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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敦煌写经
《宣和书谱》中记载：经生写经时，首先在专用的写经用纸上画出界格，在经文起首处标明题目、品名，然后是正文的抄写，卷尾的落款则相当繁琐：要写明抄写的时间、地点、写经人的姓名、用纸的数量、装潢手、初校手、再校手、三校手、详阅、判官、监制等，有的竟达十余项之多，说明当时写经的庄重和严肃程度。当时写经者由于受到内容的限制，篇幅都比较大，少则数百字，多则数万字，始终如一，不失行次，成为约定俗成的书写形式，所以只有手卷最适合这种多字的书写要求。
敦研017
《大方等大集经卷第六宝女品第三》之二
纵28.1cm 横13.7cm
敦煌研究院藏
在南北朝时期，这种格式就已经逐渐形成了，并成为写经的默认格式。写经时依佛经抄写，左右分行，上下不分排，每行因字形不同、繁简相异，在字形上只有1 厘米见方，属于小楷。早期的写经有很浓的隶书味道，大结构继承着草、简的风貌，在笔法与结构上比简书更加精道。初期笔画有隶意，横画收笔上翘收笔，捺笔右下按笔微提收笔，都是隶书的影子。隋朝时期，书法笔法结构都已经成熟，左低右高是写经体的总体规律，横画微微向右上方收笔时笔锋回向左上方自然调整为中锋，竖笔多横笔入锋收笔多回锋，撇、捺多出字形以外，起着整个字形平衡的作用。放射性字形是写经小楷的基本结构，左右结构的字多分出高低部首，收笔处多为重心做力点，字的右下方多为重心点。到了唐代，是写经体鼎盛时期，书法点画特点基于完善，字形内部的空间均匀，避免局促的笔画形成，字的边缘没有明显的出入，看每一个字可能平淡无奇，通篇看稳健的布局会使人感到全篇的审美效果。
敦研008
《维摩诘经卷下观人物品第七》（局部）
土地庙出土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写经人的意图是顺利通过写经主使者的审核，从而获得他们想要的酬报（或为实际的财物，或为软性的荣誉、机会等），所以写经体的美终究是依附性的，过高的估计是站不住脚的。对写经者有利的3 条线索无不隐含着负面审美价值：似慢实快的书写感还相当粗糙，似难实易的点画效果也疏于控制，而在秩序与变化之间又存在着明显的失衡。相对于庞大的写经作品整体而言，其中的美实在过于有限，这当然是以普通民众为主体的缺乏基本提纯行为——世俗性——的结果。
敦研220
《妙法莲华经卷第一序品第一》（局部）
北魏写经
敦研287 号
《三国志·步骘传》（局部）
东晋写本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些写本，如《三国志·步骘传》残卷（敦煌研究院藏），其楷体端庄，结体微带纵势，用笔肥厚但不失点画精致，横画末端与捺脚处仍保留着隶意的波磔。北朝写本《大般涅槃经》结体方整，用笔轻巧灵动，横画起笔处笔尖轻微迅疾掠过，收笔处迟涩凝重，捺画较有隶书笔意，拨挑明显。由于写经既要工稳又要讲求速度，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用笔精练、行笔流畅、与日常应用的正书体有所区别并程序化的书体——写经体。
北朝写本《大般涅槃经》（局部）
敦煌研究院藏
北魏年间，还出现了专门的写经机构，其负责人为“令狐崇哲”。随着南北文化的交流日益密切，南北两地的书风也不断地影响交融，到了隋代，写经书法既有北朝“魏碑体”、气势雄浑的面貌，又有像南朝那样温婉秀雅的书写风格。而唐代，可以说是佛经写本留存至今为数最多的朝代，因唐代楷书遵循求规重矩的尚法精神，当时的写经书法也大多为标准的楷体，并以佳纸浓墨精写，追求书写点画精细、结体工稳方整的正楷。受唐代楷书大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人的模范作用以及唐代书法教育机构的影响，许多抄经者都经过了严格规范的训练，有的也是出色的书家，故遗留下来的一些写经藏本亦可称为精妙之作。如《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妙法莲华经》都体现了唐代书法较高的书写水平，用笔得法，骨肉兼备，字势飞动，极具成熟唐楷的风貌。
——毛秋瑾《漫谈敦煌书法》
《北魏令狐崇哲写经》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唐《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局部）
日本书道博物馆藏
《道德经》（局部 ）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南北朝 《比丘尼羯磨文》 （局部）
中国书店藏
南北朝《成实论卷十一》
中国书店藏
南北朝《优婆塞戒经卷三》
中国书店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