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2年6月13日，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三星堆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馆联合主办的“考古中国”重要项目——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阶段性成果新闻通气会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举办，会议通报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工作阶段性重大考古成果。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阶段性成果新闻通气会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举办。 本网记者曾江/摄　　四川省文物信息中心 ...

　　2022年6月13日，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三星堆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馆联合主办的“考古中国”重要项目——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阶段性成果新闻通气会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举办，会议通报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工作阶段性重大考古成果。

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阶段性成果新闻通气会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举办。 本网记者曾江/摄

　　四川省文物信息中心主任王筱栩，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周科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总工程师谢振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队领队雷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等相关专家学者从考古发现、文物保护清理与修复、多学科研究与成果及其重要意义进行解读。

　　根据国家文物局《关于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项目考古工作计划（2021-2025）的批复》（文物保函〔2021〕277号），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纳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为抓好项目实施，配合推进“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秉持“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工作理念，联合国内39家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以及科技公司共同开展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以及新发现6座“祭祀坑”的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多学科研究等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阶段性成果新闻通气会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举办。 本网记者曾江/摄

　　取得重要考古新发现 已出土文物近13000件

　　2020年至2022年，三星堆祭祀区共计开展发掘面积1834平方米，基本确认了祭祀区大致呈西北—东南走向的长方形分布范围，与北侧紧邻的三星堆城墙平行，面积将近13000平方米。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介绍了考古发掘收获和阶段性成果。

　　祭祀区内分布的商代遗存均与祭祀活动有关，包括1986年发掘的一号坑、二号坑以及本次新发现的6座坑，在8座坑的周边分布着矩形沟槽、小型圆形或矩形祭祀坑，以及南侧的灰沟、西北部的建筑。西北部的建筑平面呈长方形，面积仅80余平方米，建造程序复杂，因紧邻分布着相似的建筑，故该建筑很有可能属于大型建筑群的一部分。灰沟、建筑基础以及小型祭祀坑出土有金器、有领铜瑗、跪坐石虎、跪坐石人、石琮、石璧、玉凿、绿松石和象牙等珍贵文物。在现有祭祀区表面堆积之下还分布着埋藏整根象牙或相对完整玉石器的祭祀坑，表明该祭祀区延续使用时间较长，目前发掘的6座新坑为代表的祭祀遗存为该祭祀区偏晚阶段遗存。

三星堆遗址7号“祭祀坑”出土的龟背形网格状器

　　关于新发现祭祀坑的考古工作。截至2022年5月，K3、K4、K5、K6已经结束野外发掘，其中K3、K4进入整理阶段，K5、K6正在开展实验室考古清理，K7、K8正在进行埋藏文物提取阶段。所有“祭祀坑”的方向均非正南北向，长轴方向大致呈东北—西南向（K1、K2、K3、K4、K5）或者西北—东南向（K6、K7、K8）。

　　6座坑共计出土编号文物近13000件，其中相对完整的文物3155件。

　　K3出土1293件，包括铜器764件、金器104件、玉器207件、石器88件、陶器11件、象牙104件、其他15件；

　　K4出土79件，包括铜器21件、玉器9件、陶器2件、象牙47件；

　　K5提取23件，铜器2件、金器19件、玉器2件；

　　K6只出土两件玉器；

　　K7出土706件，包括铜器383件、金器52件、玉器140件、石器1件、象牙62件、其他68件；

　　K8出土1052件，包括铜器68件、金器368件、玉器205件、石器34件、象牙377件。

三星堆遗址3号“祭祀坑”出土的金面具

　　据介绍，目前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发掘出土较为典型的文物有K3的金面具、铜顶尊跪坐人像、铜顶坛人像、铜顶尊人头像、铜戴尖帽小立人像、立发铜头像、铜爬龙器盖、铜盘龙器盖、铜大面具、铜圆口方尊、铜兽首衔鸟圆尊、铜小神兽、神树纹玉琮、刻纹玉器座，K4的铜扭头跪坐人像，K5的金面具、鸟形金饰、象牙雕刻，K6的玉刀、木箱，K7的龟背形网格状器、铜顶璋龙形饰、三孔玉璧形器，K8的金面罩铜头像、顶尊蛇身铜人像、铜神坛、铜巨型神兽、铜龙、铜立人像、铜戴象牙立人像、铜猪鼻龙形器、铜神殿形器盖、石磬等，许多都是前所未见的器物。

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阶段性成果新闻通气会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举办。 本网记者曾江/摄

　　文物保护同步进行 多学科研究成果丰硕

　　随着考古现场发掘的持续进行，出土文物清理及保护工作也在同步进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总工程师谢振斌介绍了相关工作。清理工作按照《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文物保护修复（清理）规程》等多项制度和规范，从操作行为、分析检测标准、清理流程、成果指标等方面实现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文物保护修复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

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阶段性成果新闻通气会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举办。 本网记者曾江/摄

　　在保护修复过程中坚持分析研究与保护同步展开的原则。通过保存环境电化学监测，探索环境与青铜器腐蚀的关系。采用显微观察，发现多件残存丝绸遗迹以及玉器制作、使用痕迹。利用显微CT、扫描电镜能谱、拉曼光谱分析技术对部分典型青铜器、玉器基体、锈蚀产物结构和成分、铸造工艺做了初步分析。这些研究为文物保护修复措施提供依据，为文物信息和价值阐释提供科学支撑。

　　整理阶段，经过精细、规范化清理和可逆物理固型，使大口尊、圆口方尊、顶尊跪坐人像、顶坛跪坐人像、扭头跪坐人像及金面具、金面罩等一批“重量级”器物实现“站立”并面向公众展出。目前已经清理青铜器77件，玉石器120件，金器44件，象牙678根（段），象牙雕刻残件46件。

　　在文物修复和保护上，三星堆考古继续秉持“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开放理念，邀请全国高水平文物保护修复及相关研究队伍，参与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文物前期的保护研究和整理工作，为修复提供学术支撑和技术积累。

　　此外，集文物修复、文物展示、参观体验、科普教育等功能于一体的三星堆文物保护修复馆，运用现代化文保设施设备以及一流的保护修复技术，创新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保护修复和展示一体化工作空间利用，考古出土文物在整理研究的第一时间和大众见面。正式开放半年来，全面呈现了文物修复工作实景，让观众沉浸式体验文物修复保护过程、了解文物保护的基本技术、保护方法，枯燥而漫长、严谨又科学的文物修复场景，进一步提升古蜀文明魅力和遗址博物馆的展示水平，让文物和遗产活了起来。

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阶段性成果新闻通气会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举办。 本网记者曾江/摄

　　据介绍，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相关的多学科研究成果丰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收获：

　　1.采用显微观察发现出土的20余件青铜器、象牙表面发现了纺织品赋存；发现四号坑灰烬层残存纺织物及丝线痕迹，采用酶联免疫技术发现四号坑灰烬层中有蚕丝蛋白。

　　2.初步确定了四号坑灰烬层包含物类型，运用显微观察、高光谱和微纳CT分析，初步判断四号坑灰烬层没有明显分层；四号坑灰烬层中发现了竹亚科、楠属、阔叶树材、棕榈科、芦苇、禾本科、甘蓝、大豆、菊叶香藜、少量碳化稻等植物，其中竹亚科占90%以上，该结果对研究四川盆地同时期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3.六座坑提取碳十四测年样品近200个，经过贝叶斯统计树轮校正计算明确几座坑的埋藏年代大概率落在公元前1150年至公元前1000年的范围之内，属商代晚期，为研究几座坑的年代关系提供了科学依据。

　　4.采用红外复烧测温方法得知四号坑灰烬层燃烧温度为400度左右。

　　5.通过X射线探伤、CT扫描等现代检测技术，发现三号坑出土小铜人像采用芯骨铸造工艺；发现玉管钻孔方式分为2类：对钻，单面钻；孔道加工分为2类：经过打磨，未经打磨。

　　6.四号坑埋藏特征研究取得阶段性成果。研究表明四号坑填土与生土、祭祀坑旁生土以及大棚外生土特征相近，均属河流成因产物；生土和填土母岩特征的一致性反映出提供沉积物来源的水系在源头区并没有发生过明显的改道或更替。研究还表明四号坑底生土未遭受灼烧。

　　7.从氨基酸残留含量和微生物活跃程度看，各坑内有机物质存在严重降解，但仍然能检测到丰富的有机物质。其中，脂肪酸分析说明祭祀坑存在明显指向动物脂肪的有机物证据。蛋白质组学检测到黄牛、野猪蛋白质成分，结合商周时期祭祀特点，黄牛、野猪很可能被用作祭品。另外，分析结果显示各坑土壤混合物中普遍存在青铜器Cu、Sn、Pb元素的流失和象牙皮壳残渣。初步推测是祭祀区处在高湿度的埋藏环境，水作为溶剂，扩散了祭祀坑内的各种成分和遗存，包括有机物物质。为研究器物腐蚀机理提供一些依据。

　　8.基于预防性保护的考古发掘现场应急保护体系，通过自主设计并与相关单位共同研发，集成了恒温恒湿考古发掘舱、多功能考古发掘系统、应急保护平台、空气智慧调控系统、文物保护综合信息管理平台、环境与土遗址监测综合信息系统等科技设施设备，为出土文物保护特别是有机质象牙保护提供了有效的温湿度控制，效果明显。

　　除此之外，正在进行的多学科研究工作包括象牙表面灼烧影响、玉器沁变分析、玉器玉料与微痕分析、金箔成分检测、青铜器金相分析、象牙古DNA分析等，成果陆续显现。

　　取得阶段性成果 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确认了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介绍，对近200个样品进行了碳十四测年，测年数据集中在公元前1131年至1012年，出土陶尖底盏、陶高领罐、陶敛口瓮等与金沙遗址兰苑地点同类器物形制近似，可知除了存在打破关系的五号坑和六号坑年代稍晚之外，其余几座坑的埋藏年代一致，为商代晚期，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解决了过去三十年来关于“祭祀坑”埋藏年代的争议。

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阶段性成果新闻通气会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举办。 本网记者曾江/摄

　　多学科研究丰富了三星堆文化内涵。本次发掘发现了青铜大面具、扭头跪坐人像、神坛、玉刀等之前未见的器物，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铜器类别；研究认为三星堆的铜器铸造工艺为范铸法和分铸法相结合，采用了铆接、芯骨等技术；通过显微观察和丝蛋白分析在多个坑中发现了丝绸，填补了西南地区夏商时期无丝绸实物的空白；四号坑通过植物考古明确坑内灰烬主要以竹为主，另有楠属、阔叶树材、棕榈科、芦苇、禾本科、甘蓝、大豆、菊叶香藜等，表明古蜀国的气候温暖湿润，祭祀区紧邻河边且植被茂密；残留物分析显示祭祀用牲有黄牛、野猪等，诸多新发现呈现出更加完整、丰富的三星堆遗存种类和文化内涵。

　　实证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发掘的若干新器物显示出三星堆遗址与国内其他地区存在的密切文化联系，三号坑、八号坑发现的铜尊、铜罍、铜瓿为中原殷商文化的典型铜器，三号坑、四号坑发现的玉琮来自甘青地区齐家文化，三号坑、七号坑、八号坑发现的有领玉璧、玉璋、玉戈在河南、陕西、山东以及广大的华南地区都有发现，各坑大量发现的金器则与半月形地带自古有之的金器使用传统相符。而神树、顶尊跪坐人像以及大量龙形象器物则表明三星堆遗址的使用者在自身认同、礼仪宗教以及对于天地自然的认识与国内其他地区人群相近，无疑确切表明三星堆遗址所属的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创新考古和保护工作机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本次发掘秉持“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单位合作”的工作理念，在发掘之前就对研究课题进行了全面规划，并将研究前置到发掘同步开展，同步进行的还有文物保护和现场保护，为此在现场搭建了现代化考古发掘大棚、恒温恒湿发掘舱、现场应急保护平台、多功能考古发掘操作系统等。整个发掘工作实现了跨领域联合、多学科融合，近40家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多学科研究、数字化服务等单位联合攻关，考古学、历史学、物理学、化学、古生物学、古地质学、古环境学等多个相关领域学者近200人参与现场发掘、科技考古以及文物保护等工作，确保高质量考古工作水平发挥。（记者：曾江 实习记者：朱娜）

（图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