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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早期中国：社会与文化史》第三章“二里头与二里冈：早期国家的建立与扩张”）

丨李峰

新石器文化发展的“区系类型”模式所不能解释的是为什么国家级别的社会并没有首先产生于其他区域，而是出现在仰韶文化的中心地带和其后继者——河南和山西的龙山文化——之中。然而，在这个大区域中通向国家的发展路线绝不是直线式的。陶寺“酋邦”的势力经过几百年的繁荣后明显衰落了，依然留在陶寺的人似乎生活在另一个相邻政治中心的控制之下。要想真正了解国家形成之前政体间的竞争过程及由此导致的黄河流域中游和同一时间框架内其他地区的区域整合，考古学家们还有大量工作要做。然而，公元前2000 年早期，有一个社会达到了政治力量的新水平，远在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其他“酋邦”的水平之上。在华北地区国家和文明的形成中，二里头国家或文化占据了关键性的位置。它开启了一个以王权、城市文明、大规模政治组织和强制性军事力量为特点的新纪元。

▲《早期中国：社会与文化史》李峰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

与基本上属于人类学概念的“酋邦”这一术语不同，“国家”（state）一词在西方学术传统中有漫长的历史。作为一个现代词汇，其在不同的学科中被赋予不同的含义。政治学一般从法律政治角度来构建“国家”的含义，“国家”被视作“主权”的体现，因此有了现代“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概念。它把当代“民族”（nation）单元作为国家主权的拥有者。对于政治经济学家来说，“国家”是一种具有强制权力的机构，是个体公民的对立面，他们宣称它是与个体或私人利益相对立的公众和集体利益的代表。但是在社会学的观点中（也就是大多数社会历史学家的观点），“国家”是一个具有多种限定性条件的人群组织，包括领土、统一的政治秩序、法律和执行法律的强制力量以及主权。最后，在人类学观念中，“国家”是一个社会“类型”或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阶段，与“酋邦”社会不同，并且比其规模更大、更复杂。因此，这使得“国家水平社会”（state-level society）的概念成为一个合理的说法。

▲早期中国年代表

当然，一个社会并非一定要用国家这样一种方式来组织；根据反进化论者的观点，有一些像部落或者酋邦这样的社会组织，可能永远不会发展成为国家或国家级别的社会。因此问题就是，为什么国家会出现？为什么有些社会发展成为国家，而其他的则没有？以及它们如何发展成为国家或者其发展轨迹是什么？这就是“国家形成”的论题，对于这一论题已有许多解释。一些学者认为，国家是一个社会内部斗争的必然结果，它最初是作为妥协或者制约这种内部冲突的一种手段而发明的。另有学者认为，国家是为了回应更大规模和持续性的外部威胁而产生的，这种威胁或是来自自然的力量，或是来自另一个社会；国家的产生是应对此类外部威胁的一种手段，它基于共同利益将社会成员联合起来。近年来，后一种观点在解释北方草原地区游牧帝国的兴起时尤为流行。还有一些学者，例如已故的张光直教授认为，国家是一个社会为了对其礼制系统进行重新组织和中心化控制，以此来更好地管理其资源的长期趋势的最终产物。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早期中国国家形成时应该考虑的重要理论维度。

▲《早期中国》内页秦俑

目前多数学者认为，公元前2000 年开始，在中国真正出现了一个可以被准确地称为“国家”的社会，尤其是在河南西部至陶寺酋邦的南部。基于对相关文化遗址的大量碳14 标本测年及近期的校正，这一新发展的时间界限被确定在公元前1900―前1600 年。为了在全球背景下做一个时间上的对比，我们应该提到，这一时期同美索不达米亚的古巴比伦时代和汉谟拉比国王时期大致相当；在埃及，这一时期正处在中王朝时代，希克索斯人（Hyksos）从尼罗河三角洲入侵之前。在新大陆，紧接这一时期有了奥梅克文化（Olmecs）的出现。换句话说，“国家”在埃及已经有了一千多年的历史，美索不达米亚国家的历史比埃及稍短，但在中国，这还是一个新的现象。

1959 年秋，基于历史上的商代已在考古学上得以证实所带来的信心，一支考古队被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派往河南西部，寻找在商之前与历史传说中所描述的夏代可能有关的遗迹。此时，早于安阳的陶器和青铜器类型在河南中部和北部的一些遗址中已经被发现。当然，有相同文化内容的遗址（早于安阳）是他们搜寻的目标。在调查发现的十多处遗址中, 位于现今洛阳东部20 公里处的二里头是最著名的一处。在田野工作即将结束之际，考古队对该遗址的一小处区域进行了试掘，其丰富的遗存证实了一个新文化的存在，它随后被命名为“二里头文化”。自此，二里头作为中国国家和文明兴起的一个研究中心获得了国际声誉；但是对于该遗址组织的清晰理解只是通过过去十五年间的田野考古工作才取得的。还应注意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二里头文化的认识已经远远超出了二里头遗址本身，并确认了二里头文化是一个有着同样文化内容的大的遗址分布区域，范围远至河南东部、山西南部汾河流域的几处遗址及河南南部淮河流域的上游（地图3.1）。这一文化范围的确认显示了二里头遗址坐落在这个聚落系统的中心，无疑处在聚落等级的上层。

▲地图3.1 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分布

二里头中心遗址位于洛河南侧（古洛河之北）（图3.1），东西延伸2.5 公里，南北延伸2 公里。它的覆盖面积约为500 万平方米（500公顷），至少是陶寺的两倍之大，并且它比华北地区其他的龙山中心聚落都大得多。在这个巨大遗址的中心坐落着宫殿建筑群，由围墙环绕而形成一个长方形；在其中有多达11 座夯土建筑基址被发掘或经确认以等待将来发掘。最重要的建筑是宫殿基址1 号和2号，每座都形成一个由围墙环绕的自我封闭的建筑群。1 号宫殿基址于1960 年被发掘，经测量东西向108 米，南北向100 米，并且高出原始地面约1―2 米。整个平台表面沿其边界被带有屋顶的走廊所环绕。在中心的北部建有二级台基，其表面柱洞的位置显示这是一个长方形的建筑布局。2 号宫殿基址位于沿宫殿区域东墙的位置，其面积比1 号宫殿基址略小，但结构相似。在宫殿区域范围以外发现了三段道路，形成了穿越二里头遗址中心区域的道路系统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在通向宫殿的南部出口处发现了车辆的轨道，这是中国使用有轮车辆的最早例证。

▲地图3.1 二里头遗址及其宫殿区

遗址中经过发掘的墓葬大多是小型的。这留下一种可能性，二里头社会中的精英们可能被埋葬在远离遗址的某一特定地点。仅在2 号宫殿基址主体建筑之后的走廊部位发掘出一座大型墓葬（5.2 米×4.25 米），但这座墓葬在很久以前就遭到彻底的洗劫。然而，从一座中型墓葬中发掘出一件长70.2 厘米且饰有绿松石的龙形物件（图3.2.4）。在遗址中发掘出许多不同功能的灰坑，其中一座恰好在宫殿南围墙的外面，并发现大量绿松石片。经确认这是一个作坊的位置，可能制作了遗址内所发现的很多绿松石物件。

▲ 图3.2 二里头出土的青铜容器和绿松石物件：1，爵；2，鼎；3，斝；4，镶嵌绿松石的龙形器（70.2厘米），可能是象征政治权力的手杖；5，镶嵌绿松石的铜牌；6，爵

青铜器是二里头出土物中最引人注目的；它们显示了中国的冶金术在公元前2000 年初期已经达到了一个重要的阶段。二里头文化可以被描述为中国的第一个青铜时代文化。此时，青铜不再只用于制作小型物件，而且也制作相当大尺寸的器物，表现出了更高水平的技术复杂性和成熟性―其制作过程被学者们称为“分范铸造”。到目前为止，除较大数目的青铜武器和工具之外，在二里头被发掘出的青铜容器约有15 件。器型包括爵、斝和鼎，显然所有商代（约公元前1554―前1046 年）青铜器的主要类型都可追溯到二里头青铜器文化。制作青铜器的作坊位于二里头遗址南部的中心，在那里发掘出大量的陶范和铜渣。在二里头除了青铜制品，玉器和其他奢侈品也作为重要的精英物品被制作和使用。

然而，青铜器不仅是奢侈品，它们还具有许多社会和政治意义。由于洛阳平原没有天然铜矿，近来有人认为二里头的精英们用来铸造青铜容器和武器的铜矿可能来自山西省南部的中条山，这个地区也可能是二里头的人所需要的盐的来源地。要维持几百公里以外之地的稳定的资源供应和运输需要高水平的组织力量，这只有国家级别的社会才能做到。二里头规模巨大且复杂的建筑群显示了二里头的领导阶层的确拥有这样的组织力。据估计，中心遗址的人口大约在18,000 到30,000 人。有学者更进一步认为，为了礼制和政治目的而组织青铜产业并将产品分配给地方精英们可能是二里头国家最重要的功能。

同世界范围内的其他早期国家相比，二里头文化的实物证据令人信服，所以“二里头国家”的这一主张已经被学者们广泛接受。由于二里头遗址或与二里头文化有关的其他遗址中缺乏同时期的书写证据，因此很难断定二里头是否为“王权国家”或其他性质的国家。大约三百年间，二里头无疑是黄河中游区域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在规模和文化发展水平上远远超过其他同时期的遗址。近来的考古学研究也证实了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到二里头文化在陶器类型学上的延续性；在现今郑州附近的一个遗址中，也确定了两个较长文化时期之间的过渡阶段。这必定加大了这种一般性认识的分量，即向国家水平社会的转变可能是发生在龙山居民——特别是在相邻的陕西、山西和河南省地区——中的社会和文化变迁累积的结果。然而二里头文化显然也受到了来自东部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山东的龙山文化可能为二里头的精英们提供了他们所铸造的青铜器的类型标准。

国家的形成过程在中国的史学传统中曾有记述，尽管是在一系列传说中以一种更微妙的方式来描述；这些传说预告了夏代的创立。这个传统在西汉司马迁（约公元前145 或前135―？）的《史记》中得到了最为系统化的表现，它首先描述了传说中的五个帝王以民选领袖的身份连续统治中国的一个时期，包括黄帝、颛顼、帝喾、尧和舜。他们代表了一个以美德而不是靠武力来统治世界的时代，并且政治领导力是在神秘力量的帮助下依据个人魅力被构建的。“五帝”的概念直到公元前5 世纪的时候才开始形成，而现代学者多把禅让继承的传说看作对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那些经常试图推翻国君的大臣所怀的政治目的的思想支持。然而，这些传说也是国家兴起之前中国遥远过去的社会和政治状况的某种回响；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世界的其他地区，在那里地域性的领导者们也曾为了至上的政治权力而彼此竞争。在这一序列的最后一位——帝舜时代，可怕的洪水淹没了华北平原，造成了大量人口死亡。因此，帝舜召来一个重要部落的首领禹（或称作“大禹”）去治理河川以克服洪水。于是禹游遍中国，清理江河，疏浚水道；江河里的洪水被引入东海。禹从此以后赢得了人民的爱戴，在舜死后成为全中国的首领。然而，禹死后，其权力并未像舜那样传给一个新的被推举的首领，而是被禹的儿子启以武力夺取，于是建立了夏朝。按照这个故事在传统中的讲法，启的即位被认为是传统的首领推选制度的终结，以及中国世袭制王权国家的诞生。继启以后，夏王朝的统治持续了16 代，直到夏朝的最后一位君主桀被商朝推翻。在夏朝早期，夏王朝曾一度被来自中国东部地区的一个由射手羿所领导的部落篡权。但当羿被家臣谋杀之后，夏王仲康恢复了夏朝，且又持续了200 年的时间。

最早提及禹和夏代的是西周时期（公元前1045―前771 年）的文献，出现在《尚书》的某些章节以及《诗经》的一些诗歌中。7关于禹和夏代的历史传说的年代可以早到西周时期，这一点被2003 年发现的西周中期的一件青铜器豳公盨所证实，器上铭文所讲述的禹的故事与传世文献中有关禹的记载非常相似（Box 3.1 ；图3.3）。夏王朝的完整世系最早出现在《竹书纪年》中，《竹书纪年》的年代可以有把握地定在公元前3 世纪早期。事实上，《竹书纪年》直到公元280 年被重新发现之前一直被埋葬在墓葬中。而对此一无所知的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提供了另一个独立的夏代世系，与《竹书纪年》中的序列一致。换句话说，从西周到汉代一直有一个关于夏代史实的一致的传说。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希望——如果夏代曾经存在过——在更接近夏时期的商代文字资料中发现与它有关的信息。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商代甲骨文中并没有任何有关被商人征服的夏代的信息。然而，商代甲骨文只是与那些仍然影响商代国家政权的力量有关的占卜记录；他们对所有存在于遥远过去且不再影响商王生活的敌对势力没有任何的历史好奇心。这一点又削弱了以上述理由否定夏代存在的反证的力量。

▲图3.3 豳公盨和其内的铭文

对于任何一个学者来说，想知道两个过程之间——明显存在于考古学资料中的国家水平社会的形成过程和传世历史文献中所传述的王权国家的建立过程——是否有某种联系，这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并且也是很自然的课题。有关早期中国历史年代的研究将商代之前的3 到4 个世纪定为夏代。而这一时间框架正好落在上文所述的二里头文化碳14 测年（约公元前1900―前1600 年）的范围以内。事实上，在几个遗址中，二里头文化的地层覆盖在龙山文化的地层之上；在其他遗址中，它又被商文化地层扰乱或叠压。此外，基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这些早期资料也表明了与夏王活动有关系的各个中心与属于二里头文化的遗址分布在同一个地区，即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总之，现有证据的确将二里头文化放入了传世文献所描述的夏代统治的同样一个时空范围之内。

对于很多中国的学者以及一些西方的学者来说，这种时间和空间上的一致性为那种把二里头文化作为夏代的物质文化，并把二里头遗址作为夏王朝都城的说法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基础。事实上，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出版的许多研究著作都把对所谓“夏文化”的认定作为它们研究的基本前提。然而对另外一些学者来说，这种把二里头文化等同于夏代的观点缺乏任何基础；有些学者曾撰文强烈反驳这种等同，这实际上是在继续一场起源于20 世纪30年代“疑古”运动的学术辩论（见第一章）。反对这种等同的最强有力的观点就是，在二里头遗址，或在可能与夏代历史记载有关的二里头文化的其他任何遗址中完全没有发现文字证据。由于文字证据的明显缺乏，我们无法把二里头同夏联系在一起。后一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获得较广泛的认同。

因此，这一问题不仅有趣，还可能引发学术甚至政治上的争议。然而，作为知识分子，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将学术讨论与任何有政治色彩的观点或指责分开，因为这些观点和指责同样是基于意识形态而非证据。另一方面，我们要对证据的现有状况有面对现实的认识，同时要意识到所有可能的解释。首先，由于在二里头或在文化上有隶属关系的其他遗址中缺乏文字证据，目前确实没有办法确定二里头的确是夏的都城。在这样的证据被发现从而一个直接的联系——而不是逻辑的推理——建立之前，这个问题将永远保持开放。另一方面，我们目前也并没有证据将二里头同存在于相关时空范围内的另一个政体联系起来，从而证明二里头不是夏。如果有人想提出一个有力的论述来证明二里头不是夏的话，那么他（她）可以利用的唯一论据就是没有证据证明二里头就是夏。关于同时期文字证据的论点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它本身最终只是一个假设——即如果夏存在过，那么它必定会有一个文字系统，并且必定会产生我们需要的记录；但这一点也没有证据来证明。

由于无论是从试图证明还是反驳二里头和夏的关系都得不到实在的收获，我们似乎不可避免地要回到考古学的基本事实中去，并以一种共识作为出发点。这一共识就是，二里头是一个国家级别的社会，并拥有同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其他任何社会都无可比拟的一定水平的政权和财富。从世界其他地区人类学研究的视角看，这样的社会很有可能为此后继续生活在华北地区的人们留下文化记忆上的深刻印象。也有可能，二里头的人们从未称呼自己为“夏”，这或许是敌人对他们的称呼，并流传到了西周，这使得“二里头―夏”的争论失去了焦点。关于传世的历史记载，如果我们不拘泥于它的字面价值，并且不被这种肤浅的“二里头―夏”的争论所羁绊的话，它们似乎在传达一个在人类学著作中众所周知的真实的历史瞬间——即由独立酋邦的前国家社会向国家的转变。早于商代的二里头国家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恰好统治了历史记载中向国家的转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所发生的同一个区域。最终，这不是空间或时间的简单重合，而是在共同的时间和空间中发生的并行的历史过程和考古过程之间的联系，为我们理解二里头和传世文献中名为“夏”的中国第一个王朝国家的可能关系，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解释。

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即二里头不是夏的都城，而是传世文献中没有记载或未能保留下来的另一个国家水平社会的中心。这种可能性当然存在。但问题是：考古学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青铜时代的国家究竟是什么？直到考古调查在商之前的黄河中游地区发现另一个权力和财富可以与之相媲美的青铜时代社会之前，二里头与历史传说中称作“夏”的早期国家的活动有关系这一可能性——尽管不能被证明——仍不能被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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