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9年三国至隋唐五代时期考古成果丰硕，总量达到350篇(部) 以上，研究格局呈现出新趋势。墓葬的发现与研究仍然是本时段最主要的内容，曹魏墓葬、南朝墓葬砖画、唐墓壁画是值得注意的几个亮点。都城的发现与研究方面，新公布的资料不多，但数十年的积累推进了研究的深度，尤其在北魏洛阳城的复原研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手工业遗存的发现与研究处于萎缩状态 ...

2019年三国至隋唐五代时期考古成果丰硕，总量达到350篇(部) 以上，研究格局呈现出新趋势。墓葬的发现与研究仍然是本时段最主要的内容，曹魏墓葬、南朝墓葬砖画、唐墓壁画是值得注意的几个亮点。都城的发现与研究方面，新公布的资料不多，但数十年的积累推进了研究的深度，尤其在北魏洛阳城的复原研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手工业遗存的发现与研究处于萎缩状态，乏善可陈。中外文化交流考古研究保持平稳发展。宗教遗存的发现与研究、墓志与碑刻研究在本年度表现突出，成果所占比例较高。这两个方面均有多种专业期刊或集刊作为平台，为成果及时而充分地发表创造了良好条件。以敦煌学为标杆，近年来云冈学又整装奋起，未来石窟和造像研究的成果将会更多。以墓志、碑刻为主的出土文献研究，除了考古学者整理汇编新资料之外，历史学、文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学者也十分重视，从多种角度考释和深入探索碑志的信息，相关成果蔚为大观。

一 　城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一） 都城

本年度都城的发现与研究，所涉有中原地区的邺城、洛阳城、长安城，以及边疆地区的渤海上京城。

邺城方面，沈丽华探讨了曹魏邺城的都城空间与葬地分布，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布局关系(陈晓露主编:《芳林新叶——历史考古青年论集》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洛阳城方面，陈建军、余冰从汉魏洛阳宫太极殿遗址的考古资料入手，探讨历朝太极殿的建筑形制、发展变化及“三朝五门” 制度的形成与发展等问题(《洛阳考古》第1期)。钱国祥结合近六十年的考古工作和文献资料，对北魏洛阳城的内城、外郭城、宫城形制和重要建筑布局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复原研究(《华夏考古》第4期、第6期，肖小勇主编:《聚才揽粹著新篇——孟凡人先生八秩华诞颂寿文集》，科学出版社)。2010~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工作队、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河南洛阳市隋唐东都宫城核心区南部进行全面考古发掘，第一次明确了应天门遗址的分期与形制，确定了永泰门的位置和形制(《考古》第1期)。韩建华讨论了唐东都洛阳的明堂形制及其内涵，认为东都洛阳明堂的建造，是武则天为革唐代周而做的礼仪准备(《中原文物》第6期)。

长安城方面，何岁利运用最新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分析唐大明宫“三朝五门” 空间布局，认为考古工作所揭示的大明宫内部以三道宫墙为框架，以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为中心形成外朝、中朝和内朝三朝区域格局，是唐代对传统“三朝五门” 礼制的新诠释;尤其是含元殿外朝空间的创立，突破了周、汉、魏、晋、北周以及隋代以来外朝在门址等非宫殿场所举行的传统，开创了三殿对应三朝的新体制，并为后世历朝所效仿(《考古》第5期)。罗瑾歆从门道、平面布局两方面对唐长安城太极宫承天门的形制做初步探索，推断该门应为一门三道的城门，并认为承天门是第一座明确以组合建筑形式出现的城门，创建了一种以飞廊连接城门墩台、朵楼和双阙的城门范式，也是第一座真正实现三出阙的城门(《考古》第12期)。曲安京、陈镱文复原了唐长安城圜丘的天文模型，认为圜丘蕴含了一个三圆三方的宇宙模型，可能未按照隋代的方案设计建造(《考古》第8期)。

边疆地区都城方面，刘晓东对渤海上京城北垣外侧8、9号寺庙址始建年代作了补充论证，认为宋玉彬关于这两座寺庙址始建年代的新说是可信的，即其始建年代为大钦茂以上京为都时(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边疆考古研究》第25辑，科学出版社)。

徐龙国对汉魏两晋南北朝都城的模式及其形成、演变过程进行论述，认为这个时期逐渐建立起新的都城模式，如单一宫城、三城制、中轴对称布局、一门三道、坐北向南的朝向等，这些都为后世都城所继承(《中原文物》第1期)。

（二） 地方城市

2014~2018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渠县历史博物馆对城坝遗址进行了连续五年的系统性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清理出各类遗迹445处，出土大量战国晚期至魏晋时期的遗物。其中“郭家台城址”的兴建、增修、废弃年代与历史文献记载可相印证，其结构完整，布局清晰，尤其是砖构、石构城门和街道的发现全国少见，为汉晋城址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考古》第7期)。

2013~2014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成都市东华门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分为五期，其中第三期为东汉中晚期至蜀汉，第四期为蜀汉末至东晋早期，第五期为东晋晚期至南朝中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编:《成都考古发现(2017)》，科学出版社)。

1998~2000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黑龙江省友谊县凤林城遗址进行发掘，发现早、晚两个时期的文化遗存，晚期遗存被命名为“凤林文化”，年代在魏晋十六国时期(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凤林城:1998~2000年度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

孙永刚等对晋阳古城二号建筑东组建筑基址的两座窖穴遗迹进行系统的植物种子采样与浮选，区分出农作物种子8种，非农作物种子中以藜的数量最多，此研究有利于深入认识魏晋十六国时期晋阳地区的生业方式(《考古与文物》第6期)。

汪勃、王小迎对隋江都宫的中轴线和主要道路等形制布局略作探讨，推测隋江都宫及东城基本沿袭了南北朝时期广陵城的范围及其主要道路网(《东南文化》第4期)。汪勃还介绍了扬州唐罗城的城墙和城壕、中轴线、城内格局以及相关运河概况，探讨了隋唐时期淮南运河扬州唐罗城段之位置，认为扬州唐罗城四至范围和中轴线与隋唐及其以前开凿的运河有关，扬州唐罗城的形成与其周边水系的发展变化相辅相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2期)。

朱忠华对南诏城出土的纪年有字瓦进行梳理，推断纪年的具体年代，并探讨相关城址的修建年代、历史沿革及结构布局，认为唐开元二十七年至大历十四年(739~779年)是南诏筑城的高峰期(四川大学博物馆等编:《南方民族考古》第十八辑，科学出版社)。

（三） 其他遗址

1997~1999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吉林省通化市万发拨子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该遗址是鸭绿江中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至明代晚期的大型聚落遗址，可分为六期，其中第五期遗存属于高句丽中期文化遗存，年代为魏晋时期;万发拨子高句丽早期积石墓的发现及其与该遗址高句丽时期墓葬的传承关系，对研究高句丽墓葬的起源具有极为重要的启示作用(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通化万发拨子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7~2018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成都市金牛区席草田街遗址进行考古发掘，遗址可分为三期，其中第二期为隋至唐初，第三期为晚唐五代时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编:《成都考古发现(2017)》，科学出版社)。

魏坚、孟燕云在调查材料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北魏长城的起止位置、分布走向、长度以及在北魏军事防御体系中所起的作用等问题，认为北魏修筑的北部长城防线是随着其国力的增强而不断北移的，逐渐形成了以六镇与长城为中心的军事防御体系(《文物》第7期)。张文平依据《魏书》的记载，认为六镇是一个变化的概念，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镇城，并结合考古资料对沃野镇、怀朔镇的建置进行了考证(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编:《东方考古》第16集，科学出版社)。

黎阳仓6号仓窖口

黎阳仓遗址16号、18号仓窖现状

二 墓葬发现与研究

（一） 墓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