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阅读
【民族考古】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夏商时期聚落景观研究
摘要: 【作者简介】邹秋实，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师资博士后。本文所指江汉地区属广义范畴，包括长江与汉水交汇形成的冲积平原，及其周邻的低山丘陵地带。本区虽与中原地区有桐柏山-大别山脉阻隔，但山系南麓的多条南北向水系成为联系两个地区的天然孔道。因此，自新石器时代以来，江汉地区就长期与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的文化关联。夏商时期在以二里头、二里冈文化为 ...
【作者简介】邹秋实，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师资博士后。
本文所指江汉地区属广义范畴，包括长江与汉水交汇形成的冲积平原，及其周邻的低山丘陵地带。本区虽与中原地区有桐柏山-大别山脉阻隔，但山系南麓的多条南北向水系成为联系两个地区的天然孔道。因此，自新石器时代以来，江汉地区就长期与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的文化关联。夏商时期在以二里头、二里冈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强烈辐射之下，江汉地区的文化发展进程得以改变，同时彰显出了早期王朝国家对南方地区明显的政治经略意图。故而本区域夏商时期的文化面貌与聚落形态备受研究者关注。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多从夏商时期考古遗存的文化面貌入手，对江汉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以及本区域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互动模式进行了探讨。新近的田野考古及研究工作表明，夏商时期江汉地区的河湖水位与地貌形态可能与当今所见存在明显的差异。此项研究暗示着本区域夏商时期聚落的布局形态与营建方式可能与当今所见的遗址面貌有所不同。不仅如此，已有学者注意到，夏商时期江汉地区东部与西部，虽共同处于中原文化辐射之下，却呈现出了不同的文化发展进程。这种文化格局的不同，或体现出了夏商王朝对不同地理单元采取了差异化的社会管理模式。基于上述研究进展，我们有必要在重新评估夏商时期江汉地区地理环境的基础之上，对夏商时期江汉地区聚落的宏观分布态势，乃至聚落布局形态、营建方式、等级分化重新予以讨论，由此重塑江汉地区夏商时期的“聚落景观”。考古学中“景观”的概念来源于地理学，20世纪70年代以来，“景观考古学”逐步开始在欧美考古学界兴起。这一研究范式强调将人类行为置于复杂的地理空间之中进行考察，尤为关注人类对空间的理解和认知。这种研究理念与环境考古、聚落考古均有所不同，可以为我们理解古代社会提供全新的视角。一、聚落分布
本区域夏商时期聚落基本沿长江干、支流等天然水系分布，这种聚落分布态势，从整体上透露出了夏商时期中原文化在江汉地区传播的基本路径。具体而言，可将江汉平原及其周边地带夏商时期聚落的分布区域划分为两大地理单元，即长江干流沿线和长江各支流沿线。以下分而述之。长江干流自西向东流经江汉平原腹地，成为沟通本区域与长江上、下游乃至洞庭湖平原、赣鄱地区等多个地理单元的文化交流廊道。长江干流沿线可见荆南寺、李家台、周梁玉桥、官堤、铜鼓山、盘龙城、香炉山、下窑嘴、意生寺、铜岭、檀树嘴等一系列夏商时期遗址分布（图一）。二里头文化因素主要见于长江干流沿线的荆南寺、盘龙城两处遗址中。盘龙城遗址出土的扁足鼎、花边口沿罐体现出了明显的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因素。在荆南寺遗址中，亦出土有深腹罐、大口尊等体现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陶器。二里冈文化时期，盘龙城迅速崛起并发展成为江汉地区规模最大的区域中心城邑，并对盘龙城周边区域形成了强烈的文化辐射。在荆南寺、李家台、铜鼓山、香炉山、下窑嘴、意生寺、铜岭、檀树嘴等遗址中均可见二里冈文化因素，但是各区域出土遗存又呈现出了明显的差异。简言之，长江沿线的盘龙城、香炉山、下窑嘴、意生寺等遗址出土陶器、青铜器的类别与形制均与中原地区二里冈文化遗存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因此学界通常将此类遗存视为二里冈文化的地方类型——“盘龙城类型”。但是，位于江汉地区西部的荆南寺、李家台等遗址出土的二里冈文化时期遗存，其文化面貌则与盘龙城类型存在明显的差异，以釜、鼎、大口缸等陶器为代表的土著文化因素在遗址总体文化因素中却占据了50％以上。长江南岸的铜鼓山及铜岭、檀树嘴等遗址分别位于长江干流进入洞庭湖平原与鄱阳湖平原的前沿地带，因此这几处遗址出土的二里冈文化时期遗存既可见较明显的二里冈文化因素，但同时又显现出了鲜明的地方文化风格（图二）。洹北花园庄期至殷墟一期，本区域的聚落分布态势呈现出了明显的变化。这一阶段盘龙城聚落规模大幅缩减，至洹北花园庄晚期前后被彻底废弃。盘龙城的废弃引发了长江沿线聚落的连锁反应，荆南寺、铜鼓山、下窑嘴、意生寺等聚落随之消亡。与此同时，周梁玉桥、官堤、梅槐桥、阴湘城等聚落开始在江汉地区西部兴起，其文化面貌与中原地区形成了巨大的差异，以鼎、釜为核心的陶器组合被视为“周梁玉桥文化”。而赣鄱地区的铜岭、檀树嘴等聚落继续存在，但是其文化面貌日益趋近于吴城文化，而与中原地区相去甚远。江汉地区腹地为平原，地势低平，发源于周邻山地的长江各支流大体呈南北向汇入长江，具体而言包括长江北侧的汉水、府河和澴水水系以及长江南侧的澧水、赣江水系（见图一）。二里头文化晚期，在位于府河、澴水沿线的李家湾、聂家寨、光山造以及前述的盘龙城遗址中，均可见二里头文化因素。大体呈现出了一条自豫南地区，穿越大别山，顺澴水、滠水南下的文化传播通道。同时在汉水沿线的下王岗、李营、龚家村、熊家庄、东龙山，以及襄阳至钟祥一线的王树岗、乱葬岗、墓子坡等遗址中均可见较为典型的二里头文化遗存，陶器以扁足鼎、花边口沿罐、大口尊为主，体现出了伊洛地区的二里头文化越过伏牛山，经南阳盆地，沿汉水中游南下的传播态势。二里冈文化时期，随着府河下游盘龙城聚落的迅速崛起，在盘龙城周边的府河、澴水及滠水沿线均出现了聂家寨、晒书台、小王家山、袁李湾、中分卫湾、凤凰台、好石桥、大台子、涨水庙、徐家洲、花园、下坝电站、甑山等一系列同时期遗址，其文化面貌均与二里冈文化趋同，同属于前文所述的二里冈文化地方类型——“盘龙城类型”。在汉水中游的辽瓦店子、店子河、方滩、门伙、龚家村等遗址之中，遗存的文化面貌体现出了二里冈文化的强烈影响，主体年代为二里冈文化时期至洹北花园庄期，不晚于殷墟一期。本区域二里冈文化时期遗存的分布，体现出了二里冈文化大体沿着二里头文化南传的路径，在汉水沿线传播。沿汉水中游南下即可进入沮漳河下游地区，荆南寺遗址中所见的较为典型的二里冈文化因素，或是经由此路径南传而至（图三）。二里冈文化时期澧水沿线遗存以皂市、宝塔以及其北侧的汪家嘴、博宇山等遗址为代表。皂市和宝塔遗址商时期遗存的文化面貌较为复杂，主要包括三类文化因素，一是以弧腹鬲、爵、斝、假腹豆、大口尊、缸为代表的二里冈文化因素。二是以壶、圈足壶、圈足碗、折沿圈足碗、甑为代表的本地文化因素。三是以鼓腹鬲、折肩壶、折盘簋、双耳簋、弧盘簋为代表的本地创新型文化因素。二里冈文化时期赣江沿线的遗存见于石灰山、陈家墩、龙王岭、神墩等遗址。在龙王岭附近的八哥山、门口山、磨盘山、王花兰等岗地上亦曾采集到商时期陶片，推测这些地点亦分布有与龙王岭同时期的遗存。神墩遗址出土的陶器以鬲、斝、假腹豆等中原式陶器组合为主流，可见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不过在每一类器物形制上均可见一些明显的地方特征。龙王岭、陈家墩、石灰山遗址中所见的二里冈文化时期遗存，一方面有鬲、甗、斝、大口缸等中原地区常见器类；另一方面，这些遗址还发现细柄浅盘豆、圜底印纹罐等基本不见于中原地区的器类，突显了赣江沿线的地方文化特征。洹北花园庄晚期至殷墟一期前后，随着盘龙城被废弃，澴水、滠水沿线依然可见聂家寨、郭元嘴、中分卫湾、徐家洲等聚落分布。而在府河沿线分布的小王家山、晒书台、下坝电站、好石桥及庙台子等一系列聚落，似乎表明洹北花园庄晚期至殷墟一期前后，府河沿线成为了一条较为繁荣的交通路线。殷墟一期之后，本区域聚落均趋近消亡，使得本区域成为了文化分布的“空白”地带。这一阶段汉水沿线地带的聚落趋近消亡，中原文化经由汉水对江汉地区施加的文化影响暂告终结。而在长江南侧的澧水和赣江沿线，依然可见较为密集的聚落分布，但是其文化面貌则呈现出浓厚的土著文化风格。例如，澧水沿线的斑竹、宝宁桥、文家山、黄泥岗等遗址出土的鼎、釜、甑、盆、罐、豆、钵等陶器类型均不见于中原地区。赣江沿线所见遗存则受到了吴城文化的显著影响。二、聚落的地貌形态与营建方式
对聚落所处空间地貌形态的考察是探究聚落景观的重要基础。地貌形态的变化也使得聚落景观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就江汉地区而言，在现代河湖、洼地之中发现先秦时期遗址，暗示着本区域地貌形态的古今差异。故而，对夏商时期本区域宏观地貌形态，尤其是河湖水位的评估成为我们探究相应时期聚落景观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聚落的微地貌形态体现着古人对自然环境的选择和对聚落的营建方式，从而为我们分析聚落的等级、功能与性质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水下考古勘探和试掘工作表明，商文化时期盘龙城遗址所在区域的河湖水位至少低于当代水位5米。除盘龙城遗址以外，江汉地区多处现代河湖之中亦曾发现有先秦时期文化遗存分布。位于江汉平原腹地的潜江龙湾遗址，其放鹰台1号宫殿基址东侧即发现有厚达2～3米的宋代至明清时期的河湖相沉积，其下分布着东周时期文化堆积。在龙湾遗址长章台、郑家湖、水章台等地点亦发现有厚达1.1～1.5米的宋至明清时期河湖相沉积，其下分布着新石器时代和周代的文化堆积。这意味着该区域先秦时期文化堆积曾被宋代至明清时期的河湖所淹没。在监利县福田、柳关遗址曾发现大溪文化时期的堆积分布在现代河道之中，文化堆积被厚达4.5～4.8米的河道淤泥覆盖。此外，在仙桃月洲湖、荆州太湖港、周梁玉桥等遗址均曾发现新石器时代及东周时期遗存分布在现代河道之中，先秦时期文化堆积距离现代地表1～3.5米。在此我们可将1954年长江洪峰水位作为本区域现代洪水位的参考数值，将其与江汉地区若干先秦时期遗址的海拔高程进行比对。不难发现，现代长江干流的洪水位高于本区域先秦时期文化堆积5～10米（图四）。考虑到古代人类居址与墓地往往选择在相应时期洪水难以波及的平地或岗丘之上。因此，依据先秦时期遗址的海拔高程，我们可以逆向评估当时长江干流的洪水水位，应较现代同期水位低5～10米。夏商时期，分布于江汉地区的长江干、支流普遍下切较深，河湖“低水位”环境使得长江沿线分布着开阔的陆地空间，从而为荆南寺、李家台、周梁玉桥、铜鼓山、盘龙城、香炉山等沿江而布的聚落兴起提供了重要的地理条件。通过田野考古调查确定遗址的准确地理坐标，并借助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可以让我们从高空视角俯察旷野之中的古代遗址，从而获知其地貌形态乃至营建方式等信息，为我们评估聚落的等级、功能乃至探讨相应时期的社会结构提供全新的视角。在谷歌地球（Google Earth）软件中发布了覆盖全球各区域的卫星遥感影像，其分辨率可达0.6～2.5米，影像拍摄时间实时更新，从中可以清晰地观察到江汉地区夏商时期遗址的地貌形态。但是，部分遗址的地貌形态在近半个世纪以来遭到了平整土地、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等现代人类活动的显著破坏。所幸，1962～1970年间，美国科罗纳卫星（CORONA）拍摄了覆盖全球大多数区域的遥感影像，其分辨率达2米左右。这批资料能够让我们观察到过去50年间业已消逝的遗址景观。借助上述两类卫星遥感影像，我们对江汉地区夏商时期遗址的地貌形态与营建方式逐一进行了观察。本区域夏商时期聚落的地貌形态可分为两大类别，一类为分布于岗地之上，遗址与其周边地表形成2～10米的高差。另一类为分布于平原之上，遗址与其周边地表无明显高差（图五）。就聚落的营建方式而言，分布于岗地之上的聚落呈现出了两种营建方式。第一种为直接利用天然岗地营建聚落；第二种则对天然岗地加以整饬，使得聚落整体呈现出近似椭圆或方形的台墩，乃至在台墩之上修筑城垣及环壕。而对于分布于平原之上的聚落而言，其营建方式则大多为平地起建，基本不见城垣、环壕、夯土台基等大型设施。由此，我们可以将本区域夏商时期聚落的营建方式分为三类。A类聚落的营建方式为直接利用天然岗地，并未对岗地进行明显的人工整饬，如香炉山、荆南寺、郭元嘴、铜鼓山、中分卫湾、神墩、铜岭等聚落均采用了此种营建方式。值得注意的是，此类台墩的现存面积一般为1～5万平方米，但依据科罗纳卫星影像可知，荆南寺所在台墩面积为30万平方米左右。20世纪80年代考古部门对荆南寺进行发掘时，该遗址实际已经遭到了当地砖瓦厂取土活动的严重破坏，因此《荆州荆南寺》考古发掘报告中介绍其残存面积为长约100、宽约50米。实际上，二里冈文化时期荆南寺聚落的面积可能远大于此。B类聚落以盘龙城、小王家山城址为代表，是迄今在江汉地区确认的两座修筑于二里冈文化时期的城址。考古勘探及城垣解剖表明，盘龙城遗址中近似方形的城垣正是利用了两道南北平行走向的天然岗地修筑而成。值得注意的是，位于江汉地区东侧的意生寺遗址，从科罗纳卫星影像中可以看到遗址所在台墩边缘修筑有一周高出台墩地表的疑似“城垣”，其与环绕台墩分布的“环壕”似乎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防御体系。由于目前尚未对意生寺疑似“城垣”的遗迹进行解剖，因此其性质及修筑时间不能确定（图六）。但是已有的考古发掘工作表明，意生寺遗址出土遗存年代集中在石家河文化和二里冈文化两个时期。而石家河文化时期的遗存又出土于探方第5层之下，因此突显于地表之上的“城垣”遗迹很有可能系二里冈文化时期所建。意生寺“城垣”内面积达6.12万平方米，仅次于盘龙城宫城面积7.54万平方米。因此，我们推测二里冈文化时期意生寺很有可能是一处具有较高社会等级的大型聚落。此外，位于府河上游的庙台子遗址，由南、北两处相连的台墩组成，考古勘探表明台墩周围分布着“环壕”，“环壕”的修筑时间或可早至商文化时期，这表明商时期庙台子可能为一处环壕聚落。
C类聚落的营建方式最为简单，属平地起建。例如长江沿线的沙市李家台、周梁玉桥，汉水沿岸的襄阳王树岗、乱葬岗、墓子坡，澧水沿线的皂市、宝塔等遗址，均在科罗纳卫星影像中呈现出遗址所在区域地表极为平坦的地貌特征，推测这类聚落的营建方式为平地起建。三、聚落景观的阶段性特征
由前文分析可知，江汉地区夏商时期聚落的地貌形态与营建方式存在显著差异，随着中原文化势力在江汉地区“扩张”与“消退”，上述聚落景观呈现出了较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具体而言，可将聚落景观的阶段性差异划分为两个时期，一是二里头文化晚期至二里冈文化时期，二是洹北花园庄期至殷墟一期前后（图七）。二里头文化晚期，中原文化因素大体沿汉水及府河、澴水南下传播至长江干流沿线。二里冈文化时期，随着本区域聚落数量的显著增加，上述文化传播路线更趋明晰。然而，就聚落的整体分布态势及微观地貌形态而言，长江干、支流沿线呈现出了不尽相同的聚落景观。第一，这一时期形成了以长江干流为核心的多层级聚落体系，打破了江汉地区史前时期的聚落分布格局。本阶段以盘龙城、香炉山、下窑嘴、意生寺、铜鼓山、荆南寺为代表的一系列聚落直接分布于长江干流沿线。城邑的出现及青铜礼器的发现，说明上述聚落具有较高的社会等级，长江干流无疑成为了这一时期江汉地区聚落分布的核心地带。
值得注意的是，新石器时代江汉地区聚落分布的核心地带曾长期处于澧阳平原-荆山南麓-大洪山南麓共同构成的“月牙形地带”，长江中游地区迄今发现的17座史前城址中有15处均位于该区域之内。本阶段江汉地区的聚落分布态势，彰显出了早期王权国家对其“南土”有着全新的经略与管控意图，从而打破了江汉地区延续数千年的地缘格局。第二，长江各支流的聚落景观呈现出了不同的特征，体现出了自然地貌对聚落形态的影响和制约。本阶段江汉地区聚落的地貌形态大体可以分为岗地与平原两大类别。在汉水与澧水流域聚落多居于平原之上，而在府河、澴水与赣江沿线聚落则多选址于岗地之上。这种差异化的地貌选择与长江各支流沿线的地貌特征有着密切关联。汉水中上游沿岸由于受到秦岭余脉、大巴山、荆山、大洪山等大型山地的制约，适宜人居的地块实际非常狭窄，汉水沿岸平坦的河流阶地自然成为聚落分布的理想之所。澧水沿岸高耸的武陵山脉同样不宜人居，而澧水两侧的河流阶地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正因如此，汉水及澧水沿线的聚落选址于平坦的河流阶地之上，造就了前文所述的“平原”景观。府河、澴水沿线位于大别山南麓与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赣江沿线则处于幕阜山、九岭山与鄱阳湖平原之间。在山地与平原 间 的 过 渡 地带，分布着大片起伏的低岗。正因如此，府河、澴水与赣江沿线聚落多选址于天然岗地之上，形成了前文所述的“岗地”景观。第三，长江干流沿线聚落多居于岗地之上，体现出了聚落营建者“趋高”的选址倾向。耐人寻味的是，长江干流沿线聚落同样多居于岗地之上。然而，这一选址倾向可能并非受自然地貌的制约，而当属人为选择的结果。一方面，长江干流沿线分布着大片平坦开阔的陆地空间，并非岗丘起伏的地带。另一方面，由前文的分析可知，夏商时期长江干流水位可能低于当代水位5～10米。长江水道下切较深，因此干流的平坦地带并无显著的水患威胁。换言之，夏商时期长江干流沿线的平原地带同样适宜人居。因此，长江干流沿线聚落多分布于岗地之上，体现出了聚落营建者对“岗地”景观的刻意追求和有意识选择。就农业生产行为，尤其是南方地区最为常见的稻作农业而言，将聚落营建在平坦开阔的“平原”地带显然较岗地更适宜稻作农业活动的开展。然而，相较于“平原”而言，岗地具备了更为开阔的视野，这使得岗地具备更为优越的军事防御条件。不仅如此，一些手工业生产活动似乎需要借助地形上的起伏才能得以顺利实施。由此可见，长江干流沿线聚落择高处而立的选址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这些聚落自身功能的复杂与多样。这些聚落的兴起可能并非以满足最基本的生计活动为出发点，而是承担着军事防御、交通运输、手工业生产等更为复杂的社会功能。第四，聚落营建方式与面积呈现出了较为明显的等级分化。如前所述，江汉地区夏商时期聚落的营建方式可以分为A、B、C三类。A类与C类营建方式同属对自然地貌的直接利用，而B类营建方式则是在自然地貌的基础之上，人为营建出了城垣、环壕等大型公共设施。显然，与其他两类营建方式相比，B类营建方式需要调动更为丰富的社会资源，可能表明采用此种营建方式的聚落具备更高的社会等级。另一方面，聚落自身的面积，成为我们考量其等级的重要参考因素。就考古发掘简报与报告刊布的数据而言，二里冈文化时期江汉地区聚落的面积大体可分为三类，即1～5万平方米、5～30万平方米和大于30万平方米。综合聚落营建方式的复杂程度及其面积的大小，我们大体上可以将二里头文化晚期至二里冈文化时期江汉地区的聚落划分为三个等级。二里头文化晚期本区域聚落的等级分化尚不明显。二里冈文化时期，江汉地区出现了以盘龙城为代表的区域中心聚落，其面积接近4平方公里，营建有城垣、环壕等大型设施，当属本区域等级最高的第一等级聚落。在盘龙城之外，还分布着小王家山、意生寺等规模较小的城邑。同时位于江汉地区西部的荆南寺，其形态更似一处天然的岗地，未见城垣、环壕等大型人工设施。但是依据本文所示的科罗纳卫星影像可知其原始面积可能接近30万平方米，远大于其他普通聚落。同时，荆南寺遗址中还曾发现过随葬多件青铜礼器的墓葬。这些线索表明，以小王家山、意生寺、荆南寺为代表的聚落当属第二等级。除此之外，江汉地区长江各支流沿线分布着数量众多的第三等级聚落，其面积为1～5万平方米，营建方式基本为平地起建或直接利用天然岗地，不见大型公共设施，出土遗存则以普通日用陶器为代表，未见高等级青铜礼器。二里冈文化时期，随着中原文化对江汉地区南扩势头趋于鼎盛，本区域的聚落等级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中原王朝对江汉地区的经略与管控可能正是经由这些不同层级的聚落得以实现和展开。多座城邑集中出现于府河、澴水下游及长江干流东段，反映出了商王朝对这一区域的管控力度尤甚于其他地带。第一，分布于长江干流沿线的等级较高的聚落率先被废弃，长江支流沿线各聚落继续存在。这一阶段中原文化对江汉地区的影响日渐式微。洹北花园庄晚期，随着盘龙城聚落被彻底废弃，长江沿线的荆南寺、铜鼓山、下窑嘴、意生寺等聚落也相继被废弃。在上述分布于长江干流沿线等级较高的聚落被率先废弃之后，一系列规模较小、等级较低的聚落继续存在于该区域。在此前荆南寺聚落的分布地带，出现了周梁玉桥、官堤、梅槐桥、阴湘城等新兴聚落。在盘龙城所在的府河、澴水下游，香炉山、小王家山、聂家寨、中分卫湾、徐家洲、钟家岗、晒书台等聚落继续存在。而在府河上游的随州一带，庙台子聚落兴起，该遗址带有环壕的聚落布局及制作精良、纹饰细腻的陶器，表明此聚落具有较高的社会等级。庙台子似乎成为了盘龙城覆灭之后，府河、澴水、滠水流域新兴的一处区域中心聚落。本阶段聚落景观似乎反映出中原王朝对江汉地区的经略模式有所调整，其不再依托大型高等级聚落来实现对本区域直接管控，转而通过若干规模较小、等级较低的聚落来继续保持与江汉地区的政治联系与文化互动。第二，府河、澴水沿线聚落继续与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的文化互动，而长江其他支流沿线则逐渐被土著文化因素占据。就出土遗存的文化面貌可言，这一阶段府河、澴水沿线依然与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的文化联系。然而，在长江南侧的澧水、赣江沿线，中原文化因素几乎不见踪迹，而带有浓厚土著文化风格的因素日渐兴起。这一文化格局为殷墟文化晚期阶段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府河、澴水沿线与中原地区在地理空间上的邻近关系为其在文化面貌上保持长久的同步提供了重要的地理条件。而长江南侧的低山、丘陵地带有着相对封闭且独立的地理空间，这些掩映在山岭之间的小型地块为殷墟文化时期“费家河文化”、“大路铺文化”、“吴城文化”等极具地方风格的青铜文化的兴起提供了沃土。四、结 语
江汉地区以河湖冲积平原为主，兼具低岗、残丘的地貌特征，造就了本区域夏商时期聚落景观的若干共性特征，聚落大多沿天然水系分布，同时因地制宜地选择在“岗地”或“平原”之上营建聚落。另一方面，本区域夏商时期聚落在营建方式、选址特点等方面又呈现出了诸多差异化的特征。以盘龙城、意生寺、小王家山、荆南寺等为代表的聚落，表现出了聚落面积的巨大、营建方式的复杂和“趋高”的选址倾向。这些聚落景观特征无疑是人为规划与刻意选择的结果，折射出了聚落自身等级、功能乃至性质等方面的显著差异。不仅如此，二里头文化晚期至二里冈文化时期，高等级聚落在长江干流沿线地带的集中兴起，反映出了中原王朝对江汉地区的经略乃是基于长江干流得以展开，从而打破了本区域史前时代所形成的聚落分布态势，彰显出了早期王权国家对南方地区所采取的管控与经营模式。这一聚落景观甚至对历史时期江汉地区的城市分布格局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考古》2022年第1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编 辑 ：高 朋 贾淑凤
编辑助理：曾小燕
您的稿件和服务意见请发往"民族学与人类学"微电子杂志服务邮箱： mzxyrlx@126.com
您的支持和鞭策将会是我们进步的源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