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阅读

争鸣丨从“绝地天通”的红山文化文明化进程,看宗教权力对早期国家公共权力的影响,了解中国文明起源多样性

摘要: 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史中的地位,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牛河梁、东山嘴遗址的发现和资料公布,即开始被学术界逐渐认识。但是包括红山文化在内的中国文明起源阶段诸考古学文化的内涵中普遍表现为祭祀礼仪性建筑发达,而学术界公认的文明形成的三个物化标准相对缺乏或根本不见,故而解读早期文明的起源背景,发现文明形成动因,进而解释中国早期文明形成的特 ...

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史中的地位,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牛河梁、东山嘴遗址的发现和资料公布,即开始被学术界逐渐认识。但是包括红山文化在内的中国文明起源阶段诸考古学文化的内涵中普遍表现为祭祀礼仪性建筑发达,而学术界公认的文明形成的三个物化标准相对缺乏或根本不见,故而解读早期文明的起源背景,发现文明形成动因,进而解释中国早期文明形成的特点,也同时被学术界所重视。

上世纪九十年代,苏秉琦先生就提出了文化碰撞与交汇是文明起源源动力的观点,指出正是史前在中国大地上的六大文化版块不断传播交流中产生了中华文明,并指出“源于关中盆地的仰韶文化的一个支系,即以成熟型玫瑰花图案彩陶盆为主要特征的庙底沟类型,与源于辽西走廊遍及燕山以北西辽河和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的一个支系,即以龙形(包括鳞纹)图案彩陶和压印纹陶的瓮罐为主要特征的红山后类型,这两个出自母体文化,而比其他支系有更强生命力的优生支系,一南一北各自向外延伸到更广、更远的扩散面。它们终于在河北省的西北部相遇,然后在辽西大凌河上游重合,产生了以龙纹与花结合的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的新的文化群体,红山文化坛、庙、冢就是它们相遇后迸发出的火花所导致的社会文化飞跃发展的迹象”。

张忠培先生在本世纪初更是清晰地指出公元前三千二、三百年,西阴文化单向影响其它文化的局面结束了。形成了相互影响、碰撞、对抗,甚至是分布于东、南的文化影响分布于西方的文化,呈现出强力的文化渗透,乃至造成逐鹿伊、洛地区的形势。黄河、长江中下游和燕山南北及西辽河流域的诸考古学文化居民的文化交流加速且规模扩大的同时,激发了竞争基因,加快了历史进程,进而跨进了文明的门槛。文化格局的剧烈变化,促进分布于黄河、长江中下游和燕山南北及西辽河流域的诸考古学文化的居民跨过了文明的门槛。同时他在对良渚墓地分析基础上,还提出“祀”与“戎”发展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并控制着社会的神权和王权,担任祀与戎职责的人已形成为阶层,成了社会的权贵。史前的氏族组织已蜕变为国家机器,掌握神权和王权的人物成为控制国家机器的主人。而红山文化女神庙、积石冢和半坡四期文化大地湾F411都说明当时的巫教已获得人们的普遍信仰,发展到相当完善的地步。只有在巫师已获得居民的普遍信仰,并在其倡导、组织下,才能建设起牛河梁这样规模的宗教圣地和大地湾F411宗教建筑。最终军权会演变为王权,王权逐步剥夺神权而凌驾于神权之上,最后,导致神权在国家机器中无独立的位置。


之后李伯谦先生提出了中国文明化进程的两种模式,即神权国家和王权国家,他说“对红山文化玉器分类及其具体功能的认识,也许会有不同意见,但没有人否认其与通神有关可见在红山文化时期特别是它的晚段,当时社会虽已发生分化,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所谓“公共权力”已经存在,但掌握、行使这种“公共权力”的并非世俗的“王”,而是这些掌握着通神权力的巫师或曰“神王”,神的权力高于一切,神的威望高于一切,社会的运转、社会矛盾的调节都靠神来解决,而神的意志和命令则统统要由能与神沟通的巫者来传达来贯彻”。

尽管前人已经形成了很多突破性的成果,但是无论如何,对于中华文明起源中重要的一支———红山文明,她为什么会出现对国家公共权力的需要、又是如何实现、怎样选择的集中权力的道路等问题,却都始终没有给予完整而清晰的解读。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通过对距今6500至5200年间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交流与碰撞的梳理,发现红山文化文明化进程的特点并说明其以集中宗教权力实现早期国家公共权力的文明模式形成的动因和意义。


一、多族群碰撞红山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燕山以北医巫闾山以西七老图山以东的辽河上游一带,习惯上称为辽西地区,这里的土著居民使用筒形陶罐;燕山以南地区则是一批使用陶盂和陶支座组合或陶鼎的居民;在黄河中游地区是以使用小口尖底瓶为特征的居民。他们分属于远古中国北方三个最重要的族群集团。他们在距今6500开始的不断碰撞、融合,在辽西地区演绎了千余年此起彼伏的历史故事,成就了距今5200年左右中国古史上最早的红山文明的诞生。

辽西地区最早的考古学文化是查海——兴隆洼文化,其势力最强的时候曾经越过燕山到达燕南地区,距今7200左右,受燕南磁山文化北进的影响,位于辽西地区南部的查海——兴隆洼文化演变成为赵宝沟文化,查海——兴隆洼文化的余部保有西拉木伦河以北地区,并于稍后演变成富河文化,在下辽河流域有一支与他们有着亲缘关系的考古学文化叫新乐下层文化。大约距今6500年左右,燕南地区起源于太行山东麓地区的后冈一期文化迅速强大起来,为了拓展生存空间,其开始北上,一支逆桑干河而上进入晋北、晋中和内蒙古的中南部,由于这些地区早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缺失或者没有,他们没有受到什么抵抗;另一支则越过燕山,驱赶并占领了赵宝沟文化居民的生存空间,导致后者退居到西拉木伦河以北。由于辽西沙土质不适合制作三足鼎类陶器,亦或希望通过器具上的一致性减少与土著文化上差异造成的对峙,后冈一期文化系统的居民学习辽西土著制作筒形罐、斜口器,并采用之字纹作为器表装饰,而他们带来的泥质陶技术也被制陶技艺相对落后的土著居民们学习。于是红山文化这个以夹砂之字纹筒形罐和斜口罐和泥质的盆、钵、壶、瓮等,有些还装饰有彩陶的陶器组成的器物群为特征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实质上包含了以西拉木伦河为界,隔河而居的土著和后冈一期文化不同的族群。

我们之所以产生这种认识,依据有三:一,早期红山文化陶器包含了两个主要来源,夹砂筒形罐、斜口器和之字纹类,主要是来源于本地赵宝沟文化的因素;全部泥质陶及陶釜、器盖等因素则来源为后冈一期文化。其与后冈一期文化不仅在陶质、部分夹砂陶和全部泥质陶在内的器型、彩陶特征等诸多方面表现出极大的共性,且二者同类器器形演变也趋向一致甚至同步。于是这个人类共同体的性质,就出现了三种可能性,即:后冈一期文化居民接受赵宝沟文化因素影响发展而成;赵宝沟文化居民接受后冈一期文化因素影响发展而成;赵宝沟文化与后冈一期文化碰撞后二者融合形成。

二,在建平马鞍桥、朝阳小东山遗址,捕捉到的信息,表现了强势文化对弱势群体的驱赶或排他。马鞍桥山遗址位于朝阳市建平县太平庄镇石台沟村西南,2019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进行了第一次发掘。此次发掘总面积1000平方米,共发现房址8座、灰坑24个、灰沟1条。在出有赵宝沟文化特征陶器的房址内发现有人骨被有意放置在房址内,人骨为二次捡骨葬。这种独特的埋葬方式,既不同于土著居民的葬俗,也非后冈人的葬制,显然是对死者的非正常的处理方式,这类房址与聚落内其他红山人的房址同在一个遗址内,居住面出土陶器区别明显,正可能是后冈系居民驱赶土著赵宝沟文化居民、占有他们资源过程的真实写照。小东山遗址位于朝阳县柳城镇腰而营子村东约2公里的一处高敞台地上,遗址东西宽约200米,南北长约400米。考古发掘发现房址10座,有近方形与圆形的两种。其中方形房址集中分布于东侧一排,它们都被破坏严重,其中出土的筒形罐、尊形罐、盂、高足钵、直腹平底碗、弧腹平底碗等,器型与纹饰特征都与赵宝沟文化陶器同类器相近。尤其编号F5∶5器表上部饰刻划几何形图案纹饰,主体纹样是两个内添网格纹纵向排列的三角形图案,三角形图案细长(图一,3),与赵宝沟文化小山遗址的龙纹轮廓内填网格的风格相似(图一,4);F5∶6,敛口,圆唇,圆弧腹,平底。器表通体磨光,内壁较光滑。腹上部饰有几何形图案纹饰,整个图案的宽度为8.5厘米。图案上、下界各有一周压划弦纹,两周弦纹间以S形曲线横纵排列组成数组浪花状的阳纹图案。每组图案间饰刻划弧线,与下一组曲线一起形成了类似“阴阳鱼”的构图(图一,1)。整个图案类似赵宝沟文化南台地遗址陶尊表面动物纹的简化和变体(图一,2),故而上述房址应属于与早期红山文化同时的赵宝沟文化房址,而其西侧的红山文化村落,出土器物群与前者分别较明显,整体遗址也应当是在同地点后冈人驱赶和取代了赵宝沟人的实物反映,而非合二为一的融合。


图一 小东山、小山、南台地遗址陶器纹饰比较

1.小东山F5∶6 2.南台地F1∶3 3.小东山F5∶5 4.小山②∶30


三,同时期分布于西拉木伦河两岸的早期红山文化,陶器外部特征尤其制作工艺上,均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河之北泥质陶比例少器类少,筒形罐多直口微敛,之字纹施纹松散,划纹多见成组短划纹或由数条成组长划纹组成,彩陶较少,包括泥质陶在内皆采用套接成型制陶;河之南泥质陶占有较大比例,器类也丰富,筒形罐多直口略敞,之字纹排列较紧密,划纹多为由细密成组的交错长划纹组成的三角纹,彩陶较多,陶器制作采用盘筑成型。如果说器物外观,包括器形与纹饰等元素在考古学文化的交往过程中,因为其外向、直观而较为容易相互影响而被对方引进、吸收并使之文化面貌发生变化的话,内含在器物中的技术信息,包括工艺及其流程等由于需要传承与学习,则会显得较为私密、保守,并成为文化因素中更为根深蒂固、不易变化的成分。所以我们认为西拉木伦河以南的早期红山文化应当是后冈一期文化系统的部分居民移民到西辽河流域,与当地使用筒形罐传统的赵宝沟文化碰撞,吸收了其筒形罐、之字纹等因素而产生的一种文化;分布在西拉木伦河以北以白音长汗遗址第四期早段为代表的遗存,则可能是受后冈人向北挤压、影响的本地文化的后裔。

进入距今6000年左右,黄河中游地区的文化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小口尖底瓶、彩陶鱼纹为典型特征的半坡文化进入了它的晚期阶段,即“史家期”,以往学者多将“史家期”看作半坡文化演变成西阴文化(也称为庙底沟文化)的一个过渡阶段,但经研究我们发现“史家期”的意义要大得多。进入“史家期”后的半坡文化分布地域不断扩大,尤其是向西进入渭河上游,向北进入河套地区,对数百年前即来到这里生活的后冈一期文化居民形成驱赶之势,这股势力愈发强大,最终吸收在晋南地区悄然兴起的西阴文化及其前身的火种炉和叠唇尖底瓶因素,在史家期晚段在今天的内蒙古中南部形成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白泥窑子文化,从小口尖底瓶这种特征性强烈的遗物分析,白泥窑子文化年代应相当于史家期晚段至西阴文化中期晚段(图二),它是西阴文化在黄河流域占据绝对优势的同时,在其北部地区始终与之并存对峙,并对红山文化产生巨大意义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后来晋南的西阴文化开始强盛起来,不仅向西向东向南扩张,同时也向北挺进,过程中受到居住在这里的后冈一期文化居民的顽强抵抗,最终到达今天大同地区后不得不转而沿桑干河进入河北。但是从晋北和冀北发现的西阴文化遗存看,后冈后裔的抵抗是不容小视的。在西阴文化北上的Y字型文化带北端山西大同马家小村遗址发现的4座房子同时期中,F1为西阴文化特有的五边形房子外,F3横圆角长方形南边开门道的房子在后冈一期文化中也不多见,标志着西阴文化的居民来了,在陶器方面,较多的后冈一期文化因素得以保留,如F1∶1“四系”瓮、F3∶10后冈式瓶口的小口尖底瓶、F3∶5桥形耳大口罐、F2∶2泥质桥形耳敛口罐、多为褐色彩陶等,而西阴文化因素则相对就少了,仅有F2∶5的小口尖底瓶口部为双唇,彩陶图案中的弧边三角纹、圆点纹,没有西阴文化常见的陶釜、陶灶和典型的彩陶盆、钵等(图三)。地处河北张家口的蔚县三关遗址表现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尖底瓶壶口,有双耳。


图二 小口尖底瓶对比图


图三 马家小村出土陶器


上述文化格局的变化,对于距今6000前后至5500年间的红山文化而言,引发了其前后两个阶段的不同。第一个阶段,史家期半坡文化和西阴文化的先后北向扩张,对于后冈一期文化的居民来说都是被驱赶着节节败退,由于燕南逐渐为西阴文化占领,所以他们的后方则只有辽西地区,引领时尚的史家期半坡文化和西阴文化的文化因素在红山文化中的出现,正是携带着史家期半坡文化和西阴文化因素的后冈系居民带入辽西的,所以此时这种因素与史家期半坡文化和西阴文化的原型总是表现出似是而非。从西拉木伦河两侧两种不同的制陶工艺及其表现在陶器特征上的区别仍然稳定地存在着这点看,辽西地区后冈移民与土著隔河而居的布局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但是,在二者物质上共同接受着来自西方的黄河中游文化元素的影响的同时,两岸族群间表现在精神方面的认同可以被明显看到,并且与表现在陶器上的土著的明显弱势形成差异,在精神层面的融合中,土著似乎占上风,比如土著居民们的墓葬采用积石冢、以玉随葬的传统,被后冈移民采纳;土著上千年历史的崇龙习俗,不仅被后者吸收,并创造出了彩陶龙形象;同样历史悠久的女神崇拜,也被后者所接受。当然红山人在区域内文化不断认同的的基础上,对外域文化的吸收与创新也是积极的,比如他们在仿制黄河中游器座的基础上,为了满足旷野祭祀的仪式感,创造了筒形器的形制。

第二阶段相当于黄河中游的西阴文化晚期,这时在半坡系统的白泥窑子文化和红山文化之间显然已经没有了后冈系后裔的阻隔,红山文化中的半坡系元素那种若隐若现、似是而非的表现形式变得真实明朗起来。比如此前红山文化的勾叉纹等彩陶只有在史家期半坡文化中可以找到渊源,但却是在后者原纹样基础上的变形,基本看不到直接传播的图案。而此时无论是器型还是对角三角形、重叠四边形彩陶纹饰都与半坡系一样。这一阶段的遗存是新近被辨认出来的,主要包括牛河梁遗址包括“女神庙”在内的第一地点和第二地点四号冢下层积石冢与上层积石冢之间的灰坑和“垫土”,其中出土的圜底盆、圜底碗、大口罐、器座等,尤其是彩陶图案,与史家——白泥窑子文化中同类元素的渊源关系一目了然。而西阴文化的因素在红山文化中也有所存在,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形式的文化因素的交往,但显然史家——白泥窑子文化的影响更为强烈,甚至有些因素完全一样,而当时在中国北方文化中最强势的西阴文化,影响却没有那么大,即便当时风靡整个北方的西阴文化花形彩陶在红山文化中几近没有。可见西阴文化与红山文化的交往在燕山以南仍然至少是不甚顺畅的,这与上文所述考古发现的实物史料显示的西阴文化势力扩张状况是一致的。属于这一阶段的红山文化遗存发现较少,我们还不能给予其一个全面的描述,但是有几点是可以确定的:第一,考古学上辨识出来的这一时期,相对年代相当于西阴文化的晚期;第二,该阶段红山文化在陶器器物组合和彩陶上表现出来的包括具有极强辨识度的标示性彩陶图案在内的来自史家——白泥窑子文化系统的因素占据了主导地位,可见这种来自七老图山以西因素是红山文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背景;第三,西阴文化进入燕南,阻断了后冈移民与其母族群联系,失去了强有力的依靠,最终后者在辽西延续了近千年的强势地位不再,辽西土著族群终于收回了他们在西拉木伦河以南的家园,此时红山文化也进入到了晚期。



二、新秩序的产生与红山文明起源

距今5500年前后,后冈系与辽西土著经过近千年的共处与磨合而形成的平衡终于被打破了,具有土著风格的遗存在西拉木伦河以南出现,在牛河梁遗址该时段遗存中,我们看到了在之前的红山文化后冈移民遗存中始终不见的泥圈套接成型的陶器,说明土著人又重新回归西拉木伦以南的故地了。而此时的所谓土著,可能包括后冈移民进入辽西前这里的赵宝沟文化、富河文化以及新乐下层文化等文化的后裔,他们虽然均出自兴隆洼文化这个祖源,但经过了如此长久的演化,他们之间的亲缘关系恐怕也仅存为一些遥远的口口相传的记忆了。随着后冈移民强势的丧失,西拉木伦河以南资源相对优越的土地面临再分配,人群需要找到共同的基础共同的利益以达成新的平衡,此时牛河梁出现了女神庙这样大型而豪华的祭祀性建筑应当不是偶然,而是红山人追溯共同祖先,寻求建立新秩序的基础与途径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牛河梁,自女神庙阶段起,这里应当就成为该文化的宗教圣地了。

接下来的二三百年,黄河流域的西阴文化分解了,整个中国北方都进入了一个资源重新整合与分配的阶段,从红山文化出土的形象各异的人像可知,既有高额大眼突颧骨或凹眼高鼻的外域人形象,也有弯眉细眼小嘴或宽额宽鼻厚唇的中国人,可见此时辽西地区人群碰撞也应当是进入了新的高峰期。所以面对新老移民和已经分化的土著构成的错综复杂的族群关系,探寻共处、共生、互补、秩序的道路和模式,始终是红山文明的诞生最重要背景,迫切需要高于血缘为基础的氏族制度的公共权力的出现。但是红山人如何实现或者是否有可能实现早期国家的公共权力,取决于红山文化当时的社会条件。

文明形成前后的红山社会具有如下几个重要的特征:

首先,红山人财富集中不明显。远古人类墓葬中随葬品的情况多表现着墓主人的身份和能力,牛河梁遗址第四期红山文化墓葬中随葬品都是玉器,数量有限,数量与墓葬规模和位置不成正比,随葬品最丰富的墓葬未必是中心大墓,同类随葬品几乎不在一座墓葬中重复,应当说明这种具有特殊意义的玉器仅表述墓主人的身份,并不代表财富,财产多少在当时社会中尚未成为区分成员身份等级的标志物,亦或说明社会还没有形成因着对财产占有的不同形成的阶层或集团。

第二,墓葬中尚未看出社会对军事的强烈要求或军权在社会中的重要性。红山文化墓葬随葬品中缺乏玉钺类象征军权的器型,在黄河、长江流域代表军权、王权的钺在红山文化中的出土不仅数量有限,且地位明显低于显示神权的器类,红山文化玉或石钺总计出土5件,出土位置明确的牛河梁遗址的两件来看,一件出自第二地点一号冢内的无圹砌石墓M9,一件出自第十六地点一号冢冢体堆积层,前者无论墓葬形制还是规模都算不得突出,随葬石钺和小型勾云形玉器各一件,半拉山遗址出土玉钺的M12为土坑石棺墓,墓内共出有兽形玉、玉璧和兽首柄端饰,虽然玉器种类上等级较高,但墓葬规模和结构均较为简单,甚至石棺后端挡板都没有。所以即便钺在当时可能表述墓主人均有军事指挥能力和权力,但在社会中的地位也并不突出。

从上述两点可知此时的红山社会不具备之后黄河流域或长江流域早期文明中因财富占有的不同或指挥军事行动的权力形成的阶层,进而藉此形成国家公共权力,亦即红山文化缺乏从经济层面、军事层面产生公共权力的条件

第三,同考古学文化居民通过宗教知识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了族群相近的信仰和价值观。不同族群的不断碰撞引发的上千年的文化认同,已经使基本处于同一生态位的人们从单纯生活领域中器具、图案的认同,上升到精神上的信仰上的渐趋一致,龙崇拜及其形象趋于定型化取代了多种原型动物崇拜,女性崇拜从丰产巫术道具、灶神,到共同的祖神,积石冢的墓葬形式以及筒形器的祭祀形式,都渐次成为整个红山文化不同区域不同人群的共识。

第四,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为宗教权力所控制。玉器制作是玉石制造业中工序最复杂、专业化要求最高的制作业。红山文化的玉器造型精美、工艺精湛,制作精准,更需要专门化生产。其不仅种类基本与宗教信仰相关,在墓葬或祭祀遗址中可见,而在普通聚落不见,并且在牛河梁和半拉山等遗址均见有随葬玉料、半成品或加工下脚料的墓葬,半拉山遗址此类墓葬有3座,均伴出有其它玉器,甚至其中包括中心大墓,说明玉料和玉器生产技术可能都是被具有一定宗教权力的人来控制的。

三、四两点反映红山社会中由宗教信仰的认同使族群上有着截然不同起源的人们或原本就同源随着时间推移才分化开来的人们,在宗教意义上具有达成共同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的可能,使族群间外在表达的区分意义逐渐减少。同时宗教人员不仅掌握着通神的能力,还掌握着社会最先进的生产力,专业化的生产和特殊的能力,可能已经使他们从普通氏族成员中脱离出来形成了特殊的阶层或权力集团。

第五,据红山文化积石冢分析,作为随葬品的玉器在不同的墓葬中,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等级模式,以表述不同墓主人的身份。以牛河梁晚期积石冢为代表,玉器墓中玉器是具有一定的组合关系的,如果把玉器区分为镯环类、动物类、版状玉器三类的话,这里玉器墓中玉器的组合可以分为三类,即随葬镯/环,这是具有某种权力的某一类人身份最基本的标志,其上还有随葬镯环和动物形玉或者随葬镯环和板状玉佩的中等级、随葬镯环同时随葬动物形玉和板状玉佩的高等级,它们自低向高的变化,与墓葬形制、规模及位置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出高等级玉器组合的墓葬一般为中心大墓或位置较为居中的土圹砌石墓,出土中等级玉器组合的墓葬则多为无圹砌石墓,有极个别的例外,可能说明这种制度的初始与不完善。

第六,从红山文化的区域性调查可知,该文化遗址存在两个特点,一个是聚落或聚落群与祭坛或积石冢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另一个是宗教性建筑址存在等级的区分,在兴隆沟遗址、草帽山遗址、东山嘴遗址、牛河梁遗址,我们可以看到分属于一个聚落、聚落群、超级聚落群和核心区不同层级的宗教祭祀遗址。

最后这两点说明红山社会中世俗的等级权力是由与宗教相关的体系来表述的,最重要的是尽管不够成熟,但在红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玉器形制上保持了高度的规范化,应当是有规则制约的,应当是红山人通过宗教权力实现世俗统治的反映。这种在红山人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超越了单一族群血缘氏族社会的公共权力不应当是早期国家已经出现的表现吗?

古史中关于远古时期通过宗教权力的集中实现政治统治权是有所记载的。《国语·楚语下》记载楚昭王问于观射父“重黎实使天地不通”,通过观射父回答我们知道宗教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自“民神杂糅”、“家为巫史”向“绝地天通”的转变,而这种转变是由“九黎乱德”作为背景的。史书记载九黎是中国上古传说中的一个族群,出自东夷集团。辽西红山文明及其社会背景与史书对远古社会记载是相同的。

错综复杂的族群碰撞、交流与创新,在不断探寻共处、共生、互补、秩序的道路上前行,是红山文化自始至终发展的主旋律,最终由包括辽西土著、后冈系移民、半坡系和西阴系移民共同促成的红山文明,涵盖了远古中国北方各大主要集团成员,所以红山文明是中华文明有明确谱系关系可追寻的“直根系”,也是红山文化的龙文化、玉文化生生不息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文化精髓的原因所在,是中国人之所以称之为龙的传人的根本之所在;从后冈系移民以排他性殖民的形式进入辽西,到半坡系和西阴系对红山文化的不断冲击,族群碰撞和文化融合成为红山文化发展的主旋律,红山人从物质层面的融合发展到精神层面的认同,不仅体现了古人的智慧和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和平、求同、共生的民族精神追求,且开创了有别于黄河、长江流域古文化“在祀与戎”的文明化模式的独特“绝地天通”的红山模式,体现了中国文明起源的多样性。



附记: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牛河梁遗址的补充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7BKG997)阶段性成果。


执笔:张星德、田建文


END


图文 |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原文名为《中国北方新石器文化的互动与红山文明的形成》

刊于《江汉考古》2021年6期

此处省略注释

责编 | 静 静

初审 | 田建文

终审 | 郑 媛

考古汇

山西考古博物馆


分类: 中文 深度阅读
关键词:

img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友谊西路68号小雁塔历史文化公园
邮件:secretariat#iicc.org.cn
电话:(+86)029-85246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