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典籍文化的整理、研究和保护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总书记不久前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强古籍典藏的保护修复和综合利用，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今年3月，“加强文物古籍保护利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全面精准地论述了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方方面面，其中专门指出要“加快出土文献整理研究成果出版利用”。下面就笔者个人在出土简牍典籍整理和研究工作中的一些不成熟经验，汇报学习《意见》的几点体会。

简牍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在纸张出现之前，简牍是最主要的文字书写材料。《尚书·多士》中记载，商人的先人已经有了简册，记载了“殷革夏命”的旧事。简牍是对竹或木制成的书写材料的统称，包括简册、牍、觚等。可以说，竹木简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文字载体，承载着先人无穷的智慧。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老子下经》复原图 出自《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贰]》

党的十八大以来，出土简牍典籍文献的整理研究进入新时代。《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编纂出版；清华简基本按照每年一辑的速度整理公布了9辑46篇流传于战国楚地的先秦典籍；北大汉简除医书、部分数术书外已全部公布；安大简《诗经》、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尉缭子》等均已面世；北大秦简、成都天回汉墓医简也即将全部付梓。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简牍，荆州夏家台、龙会河北岸、枣纸、王家咀等地的简牍典籍新发现层出不穷；定州汉墓竹简、阜阳汉简、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简等简牍古籍的再整理也依次展开。这些典籍文献中，既有对古史的印证、补充、纠谬和阐发，也有丰富的政治思想史与社会文化史内涵。如夏代存在与否，学界长期存有争议。清华简中的《尚书》佚篇《厚父》，在战国时曾被孟子征引。篇中王与厚父的对话不仅提到禹、启等开国先王，还专门论述皋陶、孔甲等夏代先圣先王的事迹，细节虽与传世文献如《史记》等有些出入，但框架仍可契合。秦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王朝，历史地位非常重要，但存在时间短且曾推行焚书政策，留下可供研究的文献资料极为有限。北大秦简中没有发现成篇的“六艺”“诸子”等经典文献，符合秦代社会文化的普遍状况，但其中有鲜明特色的文学作品和大量反映社会生活、民间信仰的文献，展示出当时基层社会丰富多彩的一面，使我们对战国晚期至秦代社会文化的了解大为丰富和扩展。海昏侯刘贺墓所出儒家经典、诗赋、数术与方技文献并重的情形，也为了解西汉昭宣时期的思想学术图景提供了绝佳资料。

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简牍古籍也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智慧。如清华简中就能见到关于“历史周期律”的论述及其应对之策。周公摄政时所作的《皇门》对“历史周期律”有详尽的阐释。《治政之道》与《治邦之道》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治国理政理念，提出选人用人方面的得失直接关乎国家事业发展的成败。《赵简子》阐明骄奢淫逸是造成国家“其亡也忽焉”的重要原因，若要长久保持“其兴也勃焉”的局面，筚路蓝缕、艰苦奋斗的作风不可摒弃（程浩《清华简关于“历史周期律”的论述及其应对之策》，《光明日报》2021年10月30日11版）。北大汉简《周驯》以一月一训的形式记录周昭文公训诫共太子，通过所讲古代圣贤历史故事的道德含义，来阐述“尊贤”“爱士”“听谏”“爱民”等治国之道；《老子》中“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论述也常被总书记强调。

保护与研究并重是简牍古籍整理研究的基本原则

作为古代文化遗物，出土简牍既是一种宝贵的历史文献，也是考古发掘出土的珍贵文物。《意见》首次明确“统筹好古籍文物属性与文献属性的关系”，体现出兼顾保护与研究的科学思路。郭店楚简、尹湾汉简等诸多具有重要文献、文物和艺术价值的简牍古籍被国家定为一级文物。郭店楚简、上博楚简、放马滩秦简、银雀山汉简、阜阳汉简、尹湾汉简、武威汉简、清华简、北大简、岳麓简……几乎所有重要的出土简牍古籍均被纳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由国务院发文予以专门保护。简牍古籍的原件是重要文物，其文字内容是我们文化建设的“活水源头”。“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古籍保护基本方针，对于简牍古籍的整理研究尤其适用。

2008年7月中旬，部分清华简入藏时已经发生菌害霉变（刘国忠《清华简的入藏及其重要价值》，《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3期），所以说清华简的整理研究首先是从处理霉菌开始的。入藏简册以外，考古发掘出土简册的整理更要从科技层面的文物修复保护与信息提取着手。南方出土的简牍常常被泥水包裹，经历地下水千年浸泡，本体糟朽，轻轻一碰就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刚出土时，往往会散成一堆，看上去只是烂泥中黑乎乎、近乎朽腐的竹条木片，出土后也会因为环境变化而很快地氧化变黑。如海昏简牍的含水率多超过400%，竹纤维内部分子结构已遭到严重破坏，糟朽严重。检验报告显示，它们存在饱水、干缩、卷曲、变形、残碎、腐朽以及通体变色等多种病害，这些都是读取出土简牍上的文字信息的“拦路虎”。提取、剥离朽烂的简册，清洗、加固并使变黑的简牍脱色、脱水复原，是简牍古籍整理研究的首要，也是最基础的工作。

海昏竹简现场出土情况 出自《海昏简牍初论》

简牍，尤其是饱水简牍的保护是世界性难题。由于对保护与研究各有利弊，饱水简牍是否需要尽快脱水，长期存有争议。脱水能够增强简牍的强度，便于保存并延长其寿命；但脱水后，简牍本身及墨迹颜色通常会变淡，反差缩小，对文字图像的采集不利。二者之间如何权衡，对保护整理者而言是不小的挑战。如果不急于脱水，对饱水简牍的保护要求会更高。因此在为清华简的入藏与整理成立专门机构时，李学勤先生就一直坚持要把“保护”二字纳入机构名称中（李均明等《李学勤先生与简牍保护》，《中国史研究动态》2019年5期）。清华简、北大简、海昏汉墓简牍、银雀山汉简，越来越多的简牍典籍采取不急于脱水的整理保护方法。从“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到“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简牍古籍等出土文献的保护均是平台建设的重要方向。整理研究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清理保护更侧重自然科学，二者和谐并存，体现的是新时代简牍古籍整理与研究的特色。

转化利用是简牍古籍整理研究的重要指向

《意见》强调要“挖掘古籍时代价值。将古籍工作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注重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中的古籍保护传承和转化利用”。出土简牍古籍的整理与研究是系统工作。出土简牍的保护是上游。收藏简牍的各级各地方考古院所、博物馆、文保中心，主要任务是清理、保护，保证简牍文物本身的安全与合理展示、利用。释读、整理是中游，这也是过去工作中重点强调的。分布在考古院所、高校及其他专业部门的研究人员，对出土简牍上的文字、篇章进行识别、隶定、注释和校勘，撰写出版整理研究报告。转化利用是下游，也是新时代简牍古籍整理研究的重要指向。这需要保护、整理、研究、出版等从业人士以及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简牍典籍中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借鉴”。胡家草场汉简《蛮夷（诸）律》有关编户授田的具体规定，显示的正是秦汉政府为造就“故民”与包括内附蛮夷在内的“新民”同质化的努力。秦汉简牍所见中央政府建立各民族民众的国家与民族认同的过程，反映出中华民族团结进步、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源远流长。北大秦简《算书》甲种与《九章算术》的密切联系，天回医简所见扁鹊—仓公的医学传承，科技典籍的整理研究，古典医籍的梳理挖掘，无一不昭示简牍典籍的时代价值。

《意见》特别指出，数字化和普及传播是转化利用的有效途径。新时代简牍古籍的整理研究，超高清彩色影像和超精度红外影像的采集是基本程序，这本身就使得出土简牍古籍的数字化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在适当时机上网或影印出版，开发全文检索、主题检索数字资源库等，均是新时代简牍古籍整理与研究的发展方向。中西书局的数字出版团队，已计划依托相关高校建立“楚文字编纂工作平台”和“清华简电子书平台”，后者已经上线运营。以天回医简为基础建立的首个出土医学典籍文献影像数据库即将问世。依托国家语委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与应用专项、“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战国楚简、秦汉简牍草书等文字资料处理平台以及马王堆汉墓简帛、北大秦汉简牍、银雀山汉简等重要简牍典籍的数字化建设亦有条不紊地展开。

大众化传播，是衡量简帛古籍时代价值的试金石。海昏侯墓出土的万余件文物中，简牍典籍公认最为重要。新华社采访报道的整理团队每一次的工作进展，浏览人次都达到千万次以上，一些重点话题还频频登上热搜。社会大众对简牍古籍整理研究的关注，其实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心。2021年，央视、国家话剧院、国家图书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合作推出的《典籍里的中国》，获得广泛的关注与好评。其中《论语》《孙子兵法》等期，分别由海昏竹书《论语》、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切题，取得了积极的传播效果。在融媒体传播之外，胡平生先生《趣味简帛学》是大专家写就的普及性专业著作，被称作“最通俗的专业读物”；清华简也曾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写在竹简上的中国经典——清华简与中国古代文明”专题展览。在搭建数字化信息平台的基础上进行扩展延伸，鼓励相关部门在简帛古籍大众化传播方面开动脑筋，创新简帛古籍活化的方式方法，是新时代值得重点探索的努力方向。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出土简帛文献与古书形成问题研究”（19ZDA250）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古代史研究所、“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