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7日下午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要同步做好我国“古代文明理论”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转化工作，加强对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 ...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7日下午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要同步做好我国“古代文明理论”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转化工作，加强对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和感召力。

　　如何理解这里的“中国方案”“原创性贡献”？怎样使“中国方案”“原创性贡献”服务当代中国、服务于当下的民族复兴事业？围绕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院长刘礼堂。

　　1.有利于促进世界文明起源理论的更新和完善

　　中国社会科学网：请您谈谈，怎样理解“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中的“中国方案”和“原创性贡献”？

　　刘礼堂：对文明的定义、对一种考古学文化是否进入了文明社会的判断，以往是以西方学术界提出的理论为依据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开展的过程中，秉持着历史唯物主义精神，根据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打破了这种理论依据的唯一性，提供了中国自己的判断标准，这就是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中国方案”的提出，一方面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了更合适、更有针对性的理论框架，另一方面也丰富和发展了全人类的文明起源理论，推动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从一元化转向多元化、从西方中心视角转向全球视角，这是中国学者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的“原创性贡献”。具体来说，这种“中国方案”和“原创性贡献”的创造性内涵集中表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立足于中华大地，相对于过去的同类研究来说，研究对象和理论原型有所不同。现代考古学起源于欧洲，当时的欧洲学者往往立足于东地中海一带，以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为主要研究对象，关于文明起源的理论模型也是基于这些地区的考古发现抽象而成的，这导致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从一开始就带有地域上的局限性。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的重要遗址为主要研究对象，基于这些地区的考古发现构建理论模型，在文明认定上自然会得出与以往西方学界不同的结论。这种以中国境内考古发现为依据的结论，否定了以个别地区为模板框定全人类文明起源研究的荒谬做法，对原有的理论模型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有利于促进世界文明起源理论的更新和完善。

　　其次，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将考古探索、自然科技手段分析同中国历史文献解读紧密结合起来，在学术眼光和理论秉性上拥有自己的特色。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的重大成就，离不开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引。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学者们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有机体思想，摒弃了孤立的要素溯源分析，更加注重古代文明的整体考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物质决定意识的基本原理，着力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生产力基础；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论述，重视探讨文明起源过程中社会分工分化的形成、阶级的产生和原始宗教的发展等因素。此外，古代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完整、最庞大的历史文献体系，其中包含了大量关于文明起源的文献记载和古史传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充分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将这些文献内容与考古材料、科技分析结果相对照，不仅在文明探源领域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还进一步证实了古代中国文献记录的可靠性。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思想和重视文献资料的工作原则，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表现出独特的学术风格，体现了中国学人的学术眼光和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秉性。

　　最后，在具体研究中，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了一些更加科学全面的文明判断标准，使我们对于早期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过去，国际学界判断一个考古学文化进入文明社会的三要素，就是冶金术、文字和城市，这是基于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考古材料作出的判断。“中国方案”摆脱了原有模式的束缚，它提出的判断标准包括：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总而言之，是以国家的出现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按照这一标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在距今5100年到4300年前，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相继出现了早期国家，跨入了文明阶段。可以看出，这一“中国方案”更注重文明的整体性，视野更加开阔，论证也更加科学合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早期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2.为当今世界文明交流互动提供古老的中国经验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与当代中国有何联系？请您结合自己的经验，谈一谈怎样使“中国方案”“原创性贡献”服务当代中国、服务于当下的民族复兴事业。

　　刘礼堂：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与当代中国的联系，主要分为社会层面和学术层面。在社会层面，文明起源研究致力于寻找文明源头、还原文明发展历程，能够有效地增进民众对自身文明的了解，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非常重视自己的文明起源研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作为我国重大研究工程的典型代表，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也进一步论证了中华文明强大的延续性和旺盛的生命力，使人们能够更加深切地认识到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因此，这一工程取得的学术成就绝不是仅仅深藏在“象牙塔”里，而是极大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坚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此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还展示了早期中华文明多元共生、融合发展的光辉历程，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更多证据，也揭示了中华民族开放包容的文化基因，有利于为当今世界的文明交流互动提供古老的中国经验。

　　在学术层面，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现代考古学、人类学是在西方殖民主义浪潮中形成的，是西方学者到世界各地探险、发现“消失的文明”的产物，因此，现代考古学、人类学虽然为人类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不免受到殖民主义思想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文化殖民色彩。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没有照抄前人的答案，也没有照搬套用国外的模板，而是克服了现代考古学、人类学的局限性，从中华文明起源的实际出发，提出自己的理论与标准，堪称中国学人消化吸收国外经验、“洋为中用”的典范。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为代表的中国考古学，利用我国在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方面的优势，率先迈出了建立中国话语体系、争取国际学术话语权的重要一步，不仅使考古学界感到振奋，也极大地鼓舞了整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今后，在历史学、文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广大学术工作者必将以考古学界为榜样，奋起直追，努力建设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学科话语体系，不负时代赋予的使命和责任。

　　对于我们考古研究者来说，要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中国方案”和“原创性贡献”服务于当下的民族复兴事业，就要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积极响应总书记号召，一方面要继续推进和深化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另一方面也要同步做好我国“古代文明理论”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转化工作，加强对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和感召力。以长江文明考古研究为例，在继续推进和深化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方面，要发扬武汉大学考古学科与历史学科的自身优势，同时加强与湖北省文博部门的合作，立足长江流域，研究中华文明，放眼世界文明，积极寻找新兴学术增长点。武汉大学有着悠久的早期文明研究传统，从郧县后房遗址到襄阳凤凰咀遗址的发掘和保护，从云梦睡虎地简牍到荆州胡家草场简牍的挖掘、整理、解读，考古学者和历史学者的研究工作贯穿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商周秦汉等各个时期。

　　今后，要继续发扬学科传统，努力还原长江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在做好我国“古代文明理论”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转化工作的同时，继续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传承文明为己任，更好地发挥史学育人的作用，践行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不仅要教育师生更好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更要立足中国大地讲好中华文明故事，让中华文明的光芒照亮民族复兴之路，让大遗址保护成为社会共享的文明课堂。同时，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演进轨迹，构建中国特色的考古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倡导考古学学科问题意识的全球化、研究方法的前沿化、技术水准的国际化。

　　3.为中华文明发展提供强大而持续的精神动力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提到了长江文明考古研究，这是中华文明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从长江文明的角度来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国方案”的特色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礼堂：长江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它的早期发展既具有中华文明的共性，也有一定的个性。长江流域最有代表性的文明标志是稻作文明、丝绸文明和玉文明，这是它不同于世界其它早期文明的特色所在，与黄河文明也有一些区别。从长江文明的角度来看，稻作的产生，丝绸的起源，玉器的生产使用及其背后的宗教文化内容，也应当作为考古学文化进入文明社会的部分判断标准，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国际上更加看重的冶金术等因素，这也是“中国方案”的重要内涵。

　　水稻起源于中国，相比传播范围更广的小麦等作物来说，更能够体现中华早期文明的特色。长江中游的城头山发现的水稻种子距今6000多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最早的水稻种子遗存；古水稻田遗址距今约6500年，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水稻田遗址。长江流域也是我国古丝绸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从目前出土的文物来看，丝绸在长江流域的出现时间约在距今4700多年前，与黄河流域丝绸文明几乎是同时产生的，古史传说中丝绸业创始人嫘祖出身“西陵氏”也就是今湖北宜昌一带，侧面印证了长江丝绸文明的源远流长。玉文明是中华早期文明显著区别于世界其它早期文明的重要标志。长江流域的玉文明发展，一方面以本土玉材为主，展现出发达的工艺水平；另一方面注重玉器的装饰性和文化内涵，呈现出与黄河流域玉文明不同的发生动力。它贡献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器型和文化元素，丰富了中华玉文明的多样性，并且与中国其他地区的玉文明深度交流，彼此涵化。总之，决定长江文明起源的种种因素，与黄河文明、辽河文明、珠江文明起源的种种因素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起源时期的总体面貌，考古工作者依据这一总体面貌概括抽象出的“中国方案”，自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质。

　　“中国方案”的特色，还体现在文明多元格局和交流互动上。从长江文明考古研究的角度来看，早期文明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有高峰期也有衰落期。距今5500—4000年，是长江文明发展的一个高峰期，长江流域创造出了不逊于黄河流域的辉煌文化，并且与黄河文明有着频繁的交流互动；到了距今4300年至4100年间，长江中下游的区域文明相对衰落，中原地区持续崛起，汇聚吸收了包括长江文明在内的周边文明的先进因素，政治、经济、文化持续发展，为进入王朝文明阶段奠定了基础；到了战国时期，长江文明又一次崛起，作为已经形成整体的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与黄河文明共同发挥着文明塑造作用；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长江流域作为不断开发的“南方”，为中华文明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尤其是在黄河文明遭遇挫折的时期，多次承接文明延续的历史重任。中华文明这种多元格局，长江文明、黄河文明以及辽河文明、珠江文明等的良性互动，是中华文明能够延续五千多年而不中断的重要因素之一。可以说，多元包容、开放交流，是中华文明宝贵的历史经验，也是铭刻在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中的重要历史记忆，它将为中华文明在当代和今后的发展提供强大而持续的精神动力。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