特点，为石窟保护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江南露天、多雨、潮湿环境下的石灰岩文物的物理和化学保护，是亟需攻关的科技难题，期待文物保护科技工作者在此领域有所发明，在我们呵护下，古人伟大的艺术，庶几不随流光磨灭。
（本文转刊自浙江考古，原标题为《浙江古代石窟造像概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