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阅读
西夏王朝在甘肃的雪泥鸿爪（二）
一
明末清初，精于地理沿革的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这样记载：“汉班固所称凉州之畜为天下饶，是也。西夏得凉州，故能以其物力侵扰关中，大为宋患。然则凉州不特河西之根本，实秦陇之襟要矣。”
1032年9月，经过几十年和北宋王朝的反复争夺，李元昊终于攻占了凉州。
1038年，鉴于西凉府特殊的战略位置，李元昊随之又将西凉府定为陪都，正所谓“大夏开基，凉为辅郡。”
关于西夏的军事地理格局，有“灵州为腹，西凉为尾，得西凉则灵州之根固”之说。武威成为整个西夏右厢地区重要的军事指挥中心和腹地的西部门户，是西夏的军需民用物资的供给后方，对于西夏来说，武威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交通枢纽、军事保障的作用。
西夏人非常重视河西走廊的防御，专门在甘州(今张掖)成立了“甘肃军司”，负责河西走廊中部地区军事防御。
“甘肃军司”得名，是因为当时河西走廊西部有甘州(今张掖)和肃州(今酒泉)两个重镇，故而取这两个州的首字而命名为“甘肃军司”。
甘肃军司，曾配备兵力达3万余人。
西夏灭国后，甘肃军司也烟消云散， 但“甘肃”这个地理名称却被元代的行省制度沿用。元初，全国共设立了10个行省，甘肃为其中之一。1281年，“甘肃等处行中书省”正式成立，简称甘肃省。这才正式有了“甘肃省”的诞生。
对西夏来说，河西走廊不仅是一条贸易走廊和战略物资储备库，更是一条文化走廊和文化传播中心。
西夏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佛光弥漫的王朝之一。佛教文化在西夏时期的传播过程中，河西走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后的西夏历代帝王都十分重视佛教，他们向中原王朝求赐佛经、举行各种礼佛活动、译经授经、广建佛塔寺庙。佛教文化在河西得到更广泛的发展。凉州亥母寺遗址、大云寺、甘州大佛寺等河西名寺都建于此时。
西夏碑的发现和亥母寺遗址众多文物的出土，更是证明了这一点。
古画里的西夏人
二
有人说在河西走廊，开凿佛窟“要用一大片荒原去铺陈，用一片绿洲为聚焦，绕水于下、凿壁于上，那绝壁还得能映照夕阳。”
而拥有亥母寺遗址的缠山正是这样的去处。
缠山位于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城南15公里处，祁连山苍龙般横贯东西，而它只是其北侧一座黄土覆盖的红砂岩小山包。
但小有小的妙绝之处，伫立在缠山上，可以看到祁连山余脉在此绵延百里，没入凉州绿洲，远眺整个武威市区，可以凭风怀想“凉州七里十万家”、“人烟铺地桑柘稠”的历史景象。
看似平常的小山包，却掩埋着一个个神秘的历史文化之谜。
亥母寺遗址实际上是由四座洞窟组成的寺院，“金刚亥母洞窟大殿”，人们编为一号洞窟。
亥母寺遗址
1927年，武威发生大地震，亥母寺倒塌，“窟中有寺，寺中有窟”的独特佛教建筑从此沉埋在瓦砾堆下。
三
20世纪80年代，武威当地群众挖开一号洞窟（即金刚亥母洞窟大殿），从里面发现了一批西夏文、藏文文书和经卷、帛画、唐卡，引起文物部门的重视。1988年夏季的一天，文物工作者于一号洞窟的发掘中从泥土层中发现了两只红色的鸟形造型的绣花鞋。接着，又挖掘出一卷纸质的东西——用西夏文译的《维摩诘所说经》下卷。经文行距不直、笔画变形、着墨不均、偶有断笔，具有活字印品独有的特征。
亥母寺遗址出土的绣花鞋
亥母寺遗址发现疑似泥活字印刷的西夏文经卷的消息不胫而走，后经国家文物局和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持召开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印本鉴定会，专家一致认为，该印本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泥活字印本。
亥母寺遗址出土的《维摩诘所说经》印本
活字印刷，作为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只在《梦溪笔谈》中有文字记载，而没任何文物可佐证，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印本的出土，有力地证明中国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世界上活字印刷术的渊源。
按照《武威亥母洞寺石窟遗址调查报告》，遗址自1985年发现以来，陆续清理出土了一大批西夏、元、明、清时期的遗物，数量多达上百件，其中很多文物是国内仅见。
亥母寺遗址出土的佛像
经国家文物局专家鉴定组鉴定，共有49件文物包括珍贵的佛经、西夏的记账文书、物品清单、壁画、藏传佛教的各种唐卡以及石雕像、泥雕像、西夏的双鱼塘画、丝织品、瓷壶等被分别定为国家一、二、三级文物。
专家据地方志和出土的文物断定：凉州缠山亥母寺遗址应建于西夏崇宗正德四年（1130），此后又在洞窟外逐步修建了规模宏大的佛殿佛塔，使得亥母寺遗址成为“窟中有寺，寺中有窟”的独特佛教建筑，成为西夏国师的驻锡之寺。
盛极一时的西夏寺院，一度像落日一样带着绮丽的晚霞隐退在时光的深处，而今它正渐渐重新走出历史和传说的迷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