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近二百年历史的西夏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个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先后与北宋、辽及南宋、金相对峙,在动荡的局势下创造出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研究西夏历史将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我国古代文明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有利于深入探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与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西夏史籍多已散佚,这一无法挽回的损失给西夏史的研究带来诸多的困难,直接影响和制约着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西夏建国以后,也曾仿唐、宋官制设立翰林学士院等负责修撰国史、实录的文化机构,西夏文人也撰写过一些记述西夏历史的著作。然而在蒙古灭亡西夏的前后,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却大多毁于战火与纷乱之中。所以当元代脱脱负责编纂辽、宋、金三史时,有关西夏历史的原始材料已是十不存一,到了“其与旧史有所抵捂,则阙疑以俟知者焉”’(《宋史夏国传下》)的境地,结果只能把西夏的史料以传的形式缀于这三部史书之中,未能独立成正史。直至入清以后,考据学风兴起,一部分文人开始对西夏史资料进行辑快工作,整理刊行了几部有一定史料价值的著作。但这些辑佚史料多出自于宋、辽、金人的文集、笔记和这一时期的史籍,极少为西夏人所撰写,因而涉及西夏社会内部的资料不多,很难反映西夏社会的全貌。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西夏文物便在西夏史研究的领域中占有极其特殊和重要的地位。

近代的西夏史研究正是从文物入手的。始于欧洲学者进行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便是从对西夏《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北京居庸关云台券门洞壁的六体文字、西夏文钱币以及西夏文《妙法莲华经》等文物的考释,初步揭示了西夏文字语言的特点和规律。这些研究的课题虽然缺乏广度和深度,但西夏文物的研究价值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本世纪初,俄国的科兹洛夫两度进入黑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发掘并运走了大批西夏文物,其中包括典籍、律令、字典、医书、佛经、绘画等珍贵的文献资料。此后,法国的伯希和、英国的斯坦因等人亦闻讯相继闯入这座西夏时期重要的边镇遗址,又取走大量的文物。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的西夏文物在欧洲露面后,立刻激起俄、英、法等国学者对探讨西夏历史的浓厚兴趣,使西夏史的研究逐步深入,研究领域不断拓宽。我国的学者也是从补阙和考证西夏史资料,收集和整理流散的西夏文物着手,开始西夏史研究的。对西夏文物的研究与西夏史研究二者之间是相互联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这不单是文物可以作为史实的印证和拾遗补阙的手段,更在于它具体、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的状况,内涵极为丰富,甚至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于一体,这往往是文献资料无法达到的效果。本世纪20年代以后,王静如、王国维、罗福成、罗福苌、罗福颐等一批学者对收集到的西夏文字典、佛经、官印等文物进行潜心研究,编辑出版了一批西夏史方面的著作。其中近代金石学家罗福成,罗福苌借助于从俄国人手里得到的西夏文、汉文对译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对西夏文字的字形特征、结构、读音、释义等研究后,总结和归纳出它的一此特点。特别是他们再次考证了居庸关的六体文字,确认其一为西夏文,从而最终结束了一场有关这一文字源流的争议。

5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在宁夏、甘肃、陕西、内蒙古等地,西夏文物时有发现、出土。到目前为止,除了地上尚存的西夏遗址、遗迹、建筑、石窟、壁画外,已出土的西夏文物包括碑文、钱币、金银器、石雕、陶瓷器、文书、工具、兵器、铜牌、印章、丝织物、青铜制品以及墓葬壁画等。这些文物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西夏的政权建设、职官制度、社会经济、生产状况、社会生活、民俗风尚、宗教意识、文化艺术、陵寝制度等方面的内容,大大地弥补了史料的不足。近年来,又有一批有关西夏文物的著作出版,其中以陈炳应的《西夏文物研究》、李范文的《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等尤为重要。这些研究成果更拓宽了西夏史研究的范围和领域。例如西夏经济是西夏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然而现存的文献资料涉及西夏经济的内容极少,尤其是西夏建国以后,对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等的管理、政策、措施及其生产状况、发展水平更少记载。而这个问题又关系到西夏社会的发展、性质以及政权建设等方面的内容’是一个无法回避而又亟待解决的课题。因此许多学者便积极发掘文物资料,如从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等石窟所保存的《牛耕图》、《锻铁图》、《酿酒图》等西夏壁画中,从西夏王陵出土的鎏金铜牛、鸱吻、砖瓦以及西夏窑址出土的陶瓷器皿等文物中去探索西夏经济的构成及状况。建立西夏王朝的党项羌人世代以游牧为业,畜牧经济构成了西夏社会经济的主体,但同时随着疆域的开拓和内地汉文化的影响,农业、手工业的生产也逐步兴起和发展,商业贸易逐渐兴盛,这对于西夏社会经济无疑具有推进发展的作用。而有关西夏农手工业以及商业贸易的资料,更多的是来自于对文物的研究。吴天先生在《西夏史稿》一书中,引用了大量的文物资料和文物研究的成果,全面地论述了西夏政治、经济及其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在农业、手工业方面,指出了西夏的水利设施、耕作方式是与当时的内地水平相近,而雕版印刷术和建筑材料的制作技术更有其独到的长处,从而展示了西夏社会及其政权的面貌。

当前西夏史的研究方兴未艾。从1981年,银川举行的“西夏研究学术讨论会”至今,这一领域内的学术成果取得一定的进展,有更多的专著和论文相继面世。但也应看到,与其他断代史相比,西夏史的研究尚显薄弱,在政权建设、社会制度、经济生产、周边关系等诸多重大问题上,尤其是涉及西夏社会及政权内部的阳题,仍有待于新的突破。因此,在西夏史研究这一领域内重视西夏文物,具有特殊的意义,不断加强对它的研究,应成为今后西夏史研究的一个方向。这需要有文物考古工作者与史学工作者的通力合作,充分发挥文物具有的印证和补充文献资料的作用,使之成为西夏史研究中必不可少的手段、方式和途径。

目前,国内已出土及征集、收藏的西夏文物,就其种类与数量而言,还远不及国外所藏。仅苏联公布的西夏文物编目就达8000余号,数十种之多。由于西夏文物大量流散于欧、亚地区的许多国家,国外学者们对西夏史研究也十分活跃,并逐渐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科。苏联和日本等国的西夏史专家、学者其学术威果颇有建树,研究范围十分广泛,已经出版了一批有较高学术造诣的专著。近年来,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中外西夏史的学术交流也不断进行,展现出美好的前景。来我国进行考察、交流的国外西夏史专家、学者络绎不绝,我国学术界也积极扩大了对外交流的途径,如有关专家应邀赴苏联考察西夏文物,交流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合作翻译、出版了西夏历史上的一部重要法典——《天盛年改新定律令》(现名《西夏法典》)的汉文版。此书的西夏文本现收藏于苏联,因此,它时出版应是中外西夏史交流中的一件大事。这些交流活动将有助于西夏文物与西夏史研究的深入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