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二千纪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早期发展过程中的关键阶段，也是农业起源以来东亚地区生业与技术变革最为剧烈的历史时期。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以此为视角对人类社会进行审视，生业经济的变革、技术水平的提升，不仅可以为人类生存、社会发展提供更丰富的基础资源，还会对文化演进与社会变迁产生显著影响。因此，公元前二千纪中华文明气势磅礴的社会变迁与生业、技术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青铜时代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过程中，外来技术本土化后出现的生业经济的变革，对于广域王权国家的诞生与早期发展过程的影响，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二里头的生业复杂化趋势

通常认为，公元前二千纪是全新世大暖期的末期，气候条件虽有波动，但仍以暖湿为主，这是中原地区农业经济持续发展的环境背景。大约在距今4000年前后，包括中原地区在内的中国北方经历了气候冷干且洪水灾害频发的气候突变期。也正是这一时期，西亚与近东驯化的麦类作物、黄牛和绵羊，与冶金术等技术和知识一起，在青铜时代东西方文化频繁互动的大背景下，在黄河流域广为传播。袁靖、赵志军等学者认为，为了适应多变的气候条件，人们在北方传统的粟作农业的基础上，快速推广麦类作物的种植、黄牛和绵羊的饲养，由此形成了多品种的农业种植方式和多种家畜共同饲养的复杂化的农业经济系统。此时的农业经济相比之前虽有发展，但从考古资料来看，生计方式的进步并没有缓解聚落之间的矛盾，中原地区聚落群之间冲突加剧，区域文化中心多次位移。

公元前二千纪前期，强势崛起于洛阳盆地的二里头文化统一了中原腹地，并在二里头遗址立都。二里头文化与夏代的存续时间和分布范围高度吻合，它的出现打破了万邦林立的社会格局，将中华文明推进至广域王权国家时期。二里头、南寨、南洼等遗址的研究结果表明，二里头文化时期继承并发展了龙山晚期农业经济复杂化的趋势。虽然生计方式本身似乎并没有质的飞跃，但从黄牛遗骸的数量比例和饲养方式来看，二里头先民显然提升了对黄牛饲养的重视程度，其背后的原因颇堪思索。如果将这一现象与二里头王国诞生的背景结合起来考虑，或许能帮我们找到答案。二里头及相关遗址经过六十余年来的发掘，揭示出的宫室建筑、祭祀坑、墓葬形制、青铜制品、绿松石器、牙璋等遗存，彰显了二里头王国辉煌的王朝气象、发达的控制网络和高度的政治文明。

陈星灿、刘莉、邓聪等学者提出，由于资源的限制，二里头遗址手工业生产所需要的金属矿料、绿松石、玉料、白陶等原材料皆有复杂的流通网络。需要强调的是，相比这些贵重物品，王都居民日常所需的生业资源，体量更加庞大，种类更加复杂。其中，至少部分生业资源同样需要从受二里头王国控制和影响的地区调配。事实上，碳、氮、氢、氧、锶同位素研究已经揭示，二里头遗址存在着较高比例的外来的猪、牛与羊。由此，如何实现手工业原材料和生业资源在较大范围内跨地域流通，成为二里头精英阶层直面的问题。临河而居之处，舟楫堪用。江河之外，除了人力，黄牛的饲养与畜力开发，则可助力物资由小村落向聚落中心汇集。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二里头发掘报告公布的数据，遗址2岁以下黄牛的比例为44%，相当多的黄牛在成年之后才被宰杀，一些黄牛肢骨上还发现了可能因劳役而产生的病变。与此同时，考古学家在二里头发现了双轮车的车辙。这些现象表明，二里头先民对于养牛业重视程度的提升，极有可能与黄牛使役、用于交通运输有关。

二里冈和殷墟的生业变革

公元前二千纪中期，商人创造的二里冈文化取代了二里头文化，并在郑州地区建都立国。商王朝持续了五百余年，先后数次迁都，安阳殷墟代表了商文明最后的辉煌。商人在二里头文化的基础上，完成了对黄河中下游及邻近地区地域文化的整合和社会结构的重组，其文化影响力还远播长江以南。就生业经济而言，商人继续将粟作农业视为主要的农业生产方式。文化面貌上，正如徐良高所提出的，虽然二里冈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陶器风格呈现出两者的文化小传统差异明显，但青铜器、玉器、宗庙建筑则投射出前者对后者文化大传统的继承。商文明还发展出了更加复杂的官僚体系、更加强大的军事实力，以及更具凝聚力的价值观念。

在资源流通与信息传递方面，商人面临二里头文化时期同样的问题。生活于郑州二里冈、安阳殷墟等王都的管理阶层、手工业者和普通居民日常所需的生业资源，维护统治需要的宗教资源和军事资源，并非都邑本身所能支撑。尤其是大量的粮食、家畜、工具、矿产资源等，务必需要王畿、封国以及友好的方国任土作贡。相比二里头文化时期，二里冈文化至殷墟时期畜力开发的证据更充分，这也意味着当时交通技术又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此时，人们对黄牛的饲养仍然十分重视。

动物考古资料最充分的殷墟遗址出土了数十卡车的黄牛遗骸，有些黄牛的趾骨上可观察到明显的、与长期使役有关的病变。商王陵的一个祭祀坑内还出土了2头颈系铜铃、可能用于挽车的黄牛。晚商时期，马和马车突然出现于殷墟，这无疑再次提升了商王朝信息传播和物资流通的技术能力。此时的马车形制较多，除了战车以外，还有田车、乘车和货车。后者显然是非常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使得广阔地域范围内的财富向二里冈、殷墟等商文明聚落中心的流动更加便捷。

技术的提升及其本土化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角度来看，中原地区持续繁荣的农业经济为中华文明由多元迈向一体的发展过程，尤其是广域王权诞生与早期发展的关键阶段，提供了坚实的生业基础与技术准备。这一过程中，以麦类作物、牛、羊与马等驯化物种，青铜、马车等技术与知识为代表的外来生产力要素，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外来物种、技术与知识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沉淀和本土化之后，才在中原地区的社会发展中发挥出了更大的作用。

李新伟在阐释中国文明形成过程时曾提出，“中国相互作用圈内部的互动才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基础，也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才成为这个所谓‘青铜时代世界体系’内唯一光荣绽放的文明之花”。我们对此深表认同。外来生产力要素的本土化过程是其与本土技术体系“撞击”与“融合”的过程，也是与中原地区文化传统、思想观念交相辉映、发生化学变化的过程。比如，龙山晚期黄牛传入之后用粟作农业副产品来饲养黄牛，并不断提升黄牛对粟作农业的依赖。

青铜技术的本土化过程更具代表性。正如张光直、苏荣誉等学者认为的那样，二里头先民将冶铜技术与文化系统相结合，肇建了以礼器和兵器为主要产品的中国青铜器的基本架构。这些青铜器随即被商王室垄断性地用于祭祀和战争中，以此构建和巩固社会秩序、凝聚人心，保障财富的再分配。从黄牛与家马的饲养管理与畜力开发、青铜工业的发展与本土技术体系的建立过程来看，除了功能与技术本身，中国相互作用圈内部长期互动形成的文化传统，对于外来生产力要素本土化之后社会生产力的快速提升，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交通工具的发展拓展了王权国家经略的地域范围，加强了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联系，也为文化传播和互鉴提供了便利。引重致远，除了人力以外，夏商时期黄牛与马的饲养、负重、挽车亦可帮助王国管理者有效管控生业、矿产等重要资源及其产品和相关财富的再分配，也使得聚落之间的信息交流、物资流通与人群迁移更加通畅。生产力的提升不仅仅意味着人们可以创造出更多财富，也同样会刺激管理财富分配的生产关系层面的调整，从而引起社会结构出现革命性变化。

就公元前二千纪的夏商时期而言，牛、马的饲养以及与之相关的交通工具的发展，可以助力王权实现财富（包括人与物品）在较大地域范围内快速流通，推动更大区域的文化整合与族群融合。由此我们认为，生业经济的繁荣、交通技术与手工业技术的发展支撑了夏商时期广域王权国家的诞生与快速发展，基于农业经济复杂化、牛马畜力开发、青铜技术等的生产力的提升，助力了“协和万邦”这一政治抱负的实现。（本文系国家重点研发技术“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的生业、资源与技术研究”（2020YFC152160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图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7月13日第244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