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从二里头到儒法国家,“华夏”从何而来 | 专访历史学者李峰
作为同一性的历史单位,解释中国的起源以及政治、文化和传统上的同一性是当代历史学家们充满挑战却也乐此不疲的工作。现代中国是多重历史遗产层累形成的结果,历史学家在书写历史的同时,也使自身和自身的研究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并被大众接受、阐释,成为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常识。也许在众说纷纭的论述中,我们需要在当下与过去的纠缠共生中,追寻“最早”的中国。那些在未来几千年影响中国历史的观念与制度——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礼制、官僚体制、编户齐民等等是在怎样的历史逻辑之下形成的?在中国这个延续性远大于断裂性的文明体中,他们的生命力又从何而来?
追寻我们的起源,不得不回顾中国的诞生与生发之处,去回顾文明的“童年”。而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学家争论最多,同时也是创见最多的研究领域也正是围绕这一时期。在他们的努力下,早期中国神话与道德理想国的色彩逐渐剥落,我们得以看见作为文明体的中国,如何在一次次变革和自我调适之后,构建出属于自己的生活伦理与政治体制。考古学者张光直在《古代中国考古学》一书中,把夏商周三代共同特征归纳为:城市作为政治中心、以血统为中心的资源与财富分配,以及王权作为意识形态的最终解释。在中国历史向着一个复杂化和动态化社会进化的过程中,这些特征在各种外来文明的挑战中,依旧得以保留并成为一种层层累积的历史传统。
《早期中国》作者:李峰 译者:刘晓霞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22年3月
历史社会学家赵鼎新在《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一书中,则针对更为晚近的战国时期,提炼出“儒法国家”的历史模式:这种以工具主义的法家思想作为御民之术,儒士阶层掌握并解释“天命”的政体,保持着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与稳定性,一直延续至辛亥革命。如果追溯这种体制的来源,我们不得不回顾早期中国的几次重要变革(商周之变、周秦之变、儒法之争),已经勾勒出这种国家形态的线条。这些历史遗产在当代中国形塑国族认同与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依旧是不可或缺的资源。这也迫使我们一次次地回望历史,并展开想象:这种内在的脉络与历史逻辑又是如何一直影响着今天的我们的判断与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