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疆尉犁县东南，沿孔雀河古河道，紧靠北山便道，在长达150公里的狭长地段，分布着11座古代烽燧。北山便道是汉代丝绸之路北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这11座烽燧在很长时间内都被认为是汉晋时期的建筑。　　　　　　2019年至2021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取得重大收获，确定了以克亚克 ...

　　　　新疆尉犁县东南，沿孔雀河古河道，紧靠北山便道，在长达150公里的狭长地段，分布着11座古代烽燧。北山便道是汉代丝绸之路北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这11座烽燧在很长时间内都被认为是汉晋时期的建筑。

　　

　　　　2019年至2021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取得重大收获，确定了以克亚克库都克烽燧为代表的孔雀河烽燧群修筑于唐代，是安西四镇之一的焉耆镇为防止吐蕃入侵而修筑的军事设施。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项目负责人胡兴军告诉封面新闻记者，在这次考古发掘中，考古队使用了高科技设备进行作业，如RTK（实时差分定位），对烽燧进行厘米级定位精度测量。此外，研究所还与多个科研单位和高校进行合作，如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等，进行了多学科研究。最终，高科技与史料从五大要素共同确认：克亚克库都克烽燧的建造以及废弃年代，均为唐代。

　　

　　　　要素一：修筑烽燧的沙堆形成于魏晋时期

　　

　　　　根据考古现场的测绘，克亚克库都克烽燧修筑于孔雀河北岸一处椭圆形红柳沙堆上，是由烽燧本体、居住房屋等建筑构成的一处军事设施。这座红柳沙堆东西长60米、南北宽35米、高9.8米，古环境研究表明，沙堆最后形成时间约为魏晋时期。

　　

　　　　“以克亚克库都克烽燧为代表的孔雀河烽燧群，在进行考古发掘前，我们都一直以为是汉晋时期的烽燧。”胡兴军说，但在与兰州大学合作对这个沙堆的形成年代进行研究后，大家发现，沙丘的形成年代远远晚于大家的想象。“通过古环境研究成果表明，这个沙堆是在罗布季风影响下逐渐堆积形成的，它的最后形成时期是在魏晋时期，所以修筑在沙堆上的烽燧不会早于魏晋时期。”

　　

　　　　要素二：仅发现一层唐代的文化层堆积

　　

　　　　“从考古的类型学和地层学来看，克亚克库都克烽燧只有一层文化层堆积。”胡兴军介绍。

　　

　　　　考古地层学是一种通过判定遗址中诸堆积形成的先后过程或次序，来研究遗存之间相对年代早晚关系的方法。根据土质土色区分不同堆积，根据叠压、打破及平行关系确定不同堆积形成的先后次序，从而确定它们的相对年代。

　　

　　　　在人类活动前形成的纯天然堆积的土层叫生土，考古发掘时，挖到生土才算结束；人类活动形成的叫熟土。“克亚克库都克烽燧只有一层文化层堆积，我们确定是唐代的。在这层堆积下面的就是生土了。”胡兴军说。

　　

　　　要素三：文物形制和纪年均属于唐代

　　

　　　　在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考古人员共发掘出1000多件遗物，不仅有流通于特定年代的钱币，还有大量纸文书和木简，其中部分有明确纪年。

　　

　　　　“出土的钱币有开元通宝、乾元重宝。”胡兴军介绍。乾元重宝从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开始铸行，到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退出流通领域，只有短短5年时间。

　　

　　　　除开元通宝和乾元重宝外，考古人员还在现场发现大量纸文书和木简，上面有着明确纪年。“在纸文书和木简上有大量纪年，明确的纪年有先天、开元、天宝、至德4个年号。”其中，先天、开元、天宝都是唐玄宗的年号，始于712年，止于756年。至德是唐肃宗的年号，从756年到758年，共3年。“我们从种种出土的带纪年的材料来看，集中在704年-758年。”

　　

　　　　除明确的年号外，出土的文书上还有武周新字。武周新字是武则天时期创造的汉字总称，一般认为有18个字，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日月当空”组成的“曌”（zhào）。

　　

　　　　胡兴军解释说：“武周新字流行的时间，是689年到704年，因此有武周新字的文书，其时间不会早于689年。”

　　

　　　要素四：碳十四测年结果均为700年前后

　　

　　　　除与兰州大学进行古环境测试外，研究所还与北京大学等多个科研单位和院校合作。其中一项重点工作，就是在不同的实验室里对所采集到的遗物标本进行测试。

　　

　　　　胡兴军的团队采集到的样本被送到北京大学做考古测年，通过碳十四检测方法，获得的结果是遗物标本为唐代：“我们在这里采集了8个碳十四样本，在不同的实验室进行检测，测试结果均为700年前后。”

　　

　　　　要素五：文献证明吐蕃攻占北庭后烽燧被弃用

　　

　　　　唐代时，唐王朝设立了北庭都护府和安西都护府，分别管辖天山南北。在天山以北的北庭都护府管辖下，与当时中原地区一样，实行的是州县乡里制度；而在天山以南的安西都护府治下，实行的是羁縻府州制。

　　

　　　　羁縻府州制是唐朝统治者为归附和被征服的少数民族设立的“以夷治夷”的政策。由少数民族首领充任刺史或都督，允许子孙世袭其职。还有财政上的自主权，但必须接受唐代在地方设置的最高行政机构都护府的监领。体现了唐代对少数民族采取笼络政策和松散管理方针，有利于民族之间的和平相处和自然融合。

　　

　　　　唐玄宗攻下高昌设立安西都护府后，从中原派往焉耆、龟兹、于阗、疏勒的镇兵并不算多，多的只有500人，因此，修建烽燧比较困难。

　　

　　　　“比如说焉耆，管辖的范围有20-30万平方公里，500个镇兵根本不够用，因此没有足够的兵力来修建烽燧，建立镇防体系。”胡兴军表示，一直到长寿元年，也就是692年，王孝杰收复安西四镇后，武则天派遣3万汉兵长期驻守，才有足够的兵力构筑完备的镇防体系，孔雀河烽燧群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修筑的。

　　

　　　　安史之乱是唐代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也是唐王朝势力在西域地区土崩瓦解的开始。“虽然那个时候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有差不多一半的兵力被调回中原地区平叛，但由于此前的镇防体系非常完备，因此唐王朝的势力还是在这样的体系下坚守了下来。几年后，吐蕃人攻占河西走廊，中原与西域断了联系，安西地区的消息开始无法汇报到中原。”

　　

　　　　胡兴军表示，曾有一个叫做悟空的和尚在贞元二年（786年）从印度取经回来，路过疏勒、于阗、焉耆，又到了北庭都护府，最终回到长安。根据他的记载，当时安西四镇的镇防体系还很完备。悟空在焉耆待了3个月，还见到了当时的焉耆国王和镇守使。

　　

　　　　“到了贞元六年，也就是790年左右，吐蕃将北庭都护府也攻占了，这个事件标志西域地区被攻占。在这个时间点前后，整个西域的镇防体系土崩瓦解。焉耆镇的烽燧线路就在这个时期被弃用，克亚克库都克烽燧就没有人镇守了。”

　　

　　（图文转自：封面新闻网 作者：闫雯雯 周琴 陈光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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