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2年5月15日下午，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建所40周年“校友讲堂”第六期在腾讯会议上成功举办。本次讲座邀请了2005年博士毕业于本所的余同元教授，讲座主题为“明清长城文化带演变的空间表征与表征空间”。讲座伊始，余同元教授表达了自己对此次“校友讲堂”邀请的感谢，并回忆了自己在所里读书的故事，谈及本次讲座的主题，余同元教授提到此次的分 ...

2022年5月15日下午，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建所40周年“校友讲堂”第六期在腾讯会议上成功举办。本次讲座邀请了2005年博士毕业于本所的余同元教授，讲座主题为“明清长城文化带演变的空间表征与表征空间”。讲座伊始，余同元教授表达了自己对此次“校友讲堂”邀请的感谢，并回忆了自己在所里读书的故事，谈及本次讲座的主题，余同元教授提到此次的分享是自己过去几十年该有关专题学术研究的一个系统性思考与总结。
首先，关于“长城文化带”的释名，余同元教授指出长城两边农牧社会文化的二元一体化，首先发生在两个世界的交接地带，在这里，农牧民族发生频繁交往，游牧人口的南移，农耕人口的北迁，农牧经济交流和文化融合逐步实现。在这漫长的地带上，农牧人口迭移形成了过渡性的半农半牧带，便是中国历代版图上长期存在的特殊区域，因其以长城为核心标志，所以称为“长城文化带”。每个朝代长城的修筑，都标志着一条特殊文化带兴起，也都是长城文化带整体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定阶段。每个阶段长城文化带的演变，都体现了长城地带经济文化发展的时代特点和历史规律，并揭示了其同内地政治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明清长城文化带演变，充分体现了长城地带“空间生产”过程中，“空间实践”如何走向“空间表征”再怎样走向“表征空间”的历史过程。
对于研究长城文化带演变的意义，余同元教授强调中国长城文化资源具有特殊的历史文化价值，长城是中华民族精神象征，是现存体量最大、分布最广的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上宏伟壮丽的建筑奇迹和无与伦比的文化景观。研究长城文化带保护与开发问题，需要历史地理学做出成绩。
就讲座主题“空间实践”“空间表征”“表征空间”的释名，余同元教授参考了国学者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理论，即从空间实践、空间表征和表征空间三个层面，对应于物质的、精神的和社会（生活）的三元空间，构建多维空间论。即：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s， 实际的感知的物质空间运动）、空间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构想的精神空间再现）、表征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整合前两项的再现空间）。用多元空间互动机制论取代地理环境决定论，体现空间与生产的自然性、历史性和社会性三重属性统一。自物理-地理空间，到政治-经济空间，再到文化-心理空间，构成空间社会化（即自然人化）与社会空间化（即人化自然）互动，不仅决定空间演变，而且还影响其演变方向——从感知空间到构想空间再到生活空间，走向多元空间统一。
接着，余同元教授从“空间实践：长城文化带形成”“空间表征：长城文化带演变”“表征空间：边疆内地一体化”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明清长城文化带历史变迁怎样体现长城区域带“空间生产”过程中，“空间实践”到“空间表征”再到“表征空间”的具体演化过程。
一、空间实践：长城文化带形成
余同元教授首先指出“空间实践”是实际空间感知与空间自身的生产，可从“空间性的生产与生产性的空间”两方面来理解——空间既是实践行为的具体场所，也是一种具体的实践产物。认识空间的过程性，站在人化自然与自然人化的历史角度去看空间生产的历史变迁，理解空间中社会关系生产含义。接着，余同元教授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①从“欧亚心脏地带”与“中国历史地理枢纽带”说起：正如英·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提出的“欧亚心脏地带”（heartland），亦称“世界政治核心地带”。中国历史上的农耕区和游牧区大致以长城为界，沿长城两边向南向北伸展形成一个半农半牧的过渡带，正处于亚欧“心脏地带”东部。在此地带上，农耕与游牧两个民族几千年来不断发生各种交往关系，形成一条特殊的文化区域带，存在着明显的地理关系持续性。这些首先体现为长城地带具有古代中国的“内边疆性”和“前庭性”。
②农牧分界线划分与长城文化带地理范围：由东起大兴安岭、燕山、阴山、祁连山、昆仑山、兴都库什山、萨格罗斯山、高加索山，向西直至欧洲境内的喀尔巴阡山划一横线，将亚欧大陆区划为两部分：横线以南多为湿润的平原森林地带，宜于农耕，其中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东亚的黄河、长江流域、印度的恒河流域都出现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农耕中心。横线以北多为干燥的草原荒漠地区，与农耕地带平行，东起西伯里亚、经中国东北、蒙古高原、中亚、咸海、里海以北、高加索、乌克兰直到欧洲中部，是历史上游牧民族活动地带，其核心地区是蒙古高原至中亚的狭长地带。
③九边设置与明代长城文化带形成：为防范来自北方的“北元蒙古”南下，明代在北方修筑长城，沿长城设置“九边”防区——从东到西依次为：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太原镇、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九边屯戍与守卫：军屯、民屯、商屯并行，农业垦殖对构成长城文化带长生很大影响。明代构筑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道长城，它位于历代长城的最南边。明代长城文化带的形成与演变是周秦以降长城地带特殊的政治、经济发展的总结，也是中国长城文化带发展的最后定形。沿着这道长城的九边地区，是明代长城文化带的大致范围。
二、空间表征：长城文化带演变
关于空间表征，余同元教授指出，空间实践反映空间物质特性，空间表征多显示精神层面的空间构想。所谓“表征”，是赋予事物以价值和意义的历史活动，是运用物象、形象、语言符号来再现某种意义的象征或呈现某种社会实践之方式。随后，余同元教授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①长城文化带形态的演变：每个朝代长城的修筑，都标志着一条特殊的文化带兴起，也都是长城文化带整体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定阶段。每个阶段中长城文化带的演变都体现了长城地带经济文化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并揭示了其同内地政治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其形态演变分为：草原与森林的交接带；过渡性的半农半牧带；民族人口迁移融合带；古代中国“内边疆”；农牧民族贸易市场带；中国历史的地理枢纽。
②明代长城文化带的演变阶段：其演变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洪武开国至土木之变（1368-1449年），以发展农耕经济为基本内容的屯田生产型文化带发展阶段。第二，土木之变到隆庆和议（1449-1571年），以农牧战争消耗为主的军事消费型文化带发展阶段。第三，隆庆和议到崇祯失国（1571-1644年），以民族贸易为主要内容的马市交换型文化带发展阶段。余同元教授总结出交换型文化带的四个贸易阶段演变：一是“和亲赠赍贸易”，二是“朝贡优赏贸易”，三是“战争抢夺贸易”，四是“和平互市贸易”。
③长城文化带演变动因：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交织而成的明代长城文化带，随着蒙、汉关系的曲折发展而演变。由明初以战争经济为内核的生产型文化带，到明中期畸形的军事消费型文化带，再到明后期以民族贸易为主要内容的交换型文化带，最后发展为农、牧、商各业并举的新型文化带而融入中国整体。在明、蒙关系中，经济关系的发展制约着政治关系的变化，政治关系的变化则决定了长城文化带演变的历程及特点。当这一主流受到明、蒙双方政治政策阻碍时，便爆发战争；当这一主流为通贡互市所适应，经济的兴盛便代替了战祸。
④明代长城文化带演变的空间表征：长城文化带突出抽象的空间关系，是一种“示意图”式的表征。长期以来作为“内边疆形态”或“过渡地带”的“长城文化带”，在明代后期有了新的发展，集中表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空间表征意义：一是边商队伍日益扩大、长城带商人资本日益活跃；二是长城地带互市市场规模迅速扩大；三是半农半牧经济带的壮阔发展。
三、表征空间：清代长城带与内地一体化
余同元教授首先指出“表征空间”追求物质与想象完美结合的空间形式，是解构“空间实践+空间表征”与重构社会生活的空间再现，是与一般大众生活密切关联的社会生活空间，是生活赋予农牧民众生命力的开放空间。接着余教授举例说明，如明代万历年间，高濂《遵生八笺·起居安乐笺》提出安乐生活内涵，简称“安乐六要”，对安居乐业生活空间内容进行学术界定。曰：“知恬逸自足者，为得安乐本；审居室安处者，为得安乐窝；保晨昏怡养者，为得安乐法；闲溪山逸游者，为得安乐欢；识三才避忌者，为得安乐戒；严宾朋交接者，为得安乐助。”
关于从“物的生产”到“空间本身的生产”，余教授总结道，晚明到晚清的长城文化带演变说明，正是民间自相往来、平等互利的民族互市贸易兴起，结束了长城内外的长期抗争，带来了长城地带经济的飞跃发展，为农、牧民族大融合和农、牧文化二元一体化的表征空间提供了可能。长城文化带表征的空间性和时间性都是由历史来界定的。其中民族间的经济共生关系是农、牧民族关系的主流，互利的民族贸易又是这个主流中的主流。如果说经济共同繁荣是消除民族对立和差异的基础，那么，民族市场的繁荣又是基础中的基础，这正是市场交换职能的具体体现。接着就清代长城与内地一体化的表征空间论述，余教授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①清代长城带与内地一体化的背景：晚清政府逐渐放弃传统的“因俗而治”“分而治之”的边疆政策，改而推行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的一体化政策，是东南中国与北西中国之间长期以来的、农、牧民族二元一体化发展的要求。“一体化发展”，是相对于“因俗而治”和“分而治之”政策而言的。随着内地移民的垦殖、及其与内地联系的加强，以至国内统一市场的建立，以及为了确保在边疆地区的统治、抵御外来势力的入侵的因素，自19世纪中期以来，清政府不得不开始放弃和放松对东北、内蒙古等地区的“封禁”，逐步解除各种“边禁”，鼓励内地汉民移居口外开垦土地，广设州县，随之，进行改制并开始筹划设省，实现政治区划上的统一。从此，长城内外，农、牧区域社会之间的民族关系、生产方式和文化差异，皆变为边疆与内地的区域一体化发展问题。
②一体化途径——人口迁移与旅蒙商：长城地带农牧人口跌移的日益增多，是王朝政府放弃“因俗而治”和“分而治之”的隔离政策，改为推行一体化政策的内在动因。游牧经济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内地的人员、技术和产品；内地也更需要边疆吸纳多余的劳动力，缓解人口压力，双方的互补性与共生性越来越强。自晚明到晚清三百多年来，边疆和内地各民族，以各种形式突破王朝隔离、限制政策的束缚，在人员往来、经济交换和文化交流诸方面都取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进展。具体的一体化途径，有“闯关东”“跑口外”“走西口”“旅蒙商”等历史案例。
③一体化发展的标志：余教授总结道，一是长城地带人口变动、土地利用和环境变化互动；二是长城地带近代产业的兴起；三是长城地带市场与内地一体化；四是文化教育与生活方式融合加速。
④物质空间生产与社会空间生成互动：余教授指出，空间生产理论认为“当代社会已经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不能把空间仅仅当成一个场地，而是视空间为积淀意识形态的主体，开展空间的多维辩证思考，将空间作为“空间实践”“空间表征”和“表征空间”三者构成的辩证统一体，关注空间中的关系和空间本身的生产过程，这就是所谓的“空间革命”。然后总结道，长城文化带演变中，说明虽然民族冲突与战争常常构成其历史发展的悲壮画面， 但经济共生、文化互补与民族融合则始终构成其历史发展的主流脉络，而长城内外农牧民族人口的迁移杂居，则一直成为内在的根本的动力，在驱动着农牧民族融合带的发展。
最后，余教授就“空间生产视野下长城文化带的保护与开发”进行讨论，指出长城文化带保护性开发愿景的实现，应扬弃新的空间表征与表征空间带来异化现象，警觉资本逻辑对长城文化带空间生产的过度牵引。与列斐伏尔空间生产论相关，后现代空间论者爱德华·W·索亚（又译苏贾）提出“第三空间”论，从此角度来考察地理与人类社会历史的相互影响，通过历史地理学方法研究长城文化带历史进程，探讨在中国历史发展中自然地理环境力量与人类社会支配力量之间的互动及互动法则。因此要重点分析各段长城文化带的空间表征与表征空间的时空差异性，从而明白规划设计中，要研究如何将空间生产理论和方法运用到“保护性开发”的原则分析中。
在余同元教授的精彩讲座结束之后，主持人路伟东教授对此次的报告做了总结，并谈了自己的体会。线上的同学们提出了很多有趣的问题，余同元教授就“对长城学研究的前景”“‘走西口’过程中，商人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如何”等问题与线上的同学进行了交流。余同元教授最后也强调对于长城文化带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继续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