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子崖作为“中国考古学圣地”早已声名远播，在刚刚结束的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城子崖又以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提及城子崖考古遗址的发掘，人们总会下意识地想到“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及“中国考古学第一人”梁思永先生。特别是梁思永先生在总结了城子崖城址和殷墟发掘的基础上，首次辨识出了“夯土”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文化现象，对其后的考古发掘有凿破鸿蒙之功。作者赵燕姣在“重返城子崖”一节中，谈及梁思永主持发掘工作所带来的三个变化，有如此总结之说：“此次发掘更加重视利用考古地层学原理指导发掘，按土质土色清理和划分地层，并测绘探坑剖面图，这在中国史学界完全是崭新的方法。考古层位学脱胎于地质学中地层学，是经由考古地层学发展而来的考古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第52～53页）作者用专业性很强的文字，强调城子崖考古工作过程中的学术带头人和新方法使用所带来的重要作用。除此之外，作者另外一个维度的探讨和论述同样值得读者给予关注和赞扬。一般的考古学史回顾，注意力往往会集中在某些“高光”学者的身上，而当时知名度不太高、但是在发掘过程中曾经发挥过特殊作用的人，却容易被后人忽略。即以城子崖而言，既往的很多研究论著，鲜有人提及城子崖发现的第一人——吴金鼎先生。本书的第一章，却以“发现城子崖的第一人”的鲜明标题，对之展开较为全面的介绍。书中不仅对吴金鼎先生如何发现、发掘及研究城子崖遗址做了翔实的介绍，而且还对其虽命运多舛却成绩斐然的生平做了梳理，让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到一个鲜活生动的前辈的形象。此外，对推动城子崖发掘顺利进行至关重要的“山东古迹研究会”成立之缘由、始末及其影响也提供了部分以往学界鲜有关注的原始公文档案。如上种种，可补学术史研究之空白。

城子崖的发掘创造了中国考古学史上的多项第一，为中国考古特别是史前考古的发展铺垫了重要的基石。有关其价值前人多有总结，诸如：是中国学术机构独自发现、独立发掘的第一处史前文化遗址；出版了“中国考古报告集第一种”《城子崖》；城子崖遗址的发掘、龙山文化的确定与殷墟后岗三叠层的发现，纠正了长期以来将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混为一谈的错误，印证了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特点，从而有力地否定了“史前文化西来说”的观点等等。本书在此基础上，还从另一个角度对其意义进行了补充，即开公众考古之先河。殷墟发掘的受阻与城子崖发掘的顺利使李济先生等意识到，地方保护主义是阻碍科学考古的绊脚石，而广大民众文物保护知识的匮乏更是不利于科学考古发掘的重要因素。为了能更好地让民众认识考古，提高全民族对科学发掘意义的认识。1931年，李济先生在南京举办了“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和山东龙山遗址发掘成绩展览”，此次展览是近代以来中国举办的第一次出土文物展，各界名流纷至沓来，盛况空前。在此期间，李济先生还适时地举办了多场“中国上古史的新材料及新问题”的演讲，各路媒体的纷纷报道激发了民众对上古文化的认识与自信，并最终促成了近代第一部全国性文物保护法令《古物保存法》的颁布。

全面剖析城子崖遗址的文化内涵。为了让读者更生动直观地了解四千多年前的龙山先民，作者十分注重吸取植物考古、动物及人类骨骼考古等科技考古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在作者的笔下，我们得以穿越了时空的隧道，获知龙山先民生存的时代气候要比现在温暖和湿润，勤劳的龙山先民已开始种植水稻、黍、麦等农作物，饲养猪、狗、牛及小偶蹄动物等，过着凿井筑屋、烧陶制玉的平静生活。面对万邦林立的生存挑战，智慧的先民在这里设计并筑造了典型的龙山文化城址，并以城为中心构建了区域性的政治联盟。以此为象征，表明龙山时期的社会风貌进一步世俗化，部族酋长开始加强集权，从而拉开了夏商周三代以城邑为中心的城邦时代的历史新篇章。

本书的最后一章，作者选择了城子崖遗址历次发掘出土的数件精品，以及与之相关的海岱地区同一时期的珍宝，以“国宝档案”为题，做了兼有综合与对比性质的论述。显然，作者的用意并不是简单的国宝“鉴赏”，而是贯彻考古学一直追寻的“透物见人”理念，从注重“物”的本身，到更多地关注这些“物”背后的关联、背景、意蕴乃至人的社会活动，即著名的考古学家许宏先生所言的“物”背后的“原境”。以陶鬶这节为例，作者并不止于叙述陶鬶的形制、演变，而是将其置于更广阔的“原境”之中，将这种整体形制宛若一只展翅欲飞的鸟形器，与海岱地区独特的鸟崇拜现象联系在一起，并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文化阐述。作者指出：即便是在考古材料如此丰硕的今天，这种薄胎、素面、造型奇特、独具一格的袋足器也从没在华夏大地之外的任何地区发现，从这一意义上讲陶鬶也可以看作是中华史前文化的独特基因。进入夏商周以后产生了以青铜器为核心的礼乐文化，由鬶派生而出的盉也成为后来商周礼器中的重要因素（第156～159页）。

经过几代考古学家的不懈努力，以城子崖遗址为代表的龙山文化面貌也越来越清晰，相关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在这种形势之下，如何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活起来”，走进普通读者的日常“知识世界”，是文史工作者责无旁贷的责任。本书可以视为青年学者朝这个方向努力的成功尝试。以“雅俗共赏”为设计思路的著作，不仅要求作者具有较高的专业学术修养，更要求作者能够用“浅切”“晓畅”的笔触，将原本复杂专业的知识清晰准确地传递给读者，并在此过程中提升读者的学识素养。在这一点上，本书的作者做了有益的探索。若干论述中隐含着一位青年学者的独立思考，由此而产生的与读者之间的共鸣，是值得期待的。

本书呈现的“大气”格局，与作者良好的学术背景大有关系。赵燕姣的硕士导师陕西师大臧振教授和赵世超教授、博士导师北京大学朱凤瀚教授、博士后阶段的合作导师山东大学方辉教授，都是先秦史学界、考古学界的著名学者，其中有几位是我熟悉和尊重的师友。燕姣在不同的学习阶段，在诸位名师的指导之下，接受了系统而严格的学术训练，有着良好的学术素养和学理基础，多年来深耕出土文献与先秦史领域的研究，已经形成了很好的学术积累。入职山东社会科学院后，立足于博士论文及博士后出站报告的基础之上，她先后成功申报获批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一项及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一项，出版专著2本，发表相关论文二十余篇。近年来燕姣博士又将研究的重点转向史前史，并以城子崖遗址为契机开始研究东夷文化。对燕姣而言，本书既是此前多年探索的阶段性成果，也是她此后新的研究历程的良好开端。以海岱地区为核心的先民所创造的东夷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组成部分，在早期国家起源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临沂莒南大店曾出土莒叔仲子钟铭“央央雍雍，闻于夏东”，以此表明了春秋时期本地区对与中原华夏族文明的认同，这些均是源远流长的东夷文明发展轨迹的亮点所在。古语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真诚希望燕姣在把学术重点转移到史前史、特别是东夷文化研究之后，取得更多令人欣喜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