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州五级浮图石函盖铭，据《考古》1966年第5期所载河北省定县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出土北魏石函》一文，《石函盖铭》于1964年出土于河北定县城内东北隅一个夯土台下面。夯土台距东墙220米，距北墙450米，其东南30米处有一座宋代的石佛寺，其南150米处则为一明代的兴国寺。很明显，石佛寺、兴国寺都应是历代在北魏五级浮图寺旧址上的修建、续建寺院。

《石函盖铭》淹埋于夯土基中，盖为盝顶形，高58.5厘米，长65厘米，宽57.5厘米。石函铭文刻于盖顶上，楷书， 13行，满行字数不等，凡249字。

太和五年(481)定州五级浮图石函盖铭拓本局部

其文云：

维大代太和五年岁在辛酉春二月/

舆驾东巡狩，次于中山，御新城宫，北幸唐陂路，径州市，临/通达，而覿川陆，践缠术而观险易。详眺四瞩，悠然兴想。/帝后爰发德音而诏群臣曰：“夫佛法幽深，应召理玄。非夫/触遇斯因，在所致兴，将何以要福冥期，取证来果。”遂命/有司以官财顾工于州东之门显散之地，造此五级佛图。/夏五月廿八日基创始建。/

二圣乃亲发至愿，缘此兴造之功，愿国祚延长，永享无穷。妙法熙隆，灾患不起。时和年丰，百姓安逸。出因入果，常与佛会。与一切臣民，六宫眷属，十方世界，六趣众生，咸同斯福。尅成佛果，乃作赞曰：/

超哉至道，理玄趣广。福证将来，业传既往。妙迹悠缅，梵音继响。/真容谢矣，式照灵像。于穆帝后，仪形是钦。爰因游幸，播此惠心。/建兹图寺，寄诚投衿。愿因此果，永离昏沉。

“维大代太和五年岁在辛酉春二月”，即文明太皇太后冯氏与孝文帝“二圣”当政的早中期，即公元481年之春。

太和五年(481)定州五级浮图石函盖铭拓本局部

“舆驾东巡狩，次于中山，御新城宫，北幸唐陂路，径州市，临通达，而覿川陆，践缠(躔)术而观险易”。说的是帝后东巡，驻跸于中山（今河北定州，原为定县）新城宫。这是一处行宫，应与398年前慕容燕中山旧都的宫室有关。此间帝后还视察了定州唐陂路所径的街市，当然这主要是出于军事的需要，故而帝后站在通衢之地，极目高山大川，勘察城市乡村，观察形势险易。

“详眺四瞩，悠然兴想。帝后爰发德音而诏群臣曰：‘夫佛法幽深，应召理玄。非夫触遇斯因，在所致兴，何以要福冥期，取证来果。’遂命有司以官财顾工于州东之门显散之地，造此五级佛图。”帝后（主要是太后）在视察中从容道：“佛法如此深奥，却又要开悟众生，如果没有能看得见摸得着的物体，哪能使人在瞻仰中心生觉悟，到达彼岸？”于是当场命有司（大常秋、将作司）出国家财力雇工备材，在城东门附近择地建一座五层舍利塔的佛寺。

“夏五月廿八日基创始建”，这是夯建塔基、埋藏内装舍利子的石函的时间。

太和五年(481)定州五级浮图石函盖铭拓本局部

关于此次巡幸，《魏书·高祖纪》只有较为简单的记载，但在时间上可与函盖铭文互补：

太和“五年春正月己卯，车驾南巡。丁亥，至中山。亲见高年，问民疾苦”。“二月辛卯朔，大赦天下。赐孝悌力田、孤贫不能自存者谷帛有差。免宫人年老者还其所亲。丁酉，车驾幸信都，存问如中山。癸卯，还中山。己酉，讲武于唐水之阳。庚戌，车驾还都”。

这里说的是“南巡”，非“东巡狩”。因为行程还要南至文明太后的祖籍长乐信都（今冀县），故记为南巡。“东巡狩”则可见在中山讲武、勘察地形等军事举动。从正史看，此次帝后出巡，离开平城的时间是正月己卯，即正月十八，到达中山新城宫是正月丁亥即二十六日，途行八日。二月丁酉即初七“车驾幸信都”。二月癸卯即十三日返回中山。己酉即十九日“讲武于唐水之阳”。庚戌即第二天（二十日）车驾西还。

这次在中山新城宫驻跸是两次，一次是正月二十六至二月初七共十余天。第二次是十三日至十九日连同路程共七天。从此番出行有“大赦天下。赐孝悌力田、孤贫不能自存者谷帛有差。免宫人年老者还其所亲”这些亲民之举看，应与在定州建塔寺有关，而让老宫人回家则应是在新城宫所见实际情况做出的反应。因为这是后燕旧宫，而太后的父、祖原本也是后燕的旧臣，所以有此怜悯之情。可见“函铭”所记“二圣”视察城市、决定建塔立寺都是第一次驻跸时的活动内容，与那些亲民措施在同一时间。

太和五年(481)定州五级浮图石函盖铭拓本局部

总之，这方石函铭文真实纪录了太和五年 “二圣”南巡途中在原后燕国都中山城内建塔立寺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可补正史之略，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譬如，塔基在明清定州城距东墙220米，距北墙450米的位置，正是后燕中山都亦即北魏定“州东之门显散之地”。这对于确定一千五六百年前的后燕中山都的位置提供了依据。

定州东门寺塔是国家出资“有司”承建的皇家工程，书刻也是京都平城的书手、刻工完成的。日本书法理论家谷川雅夫先生认为“定州石函盖铭”刻于太和五年，“司马金龙木屏风漆画题字”成于太和八年，“晖福寺碑”立于太和十二年。三者时间相近，书风更相似，他觉得应出自同一位宫廷书家之手。我们后面将对“司马金龙屏风墨书”与“晖福寺碑”的书法进行分析和评介，并将对二者相同文字的对照中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谷川先生认为定州石函铭文与太和八年的司马金龙木屏风漆画题记、太和十二年的晖福寺碑书风有相同之处。这是对的，今以“石函铭”与前二者相较，书风确实相通，不知是章法、材质还是刻工的问题，似觉后者略显力弱，不及前二者老气。但把“石函铭”与“司马金龙漆画题记”相同字放在一起，就难分高下了。“石函盖铭”书风岂止是与“司马金龙屏风画墨书”相同，而且与“冯熙志”也有诸多相似之处。后、帝此行回到平城后，从太和五年四月起，王遇便受命在方山为文明太后建宫、立寺、造陵。考虑到王遇为太后、皇帝身边的宠臣，又是虔诚的佛门弟子，更有其后来在平城东郭外建祇洹寺立碑书碑、在家乡建晖福寺立碑书碑的经历，他为定州这项皇家寺塔书铭的可能性很大。正如《嵩高灵庙碑》碑阴所记施工负责人为“台遣画匠”、“台遣石匠”、“台遣材匠”一样，定州寺塔也是朝中的“有司”带领着平城一个皇家工程队伍完成的，而且带队官员可能就是王遇。

殷宪先生简介：

　　山西太原人(1943－2015)，历任乡村中学教师，大同市得胜五七中学党支部书记、得胜公社党委副书记，新荣区委、区革委办公室副主任，中共大同市委副秘书长、市委政研室主任，大同高专党委书记。一级美术师，中国书协会员，四届中国书协学术委员、山西省书协艺术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书法作品曾参加全国二、三、五届书法篆刻展览，全国三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展览，首届中国书协会员优秀作品展，当代书家作品展、北国书展、中日、中韩交流展等。平生致力于北魏平城书迹研究，获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二等奖），曾获华北书法奖、山西省书法突出贡献奖，在全国爱国杯、杏花杯、书苑撷英等书法比赛中获等级奖。为山西省诗词学会副会长，山西省楹联艺术家协会副主席。于北朝历史尤其是北魏历史文化研究方面著述颇丰，为第七、第八届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第九届后为学会顾问、荣誉副会长，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朝史研究基地主任，北朝研究会会长，《北朝研究》主编，大同大学云冈文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华南师范大学客座教授。

　　著有《平城史稿》、《北魏平城书迹研究》、《云朔骋怀六辑》、《大同新出唐辽金元志石新解》、《持志斋吟草》、《殷宪诗文书法集》、《殷宪书法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