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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环境考古•江南研究生论坛”在南京师范大学召开

摘要:   考古学与地理学等学科的学科交叉促进了环境考古学的发展。近年来,考古学者和从事地球科学研究的学者交流合作、联合培养研究生,培养了一批具有交叉学科思维的环境考古学研究人才,促进了考古学的发展。为搭建研究生之间相互交流的平台,促进环境考古学发展,2022年5月7日,以“环境考古”为主题的“环境考古·江南研究生论坛”在南京师范大学举办,这 ...

  考古学与地理学等学科的学科交叉促进了环境考古学的发展。近年来,考古学者和从事地球科学研究的学者交流合作、联合培养研究生,培养了一批具有交叉学科思维的环境考古学研究人才,促进了考古学的发展。为搭建研究生之间相互交流的平台,促进环境考古学发展,2022年5月7日,以“环境考古”为主题的“环境考古·江南研究生论坛”在南京师范大学举办,这是我国首次以“环境考古”为主题的研究生论坛。本次论坛由南京师范大学环境考古研究院、地理科学学院和社会发展学院联合举办,来自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南京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的20位研究生同学为本次论坛带来了18场精彩报告。来自南京博物院、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南京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的40余位代表线下参加了本次论坛。来自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青藏高原研究所、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等科研院所,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大学等高校的领导、老师和同学近300人在线观看了本次论坛,并进行了在线交流。

  论坛开幕式由南京师范大学环境考古研究院执行院长贾鑫副教授主持。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师范大学环境考古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陈发虎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周燕部长,南京师范大学环境考古研究院院长汪永进教授,分别为本次论坛致辞。他们为本次论坛和南方地区的环境考古研究指明了发展方向,对未来的工作寄予了厚望,激发了在宁单位师生开展环境考古研究的奋斗热情。

  线下参加本次论坛的领导和嘉宾还包括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党委书记苏锦老师、副书记周娅老师、副院长汪涛教授和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徐峰教授,地理科学学院闾国年教授和孔兴功教授;此外,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赵东升副教授和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孙雪峰副教授、南京博物院于成龙副研究员和吴文婉副研究员、南京农业大学黎海明博士等兄弟单位的老师也线下参加了本次论坛。

  本次论坛围绕考古年代学、地学考古、生物考古和空间考古四个主题展开。20位研究生围绕考古测年技术与应用、区域环境演变与人类活动、生业模式与地理环境变化、空间考古方法与历史GIS分析等内容为本论坛带来了18场精彩报告。四个会场分别由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海洋科学学院毛龙江教授、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孙雪峰副教授、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舒军武副研究员和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杨林教授主持。各主题会场结束后,来自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葛俊逸副研究员和华东师范大学年小美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刘演副教授和北京联合大学张俊娜副教授、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高玉副研究员和福建师范大学左昕昕教授、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骆磊副研究员和内蒙古大学李哲副教授的四组青年学者为各分论坛进行精彩点评。具体如下:

  考古年代学分论坛由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毛龙江教授主持,包括南京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的5场研究生报告。

  南京师范大学的金曼谷同学首先概述了已有的周口店遗址的定年研究方法与结果,对Grün等在1997年的ESR测年结果进行了再分析。然后对ESR定年的这一研究方法进行了着重介绍。她通过牙釉质的ESR信号,对牙齿化石的U、Th同位素开展了详细分析,同时对牙齿化石ESR-US年代进行了计算。此外,为了对实验结果进行比对,该研究新采集了周口店遗址的哺乳动物牙齿化石进行了年代测定和比对。7个牙齿化石的ESR-US年代结果大致分布在距今约390-550 ka之间。目前已经得到了初步的129个处理后的样品,期待后续的U、Th、K分析结果。

  南京师范大学的焦亚诺同学提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质谱技术的发展和分析精度的提高允许毫克级的样品量用于铀系分析,为岩画的铀系定年提供了技术支持。在喀斯特地区,岩画常常与薄层次生碳酸盐沉积物形成一定的层位关系,这为铀系定年提供了合适的样品。通过测定岩画上、下的碳酸盐分别可以限定岩画的最小、最老年代。该研究使用铀系定年法测定了我国西南地区花山岩画、沧源岩画和万人洞岩画的年代,分别为距今约1872-1687年、3800-2700年和13580-8370年。新的工作表明金沙江区域的万人洞岩画为旧石器时代的彩绘岩画,也是目前我国有绝对年代数据支撑的最老的岩画。相关工作为西南地区三个岩画点提供了创作的年代范围,同时,LA-MC-ICP-MS方法为铀系年代测定提供更好的佐证。

  南京大学的陆莹同学基于腾格里沙漠人类活动遗迹的调查,通过光释光、碳十四等多种测年手段,综合确定腾格里沙漠旧-新石器过渡阶段的人类活动年代,尝试探讨人类向沙漠地貌单元的扩张过程、腾格里沙漠人类活动与农业起源的可能关联。该团队在沙漠东缘上千平方公里范围内发现了大量的地表旧石器遗迹和两个原生埋藏地点,并对其中一处遗迹进行了小面积试掘;相关遗迹单位发现的石制品以细石叶、细石核和小石片为主,并伴随少量的动物骨化石。研究认为腾格里沙漠古人类的扩张活动开始于距今8-9 ka。通过北方已发表旧石器遗址的统计分析,该研究初步归纳了中国北方人类活动在不同地貌单元的扩张过程。即:全新世早期扩张至沙漠环境,约4.5 ka前收缩至干旱区高原,约3.6 ka年前定居青藏高原。此外,腾格里沙漠人类扩张时期恰在我国农业起源之前,这与古基因显示的人口规模演变趋势一致,或为支持“人口驱动农业起源”提供一定的证据。

  南京大学的刘登科同学基于磁性地层学(岩石磁学、古地磁、环境磁学)、光释光测年和26Al/10Be埋藏测年的结果,对比我国黄土高原标准黄土-古土壤序列,分析了秦岭南麓汉江流域郧县和丹江口盆地的6个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年代。认为郧县人、月亮湖、关门岩、柳陂酒厂、吴家沟、庙口遗址的年代分别约为距今1.7 Ma、0.819-0.865 Ma和0.943-0.989 Ma、0.787-0.819 Ma、0.13-0.15 Ma和0.71-0.78 Ma、0.71-0.78 Ma、0.6-0.7 Ma。这6个早-中更新世遗址的测年结果不仅填补了汉江流域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的部分年代空白,而且丰富了秦岭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年代框架。同时也表明,秦岭地区可能在更新世的距今0.6-1.0 Ma阶段是我国古人类活动的重要中心之一。

  南京大学的王亚楠同学通过光释光测年方法对贵州穿洞古人类遗址的年代进行了研究,并探讨了遗址内发现的骨器技术变化与气候变化的关系。该研究对地层堆积复杂的穿洞遗址运用光释光石英单片再生剂量法(SAR-OSL)进行年代测定,其年代结果与前人的AMS14C结果在误差范围内一致。将OSL、AMS14C数据建立贝叶斯年代模型,提高了遗址年代框架的精度。遗址第8层年代(距今约35.2-22.0 ka)对应LGM时期和第3、4层年代(距今约12.7-11.2 ka)对应新仙女木事件(YD事件),人类可能采取了特殊的方式低于寒冷。最后,该同学对我国南方大量骨角器遗址年代进行总结与分析,发现我国南方骨器约在距今44 ka最早出现在贵州,LGM时期有所发展,YD事件后广泛存在,为研究现代人在我国南方的扩散路线提供了参考。

  来自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葛俊逸副研究员和华东师范大学的年小美副教授对5位同学的报告进行了点评:

  葛俊逸副研究员认为:周口店猿人是我国乃至世界上人类起源研究的重要内容,金曼谷同学的这项研究对解决周口店年代争议将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作为人类演化中的重要问题,人类艺术的演化也很重要,焦亚诺的工作对金沙江岩画做了很多的测定,也讨论了人类艺术的出现和环境关系;但是,碳酸盐的年代和岩画年代可能存在一定时差,在后期的工作中需要考虑碳酸盐的发育过程和时间。刘登科同学的研究呈现了很好的结果,但也需要注意,石制品多出现黄土-古土壤的界线附近,其原因可能有两种。一种是南方地区的古土壤可能是在母质上发育,如果石制品出现在母质内,那么在土壤发育过程中就有可能出现在界线附近。其原因是气候导致的土壤学问题,还是人类在冰期与间冰期之间的转变,需要进一步分析。另一种原因可能在MTD(中更新世转型)前后人的大量增加,而MTD又是一个气候转型期,古人类更难适应这种环境。解决这些问题将会对未来工作的解释具有重要意义。

  华东师范大学的年小美副教授首先对参加报告的研究生的工作和水平表示了认可,认为大家的测年方法很广泛,包括ESR、铀系、光释光、古地磁等。现在考古的热门,年代学研究在其中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随后年老师引述岩画的年代学研究认为,不同的测年技术得到的年代不一致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研究得到的年代也不一定绝对正确,只是根据目前的测试方法和技术水平得到的一个目前最准确的年代。现在专门做年代学研究的学者较少,大多数学者主要是以应用为主。因此就要求大家在写文章或者做报告的时候,应该把一些实验细节交代清楚;不一定是保证年代绝对正确,但是按照现有技术水平和理解是正确的,如果以后实验方法有新的进步,是可以通过这些细节进行验证的。最后,年老师指出,每个测年方法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同方法的对比、不同学科的交叉研究是以后的一个方向。

  地学考古分论坛由南京大学孙雪峰副教授主持,包括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南京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的4位研究生带来了精彩报告。

  南京大学的秦真渝同学以河南渑池县仰韶遗址区的西沟为研究对象,基于对冲沟各级阶地上覆黄土和砂层的光释光测年结果,重建了遗址区冲沟的发育过程。研究结果表明,冲沟阶地的形成远早于仰韶人活动的时期(距今7-5 ka年前),其发育过程主要受控于气候因素。仰韶遗址区人群活动的地貌面为东、西两侧冲沟之间的平坦地面,两条冲沟的合围形成了天然的地形保护,与现今的地貌格局差异不大。她还进一步探讨认为,水源既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又是先民生命安全的守护者,这为史前人类与水源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案例。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葛井莲同学首先介绍了南京地区缺失早于距今8 ka年前新石器时代的早期文化,对当时此地有无人类活动及其活动方式的探讨具有重要的考古学意义。借助于南京地铁六号线的勘探工作,该研究在玄武湖至明故宫一带采获了约37米长的全新世钻孔(MGG3)。基于11个碳十四年代测定和126个孢粉样品分析,发现距今8.2 ka之后3-4次较为明显的禾本科花粉含量的小高峰,预示较为明显的稻作农业活动。在植被与气候方面,同样在距今8.2 ka前后出现明显转折,揭示了距今8.2 ka之后常绿栎含量明显增加,落叶栎花粉含量减少,总体植被面貌为落叶栎、常绿栎主导的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指示暖湿气候。她表示后期希望能通过植硅体等方法寻找更多的人类活动证据,进一步补充末次冰消期以来南京地区的植被变化过程。

  南京大学的李海燕同学基于AMS14C测年和考古文化断代建立了下王渡遗址的年代框架,通过植硅体、孢粉、炭屑、粒度、磁化率和地球化学元素的多指标综合分析,揭示了宁绍平原奉化江流域中全新世稻作农业发展及其对古环境演变和海平面波动的响应。她认为该地区中全新世的沉积环境可能存在3个主要阶段:距今6.0-5.5 ka受海洋影响极大(6.0-5.8 ka持续海侵环境,5.8-5.5 ka过渡为盐沼环境);距今5.5-5.0 ka咸水向淡水环境过渡;距今5.0-4.3 ka演变为淡水环境,大量陆地出露。研究区中全新世的气候变化整体由暖湿向凉干转变,具体经历了温暖湿润(距今6.0-5.5 ka)-温和湿润(距今5.5-5.0 ka)-凉爽干燥(距今5.0-4.3 ka)的转变。研究区稻作农业经济可能在良渚文化时期(距今5.0-4.3 ka )才发展成主要的经济类型。河姆渡文化晚期(距今6.0-5.5 ka),稻作农业整体耕作强度较低。她推测这种现象可能受到海平面波动的影响,高盐度的水环境阻碍了稻作农业的发展。

  南京师范大学的周萌萌同学首先指出极端事件会对沿海低地和三角洲地区的人类生存发展产生严重的影响。而后,她通过下王渡I期遗址T0104西壁剖面粒度、硅藻和XRF扫描的地化元素,还原了当时宁绍地区全新世中期的古环境,讨论了极端气候事件对史前人类活动的影响。她指出,在距今6.0-5.8 ka、5.15-5.07 ka和4.5 ka前后该地区受到风暴潮事件的影响,带来了海水沉积,硅藻组合以咸水-半咸水为主。距今5.0 ka前后该地区还曾发生陆地洪水事件。结合考古学文化认为,极端环境事件带来的灾难性洪水可能是宁绍平原沿海低地全新世中期文化转型的重要影响因素,导致了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的衰亡。

  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刘演副教授和北京联合大学的张俊娜副教授对4位同学的报告进行了点评:

  关于南京明故宫的孢粉分析,刘演老师认为理想的孢粉结果可能还蕴含了一些其他信息,比如湖泊环境变化等。该研究中发现燕雀湖在距今9.0 ka曾出现一些比较大的禾本科孢粉,类似现象在姚江也曾发现过,可能显示在海侵来临之前,水稻种植较为广泛。该发现可能是长江下游地区早期人类活动的线索,需要在未来的环境考古工作中再去深入研究。关于围绕下王渡遗址开展的两个报告,刘演老师认为,不同地区开展的孢粉、植硅体和硅藻分析存在一定的差异。长江下游地区环境考古研究最大的前提条件就是海平面的变化,但是目前对于中晚全新世的海平面变化重建的精度难以满足该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分辨率。刘演老师还指出,下王渡遗址的硅藻分析与其他团队的结果不一致,需要理解区域小环境对区域地层的影响。最后,刘演老师指出,古代极端水文气候事件与人类活动的关系受到了广泛关注。但是,这些极端水文气候事件的影响因素需要全面、系统的权衡。

  关于仰韶遗址的地貌分析,张俊娜老师认为黄土地区除部分规模较大河流存在一些明显的阶地,部分冲沟的阶地不甚明显,仰韶遗址周边的地貌用“黄土台地”表达可能较“河流阶地”更为合适。光释光样品的年代相对较老,其年代究竟代表河流阶地的年代还是早期的沉积地层年代,可能需要更多的细节证据证明。她认为南京全新世早期孢粉的研究,与自己在洛阳盆地的钻孔较为吻合。最后两个报告通过下王渡遗址,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和多指标的分析。最后,张老师还建议大家将沉积物的岩性做一些详细介绍。

  地学考古和生物考古分论坛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舒军武副研究员主持,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的5位研究生带来了精彩报告。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郭爱鹏同学首先讲到影响唐朝长沙窑兴衰的因素一直都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他的研究通过收集公元600-960年间长沙窑纪年瓷的出土数量、气候、战争等相关资料,研究了长沙窑兴衰的可能原因。研究结果表明,战争可能是影响长沙窑发展的主要因素。长沙窑的兴盛源于北方战争带来的移民和新技术、阿拔斯王朝(古代中国史籍中称之为黑衣大食)的兴起以及中世纪暖期适合小农经济发展的温润气候。水旱灾害造成的人口流失制约着长沙窑的发展。长沙窑衰败的直接原因是战争破坏了当地的经济,间接原因是气候变冷、外销渠道的阻断和国内市场规模的缩小。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王庆宇同学首先介绍了新石器时代中期,中国先民将制陶技术运用于建筑工艺中,发明了一系列强度与耐水性能显著提升的烧土建筑材料,极大地改善了居住环境。但由于烧土材料质地疏松,难以满足传统的热膨胀法需求,因此有必要采用新的经热温度研究方法。他采用XRD法、XRF法和色度法等从物相组成、元素成分、色度等对湖南华容七星墩遗址不同时期的烧土样品进行综合分析,并尝试利用地磁学中常用的磁化率法对其经热温度进行测定。结果表明,6件红烧土样品应均为就地取土,并在泥料中加入了稻壳和稻草等植物残骸作为羼和料,经人工烘烤而成的建筑材料,等效烧成温度区间为550-700℃。该研究为两湖流域地区及长江中游地区史前烧土建筑发展的历史提供了参考。

  南京师范大学的刘真同学通过植物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探讨地理环境变化对江淮东部地区史前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她通过对盐城市大同铺遗址开展的植物大遗存研究,发现该地区青铜时代形成了稻-旱混作农业,农业结构较新石器时代的稻作农业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通过整理研究区周边区域植物遗存的状况和北方地区典型器物鬲的传播过程,她认为江淮东部地区的旱作农业可能沿淮河流域自西向东传入。进一步分析认为,距今2.8 ka水位的下降为人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陆地资源;“2.8 ka BP”气候冷事件可能加剧了中原地区的人地矛盾,从而迫使人们向东或向南迁移到较温暖湿润的地区,人群在迁移过程中带来了原居住地的旱作农业,这可能促使江淮东部地区稻-旱混作农业系统的形成。该研究为江淮地区气候变化的间接影响模式提供了新的探讨。

  南京师范大学的师宏伟同学首先介绍了辽金元兴起、积蓄、扩张的核心区域——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状况,该区域生态环境脆弱,干湿波动明显。然后基于巴彦塔拉、城卜子、北大村等多个辽金元遗址的C、N稳定同位素分析和Fruits模型分析,估算了不同遗址先民的食物结构。结合植物考古数据,研究认为麦类作物自辽代起进入北方农牧交错带地区后得到了普及,先民摄食结构明显由C4向C3转变。此外,先民摄食结构的转变也与饮食习惯、社会阶层、文化交流等密切相关。最后,摄食结构也反映出辽、金、元三个帝国先民的食物结构明显不同,这可能也影响了三个族群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模式。

  南京师范大学的梁伟豪同学于2020-2021年在连云港孔望山墓地发掘过程中,在其中地层、灰坑、柱坑和水井等67处遗迹单位采集浮选土样162个。浮选获得水稻、小麦、大麦、粟、黍5种农作物种子,以及狗尾草、稗、马唐、藜、马齿苋、蓼属等旱作田间杂草种子和苔草、莹蔺、酸膜叶蓼、碎米莎草等湿生环境杂草。该遗址麦类作物的发现可能弥补了该地区农史典籍中麦类作物种植的遗漏。此外,隋唐时期较为温暖的环境条件可能促使了人口的大规模扩张(据《唐会要》推算人口从公元639年的1200万人增长到公元755年的5300万人),人口的增加可能促使古人向当时的边疆地区扩张,在连云港这样的边疆地区也开始了多种农作物并存的种植制度。

  来自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高玉副研究员和福建师范大学的左昕昕教授对5位同学的报告进行了点评:

  高玉老师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谈了自己的一些感受。她建议大家在选择考古材料的时候,要注意样品是否具有代表性,是否可以代表这个遗址、代表这个区域;对不同区域、时段、性质的考古遗址进行对比,需要注意这些样品的代表性是什么。此外,她还提醒大家在研究的时候,需要注意出土地点、出土层位等相关遗迹信息,这样便于后期将研究结果和人类行为进行对比,获取更多的信息。她认为大家应该规范使用专业术语,如“混作”是农学中的专业术语,代表同一地块种植多种作物。此外,她还建议在讨论相关的学术问题时,可以将视角放大,比如讨论江淮东部地区的时候,也可将淮河中上游纳入讨论范围等等。

  左昕昕老师首先表达了对举办本次会议的赞许,南京师范大学联合南京的几所高校和科研机构举办以“环境考古”为主题的研究生论坛是国内首创,也期望以后可以一直办下去。左老师对几位同学的汇报提出了几点建议:首先,在做环境考古工作时需要对这些遗址或者区域的材料、考古学的背景有深入的了解,不同遗迹单位之间对比的合理性需要进一步思考。其次,交叉学科也需要多种方法的交叉。比如重建火的温度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尝试用其他方法;植物考古,不仅可以做植物大遗存,也可以做微体遗存;环境指标包括孢粉、硅藻等;多指标分析会对环境序列和植物种类等有更全面的认识。最后,左老师提出在选取环境记录和考古文化或植物种类的变化做对比的时候,需要考虑所选的指标是否能够反映本区域的信息,尽可能利用距离研究区较近的气候记录,或者历史时期的资料。

  空间考古分论坛由南京师范大学杨林教授主持,南京师范大学的6位研究生带来了4场精彩报告。

  袁文静同学面向中文考古遗址文本数据,搜集整理了《中国文物地图集》中的词条内容作为原始数据,初步构建了中文考古遗址文本语料库。方法上,利用信息抽取技术从海量的文本中提取特定目标信息,对文本中的非结构化信息进行处理使其转化为结构化信息。流程上,首先将待识别的考古文本逐句输入到构建的命名实体识别模型中,可以识别出预先设定类别的考古实体,并输出包含实体的语句;再将识别出的考古实体输入到关系抽取模型中,从而确定语句中实体间的对应关系类别,最终可以获取实体关系三元组。在第一个应用案例中,她利用抽取出的遗址基本信息,对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进行了初步的时空分析,包括聚类程度与分布方向分析。在第二个应用案例中,利用抽取出的考古遗址三元组实例,依据知识图谱构建流程,基于Neo4j完成了考古遗址知识图谱的构建和知识挖掘,探讨了考古文化的重叠关系、考古文化的器物面貌以及农业技术发展。

  刘金涛同学以田野考古现场获取的广义点云为切入点,基于考古知识和考古制图作业规范,重点研究了基于广义点云的多源数据融合方法。他以考古遗迹为研究对象,将无人机航拍获取的影像点云和三维激光扫描仪获取的激光点云进行数据融合,为田野考古制图提供了精准的原始数据、便捷的制图过程、多样的出图结果、可扩展的应用数据基础。并以融合的点云数据为基础,开发出面向田野考古快速制图的GIS系统,该系统的特色功能包括基于切割点云的平面投影、基于点云的探方平面图的自动生成和基于点云任意切割方向剖面图的自动绘制,可为田野考古提供了一种便捷、快速、精确的制图方法。

  高凌云、钟怡然同学基于大运河江苏段相关的历史地图、舆图、文字史料和现代地理数据,按照历史进程对大运河的开凿及演变进行梳理。对大运河河道及周边地理环境、水利工程、水利管理和运河水利文化等方面的实体信息内容进行分析;参考地理与历史双重视角下的历史GIS数据模型的建模思路,继承、扩展该模型的部分时空对象;设计时空对象及其属性、时间特征和关联关系的表达方法来构建大运河时空数据模型;河道与周边水系数据构建方法需要根据数据准确度进行分类,需要以古今地名作参照要素,根据运河对象本身的空间方位描述和对象间的空间或语义关系进行构建。对于其他运河数据,采用语义判读和空间分析的方法获取对应的运河数据。他们还分析了大运河江苏段的信息内容,构建了大运河时空数据模型;提出了运河河道与周边水系、运河水利工程与文化遗产以及运河水利管理数据的构建方法。

  常高枫、宇航同学首先认为深圳是一座拥有6700多年的人类活动史、1700多年郡县史、600多年的南头城史、大鹏城史、悠久的广府民系和客家移民史的历史文化名城。他们开发的系统是以深圳市历史文化资料和地图为主要数据源,将深圳市历史文化与地理信息技术深度结合,重视一般公众的兴趣需求和体验,以网络地图为核心的对城市历史文化信息进行采集、展示、查询、制图和分析的信息系统,提供城市概况、城市发展、文物古迹、历史名人、历史事件、古今地名和典型应用等信息的展示和查询功能,以及数据共享、大众制图和时空分析等功能。此外,他们还展示了VR-大鹏所城、深圳地铁景观变迁、大湾区人才回流等模块。系统的构建可为城市历史文化的GIS表达与应用提供参考,对于GIS的历史化、社会化应用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来自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的骆磊副研究员和内蒙古大学的李哲副教授对4场报告进行了点评:

  骆磊老师首先肯定了利用深度学习的方法开展考古文本信息提取的重要意义,建议选定一个考古学问题或考古学的实际需求,围绕知识图谱,思考无论是基于关键词检索还是算法,建立它们的联系,对这种联系的不断发掘和再分析,揭示常用因果分析方法无法揭示的问题。骆磊老师提到点云是我们表达这个世界的三维结构信息,点云数据处理的软件不断与考古制图规范结合,形成一个自上而下、成体系的系统,未来有巨大的潜力。关于大运河时空数据建模,骆磊老师介绍说数据建模基于科学数据构建模型,然后利用模型去得到科学发现,从关系到模型到发现,中间还涉及验证或者其他环境分析。构建大运河的数据库,对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以及大运河今后的文化遗产利用和保护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数据支撑。关于深圳历史GIS平台建设,骆磊老师认为平台涉及数据的类型庞杂,那么该平台的研究的意义是何?该平台的特色如何?相关平台的定位和服务对象需要进一步梳理。最后,他也提出这四个报告相互之间存在部分的关联和联系,建议进行更好地沟通、合作、融合,上升到更高的平台、阶段,获得更好的影响力。

  李哲老师谈到,前面两个同学偏向于考古,侧重数据的获取和处理,后两者应属于历史地理的范畴,是历史地理信息数据模型的构建和平台的搭建。第一位同学基于文本数据提取古遗址的信息,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传统的考古数据是田野发掘得来的,往往都局限于某一遗址,考古数据具有局域性或分散性。因此,基于GIS进行区域性的、大范围的考古分析非常重要。他还建议未来对历史时期考古发现的一些文献、历史史料进行分析。在利用点云数据进行考古制图方面,他建议未来要思考该方法如何更好地为考古服务,目前很多数据还未能充分地利用。后面两个同学的工作对我国大型文化遗存的保护是非常有价值的。他期待几位同学继续努力,在建构的过程中借鉴,参考现有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和历史地理数据库,达到一种后来者居上的效果。最后,李哲老师总结到,目前四场报告均是以技术为中心的考古应用,对于考古学本身亟需解决的一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思考,这也是目前空间考古、数字考古普遍存在的一种现状,希望在以后的研究中更多地关注、深入考古学领域,发现考古问题、解决考古问题。

  经过一天精彩、紧张的汇报、交流和点评,本论坛在下午4:50进行了大会总结,由我校环境考古研究院执行院长贾鑫副教授主持。南京大学赵东升副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徐峰教授和南京博物院于成龙副研究员三位传统考古学者对全天的报告进行了点评。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赵东升老师首先表达了对本次论坛的肯定,各位研究生和他们的老师都来自地理学等不同学科,与考古学合作,是多学科融合的重要尝试。从三十年的考古经验来看,大家的工作都是很有用的。用一个简单的词概括就是“融合”,一个是学科融合,一个是人文融合。以环境考古研究生论坛的角度举办此次会议是第一次,也希望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更多次。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了探索人类起源、农业起源、中华文明等的形成过程。目前来说,我们的学科甚至分支领域之间还存在一定的隔阂,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还很多,这是我们多学科合作的魅力和前景所在,我们后面需要继续加强合作。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徐峰老师表示,听取一天的报告,收获很多,社会发展学院有幸作为本次会议主办方之一,感谢与会的老师和同学。首先,他提到南京师范大学的社会发展学院和地理科学学院渊源深厚,十几年前社发院的一些前辈如裴安平等老师就已经与地科院的闾国年等老师开展合作。去年社会发展学院又与贾鑫老师团队合作在南京高淳薛城遗址进行了多学科的合作,今天又召开了本次会议,这种相互交流的趋势是非常好的。其次,今天参加会议的研究生水平都非常高,可以说是名校、名师、名徒。站在传统考古学或者人文考古学的角度,徐老师认为今天的四场会议是科学的考古,或者说是考古的科技化,比如年代学考古中岩画的测年研究。学者罗伯特·贝德纳里克曾提出岩画科学,反对对岩画的图像做任何主观的人文解读,转向岩画的科学研究。岩画科学研究最重要的内涵之一就是年代学,今天同学讲到的金沙江岩画的铀系测年研究就体现了这个领域非常科学化的一种趋势。再一个是地学考古,要解决良渚文化的崩溃问题就要求环境考古与传统考古相结合,既需要环境考古研究地质地貌现象,也需要考古学者从人文方面进行系统地梳理。环境考古与传统考古双方越来越近,故事也越来越清晰。过去的环境考古和传统考古是两张皮,实际上融合和交叉的趋势在不断推进。有一个日本学者关于学科之间的交叉和融合的观点认为,你有你的价值,我有我的价值,当你的价值与我的价值发生交集的时候,交集的部分就是产生争议的部分,但是这一部分往往是非常薄的。徐峰老师展望到,以后这个交集越来越厚的话,趋势就非常可观了。接下来的工作中,加强思维的开放,这些交集的地方就是未来有可能创新的地方。

  南京博物院于成龙老师首先对本次论坛的水平进行了肯定。他认为本次论坛有多种方法的尝试,并且又有相互之间的印证。他提出几点建议:第一,找好环境与考古的结合点、切入点、落脚点。一个课题是为了讲一个环境的问题,还是讲一个考古的事情,还是讲一个环境和考古相结合的问题,出发点要找准,落脚点要落实。第二,对考古遗址的背景要有更深入地了解,这是很重要的。比如,考古类型学本身是非常复杂的,需要与考古学者结合,分析一些器物的传播,这样能更好地理解人类活动和迁徙。第三,关于剖面和遗址的代表性,他建议选取的研究点一定要有代表性,代表性包括普遍性和特殊性,做一个遗址或者剖面的话可能不能代表一个区域的特点,如果做多个点的话,有可能还会互相打架,结论不一定是错的,这就需要有更多的合理解释。第四,地理信息技术的应用,将对考古工作带来巨大的帮助。第五,他也提到了一个缺憾,今天的报告中对江苏的选题较少,时代也较晚,这也说明了考古和其他科技考古学者之间的两张皮问题,他期待我们未来还要努力把两张皮捏成一张皮。最后,于老师表达了对南京师范大学环境考古研究院的肯定,希望将来围绕江苏的考古工作,和该单位之间建立更多的联系,开展更多合作的项目。

  在会议最后,环境考古研究院执行院长贾鑫副教授做最后的会议总结。他首先对今天参加会议的所有老师和同学表示感谢。他认为就像各位老师提及的,我们确实需要考虑,在地理、地质、环境、生物等所有涉及到考古学的领域,我们如何去分析认识考古材料,我们的东西是否能经得起传统考古学的推敲,是我们所有做环境考古或者科技考古的人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如果我们能更多的交流,很多问题可能就可以及早的发现。最后他展望到,我们的研究生现在正值当年,我们希望给大家建立一个这样的平台,提供这样一个机会,希望他们在未来能够从多学科的角度多认识、多学习,真正将这两张皮捏到一张皮上去。冬奥会的理念是“一起向未来”,在研究过程中,老师们也在不断地向同学们学习,同学们能给我们的学科带来很多新的理念、新的认识和新的思想,更重要的是为我们的学科创造新的未来。

  本次研究生论坛作为国内首次以“环境考古”为主题的研究生论坛,为初涉环境考古研究的研究生们搭建了一个相互分享、取长补短的交流平台;也为考古学、地理学、地质学等学科的学者进行深入交流和合作提供了机遇。2021年南京师范大学批准成立的“环境考古研究院”是国内首家以“环境考古”为主要研究内容的研究院,将在考古年代学、地学考古、生物考古和空间考古等环境考古的领域开展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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