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议程

“探寻红山文化与中华五千年文明源头”—— 考古所行政联合党支部主题党日学习活动纪实

摘要:   6月30日下午,考古所行政联合党支部主题党日学习活动在西裙楼组织召开,本次主题党日学习活动由考古所党委委员、行政联合党支部书记刘国祥同志为大家带来题为《探寻红山文化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源头》的主题讲座,支部宣传委员吴海燕同志主持本次学习活动并组织大家讨论发言。  红山文化因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后遗址的发掘而得名,是中国东北地区 ...

  6月30日下午,考古所行政联合党支部主题党日学习活动在西裙楼组织召开,本次主题党日学习活动由考古所党委委员、行政联合党支部书记刘国祥同志为大家带来题为《探寻红山文化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源头》的主题讲座,支部宣传委员吴海燕同志主持本次学习活动并组织大家讨论发言。

  红山文化因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后遗址的发掘而得名,是中国东北地区最著名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之一,在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社会发展进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对东北亚地区同期或稍晚阶段的史前文化曾经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红山文化主体分布在西辽河流域和大、小凌河流域,在考古学研究中通常称其为辽西地区,该地区连接东北平原与中原腹地,属于典型的文化交汇区域,史前文化内涵具有鲜明的东北区域特色,又与中原地区保持了紧密的联系。红山文化的年代为距今约6500—5000年,是探寻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的重要考古学文化之一。

  苏秉琦曾经指出:“中国文明之所以独具特色、丰富多彩、连绵不断,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在数千年来始终屹立在世界的东方,都与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国文明的多源性有密切关系。同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的发展模式不同,多源、一统的格局铸就了中华民族经久不衰的生命力。”红山文明在辽西地区崛起,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实证。

  红山文化发现与研究历程

  1930年,梁思永到赤峰英金河流域进行史前考古调查,揭开了辽西地区田野考古的序幕。1935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滨田耕作、水野清一等人对赤峰红山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获得一批丰富的陶器、石器等实物资料;1938年,《赤峰红山后》考古发掘报告出版,提出了“赤峰第一期文化”和“赤峰第二期文化”的命名。1949年以前,对红山文化的研究大多停留在《赤峰红山后》报告所公布的材料范围之内。

  1954年,尹达首次正式提出“红山文化”的命名,强调红山文化对于研究长城以北和以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相互关系问题具有极大的启发和帮助。

  1983年,牛河梁遗址群开始正式考古发掘,成为红山文化发现与研究历程中的重要转折点。牛河梁遗址群分布范围广达50平方千米,发现有祭坛、女神庙、积石冢、大型祭祀平台等遗存,是迄今所知规模最大的红山文化晚期埋葬和祭祀中心,也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牛河梁遗址通过正式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批具有典型地域特征和时代风格的玉器,红山文化玉器群最终得以科学确认,成为中国史前玉器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期的代表。苏秉琦由此提出探索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一重大课题,红山文化成为研究辽西地区文明化进程和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内容之一。

  2012年春季,在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三)红山文化聚落考古调查的过程中,对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进行调查和抢救性考古发掘,出土并复原了一尊红山文化晚期的整身陶人,通高55厘米,头部戴冠,神态逼真,表情丰富,在全国同期考古材料中十分罕见,是红山文化晚期祖先崇拜的重要实证之一。2012年底,《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正式出版,系统刊发了牛河梁遗址的田野考古发掘材料,对于深入推动红山文化研究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红山文化的分期及典型特征

  红山文化历时1500余年,从现有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结果看,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每一期又可分出早、晚两段,各期的年代划分及典型特征如下。

  早期阶段:距今6500—6000年左右,代表红山文化的孕育和形成期。遗址数量偏少,早期早段的文化面貌更多地体现出对本地区文化传统的延续;早期晚段,吸纳中原地区文化因素,彩陶开始出现,文化面貌发生变化,红山文化在辽西地区正式形成。

  中期阶段:距今6000—5500年左右,代表红山文化全面发展阶段,开创了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繁荣期。遗址数量增多,分布密集,人口迅猛增长,出现大型中心性聚落、中型次中心聚落、普通小型聚落,组群分布特点显著。社会组织结构发生变化,同一聚落内部出现不同等级的社区,社会分层加剧。手工业生产技术和农业生产技术提高,陶器的种类和数量增多,彩陶纹样日渐丰富,出现了成组分布的陶窑址。石器的加工和制作技术水平明显提高,以石耜为主的掘土工具的改进,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双孔石刀作为主要的谷物收割工具开始大量出现,从而完善了辽西地区农业生产过程中用于谷物种植、收割和加工的配套农具,也由此确立了农业经济在红山文化中期以后的主导地位。同时也应看到,红山文化时期的渔猎经济依旧十分发达,红山文化中期开始流行的三角形平底、凹底石镞,代表了辽西地区细石器加工制作的最高水平。祖先崇拜观念盛行,以小型陶塑人像和人头像居多,女性特征突出。雕琢和使用玉器的传统得以延续,玉雕工艺技术显著提高,造型独特的C形玉龙出现,崇龙礼俗形成。

  晚期阶段:距今5500—5000年左右,红山文化的发展进入鼎盛期,社会内部发生重大变革。晚期晚段,距今约5300—5000年,红山文明形成。总面积达10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聚落出现,聚落内部出现高等级社区,社会分层更加明显,出现特权阶层及一人独尊的王者式人物。牛河梁遗址主体分布范围达50平方千米,规划统一,布局有序,建筑宏伟,出现了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等标志性建筑。制陶业高度发达,除日用陶器外,还出现了数量可观的专属祭祀用陶器。积石冢内有中心大墓、次中心大墓、边缘墓之分,等级制度确立。玉器成为最主要的随葬品,多为墓主人生前使用,死后用来随葬,成为墓主人生前社会等级、地位和身份的象征和标志物,形成了具有唯一性的玉礼制系统。玉雕工艺技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进步,出现了一批造型独特、内涵丰富,具有明确专属功能的器类。祖先崇拜、天地崇拜、龙图腾崇拜成为红山文化先民的共同信仰。不同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为红山文明注入了新的内涵,也扩大了红山文明的影响力。

  红山文明的形成及主要标志

  红山文明形成于红山文化晚期晚段,距今5300—5000年,辽西地区率先跨入文明的门槛,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一元,对中原地区的古代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红山文化与红山文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红山文明是在红山文化基础上的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其特点是出色传承、发挥优势、彰显本色;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凝聚精华;引领时代、开拓创新、文明典范。

  红山文明有六个主要标志:一是遗址分布密集,人口迅猛增加,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手工业生产专业化加剧,以建筑、玉雕、陶塑为代表的高等级技术能力集中出现;二是等级制度确立,玉礼制系统形成,特权阶层出现,独尊一人式的王权确立;三是公共信仰和祭祀礼仪系统成熟,以祖先崇拜、天地崇拜、龙图腾崇拜最具代表性;四是红山文明所揭示出的社会管理体系是神权和王权的统一,牛河梁大型墓的墓主人均为男性,说明红山文化晚期高层统治者中男性占据主导地位;五是以种植粟、黍为主导的成熟的旱作农业体系和发达的渔猎经济传统助推了红山文明的诞生;六是科学和艺术成就超越以往,前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后者是展示社会繁荣和红山文化先民智慧的重要标志。

  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境内分布有500余处红山文化遗址,是整个红山文化分布区内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区,见证了红山文化孕育、形成、发展、兴盛和衰落的整个过程,应为红山文化的核心分布区,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2012年9月5日,敖汉旱作农业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评选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因其悠久的历史、独特的价值体系和对人类文明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而受到海内外广泛关注。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十分卓越的贡献,中华文明有别于世界其他地区古老文明最显著的特征是连绵不断、延续至今。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鉴于史前时期没有文字记载,即便进入历史时期,文献记载也多有局限性和不确定性,因此考古学成果对于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及不断丰富中华文明的内涵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红山文化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结果表明,红山文明形成于红山文化晚期晚段,距今约5300—5000年,内涵丰富,特色鲜明,影响深远,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

  讲座之后,考古所行政联合党支部的同志们现场对中华文明探源以及有关夏文化探索等问题展开讨论。最后张国春书记在总结发言中表示,刘国祥同志为职能部门全体党员、干部职工深入讲解了总书记“5·27”重要讲话精神,围绕红山文化、玉龙故乡等主题为同志们做了一场精彩的科普。

  张国春书记指出,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们要继续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张国春书记认为中华文明要与世界其他文明进行比较,进一步提升全世界对中华文明的认识,提升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尤其是世界考古研究室要积极开展工作,进一步完善对文明的中国定义与中国方案,考古学要作出应有的、更大的贡献。另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要在学界达成共识,就要拿出研究精品,发表高质量论文,凝聚学界共识,并大力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公众考古知识。张国春书记强调,学习考古知识是为了更好的做好科研服务工作,管理人员要加强业务学习,提高业务素养,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质量与水平,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而努力奋斗。(讲座内容图文据演讲者PPT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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