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宿白

* 本文选自《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

1991年4月，应武威专署之邀，与马世长同志西去河西参观古凉文物。滞武威四整天，承专署、市和博物馆诸同志的引导，重点了解了汉唐墓葬的分布、博物馆所藏重要文物和西夏蒙元遗迹。现就这三方面的资料，结合部分文献，按时代顺序，写些有关武威历史遗迹的不成熟看法，希望得到批评指正。

武威自汉武设郡不久即以“凉州之畜为天下饶”（《汉书·地理志下》）闻名。后汉之初，又以“仓库有蓄，民庶殷富”（《后汉书·窦融传》）见称。汉末魏晋虽多丧乱，但河西安谧，“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晋书·张轨传》），故两晋之际“国亦完富”（《晋书·张轨传赞》）。前凉以还，饥馑争战频仍，然“地居形胜”，仍是“河西一都之会”（《晋书·秃发利鹿孤载记》），迨北魏陷凉，“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魏书·世祖纪上》），凉州乃渐萧条。此汉晋以来之河西重镇，其具体位置，乾隆时修《武威县志》即云：“武威置自汉武，城郭基址不可考。”（《建置志》“府城”条）修志迄今又二百四十余年^〔1〕。寻觅旧迹更非易事。唯自 20世纪50年代起，武威城建工程中，不断发现汉晋墓群，根据这些墓群的所在，大体可以推定汉晋时武威居民集中地区的方位。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墓葬特别是墓群不会距离死者生前居住点太远。洛阳烧沟汉墓群位汉河南县城东北1～2.5公里，广州西汉墓群距推定的汉南海郡城的中心1～4公里；东汉后期墓地东西相距最近8公里，南北相距最远为18公里^〔2〕。以河西地区言，张掖西北觻得故城西5公里有许三湾汉墓群；酒泉东南皇城故城西2.5公里有下河清汉墓群；酒泉旧城即汉晋福禄城址，其西北7.5公里为丁家闸魏晋墓群。武威地区发现汉晋墓葬最多的地点，即是今武威旧城内外及其周围的四郊，值得注意的是：旧城北1公里雷台以南、城内东南隅文庙（即今市博物馆）以北、城内北大街西侧以东、城东北3.5公里大柳乡马儿村和城东南清水乡十三里堡以西的地区，没有发现汉墓。汉时武威居民集中的所在，大约即在这个范围之内。魏晋墓葬的分布也在这个范围之外。

武威古迹分布示意图

武威旧城西北7.5公里金沙乡赵家磨魏晋墓地中，曾发现一件前凉晋昌太守梁舒的石刻墓表，墓表记梁舒“以建元十二年十二月卅日葬城西十七里杨墓东百步，深五丈”^〔3〕。建元十二年（376年）秋九月前凉为前秦所灭，所以墓表用了前秦纪元。据墓表所记葬城西8.5公里的距离，可推知当时武威西城垣正位于今北大街、南大街一线附近，与上述汉墓公布的西界极为相近，因知从旧城南北大街附近向东迄发现汉墓的地点——马儿村、十三里堡，其间约有6.5～7公里。魏晋墓南北距，即城北 300米二一二大队魏晋墓和城南1公里和平枣园魏晋墓之间距，也略同于汉墓分布的南北距离，其间1.5公里有余。按《水经注》卷四十《禹贡山水泽地所在·都野泽》引《王隐晋书》曰：“凉州有龙形，故曰卧龙城，南北七里，东西三里，本匈奴所筑也。”所记凉州城东西、南北里数，不知是否由于传抄而出现差误？如为“南北三里，东西七里”之讹，则既可容纳于上述没有发现汉晋墓葬的范围之内；又符合河西城市因东西干线是主要交通线而自然形成南北窄、东西长的布局；同时卧龙城一名，似乎也有该城作横长形制的形象含义。《水经注·都野泽》引《王隐晋书》又记：“凉州……（前凉）张氏之世居也。又张骏增筑四城厢各千步。东城植园果，命曰讲武场。北城植园果，命曰玄武圃，皆有宫殿^〔4〕。中城内作四时宫，随节游幸。并旧城为五，街衢相通，二十二门。”此事又见《晋书·张轨传附子骏传》，唯只记筑南城及于旧城作四时宫：“（张）骏尽有陇西之地……又于姑臧城南筑城。起谦光殿……殿之四面各起一殿。东曰宜阳青殿，以春三月居之，章服器物皆依方色。南曰朱阳赤殿，夏三月居之。西曰政刑白殿，秋三月居之。北曰玄武黑殿，冬三月居之。其傍皆有直省内官寺署，一同方色。及末年，任所游处，不复依四时而居。”张骏所筑凉州之四城厢，当是从军事考虑，于凉州城四面兴建之小城堡。此诸小城堡大约在前凉亡后即渐废毁，故不见于唐以后记录，其遗址亦不得踪迹，但上述汉晋凉州居民集中地区与四周墓地之间，确有容纳“周千步”之四城厢的位置，则是应予注意者。

武威汉代墓地时代较早的，分布在西南郊，傍祁连山北麓，即从地跨柏树、松树、西营三乡的旱滩坡墓群，向东南延展，迄于新华、古城二乡的磨咀子墓群。这一带多西汉、新莽和东汉中期以前的土洞墓，曾出《仪礼简》^〔5〕、《王杖简》^〔6〕、医药简牍^〔7〕和大批丝织品、木器；有绥和元年（前8年）铭乘舆考工铜扣漆耳杯等^〔8〕重要文物的墓葬，也发现在这里。时代较晚的墓地分布在城北、城东，即从城西北洪祥乡洪祥滩墓群，向东南延展，经下双乡西沙滩墓群，以迄城东长城乡狼墩滩墓群和城东南河东乡王景寨墓群，这大片地区的墓葬多砖室墓，时代多属东汉中晚期，随葬多木器和釉陶器，其中以城北1公里雷台发现大批铜车马和一组陶楼院的东汉晚期张姓将军的多室砖墓最为著名^〔9〕。魏晋墓葬多分布在城北、西北、西南和城内西半。魏晋墓，内地除洛阳及其附近外发现很少，十六国时期的墓葬更少。近年，河西各地的发现，既可为河西历史增加实物资料，又为系统的墓葬研究填补了重要空白。武威师范学校和赵家磨发现的大型魏晋砖室墓，皆具前后室。前者后室又明确隔成二内，该墓多次被盗，清理时出有二孔陶灶和铜马足残件^〔10〕。

武威师范学校魏晋墓平面示意图

赵家磨墓出有陶楼院和雕镂精致的十二枝铜灯^〔11〕。地区博物馆院内发现的魏晋土坑墓，出有五铢钱和一内彩绘日（内有三足乌）、月（内有蟾蜍和兔）、云气等图像的灰陶盆^〔12〕。因知其时随葬器物仍上沿汉制。此外，许多魏晋十六国中小型土洞墓所出陶器、木器和木俑，工艺虽嫌简略，但其形制亦多袭自汉墓；而褐釉小罐、叉形铜饰件和位至三公铭铜镜等，则是中原魏晋墓中所习见者^〔13〕。磨咀子北新华乡缠山村土洞墓出有魏青龙四年（236年）木牍^〔14〕和前引赵家磨所出前秦建元十二年（376年）墓表，皆是罕见的纪年文物。

赵家磨发现的梁舒墓表（素描）

后者在现知自名墓表的石刻中，年代为最早。1926 年，洛阳北郊高家岭村曾出土仅雕有“晋故虎牙将军王君表”，九字的小石刻一方^〔15〕，则知墓表之原始亦滥觞于中原。又据发表的赵家磨魏晋墓报告云，一号墓前室出有铜残马鞍模型、铜车件和“铁马镫及铁饰件各一件，均残甚”^〔16〕。此残甚的一件铁马镫如未误认，即与过去所知最早的马镫——湖南长沙西晋永宁二年（302年）墓所出三件陶骑吏俑的马镫，也仅备一只的情况相同^〔17〕，而此墓的年代应比永宁二年为早^〔18〕。汉以来，凉州骑兵即为世所重，“凉州大马，横行天下”（《晋书·张轨传》）由来已久，武威马镫出现较早，当非偶然。

北魏灭北凉不久，吐谷浑、柔然困扰河西，凉州犹是军事要镇。西魏大统“十二年（546年），凉州刺史宇文仲和据州不受代，（周）太祖（宇文泰）令（独孤）信率开府怡峰讨之。仲和婴城固守，信夜令诸将以冲梯攻其东北，信亲帅壮士袭其西南，值明克之，擒仲和，虏其民六千户送于长安”（《周书·独孤信传》），此凉州城当是因前凉之旧。北周建德三年（574 年）“凉州比年地震，坏城郭，地裂涌泉出”（《周书·武帝纪上》），凉城始遭毁坏。隋兴，贺娄子干、宇文庆、独孤罗、樊子盖相继御吐谷浑、突厥于凉州，凉州城防自应强化。从武威旧城西北1公里孙家园发现隋墓群［其一出仁寿二年（602年）成□墓志］和城西发现刘和墓志^〔19〕，俱远离汉晋墓地而与唐墓毗邻，因可推知隋时武威居民集中区域应与唐居民集中区域接近。唐武威城据《乾隆武威县志·建置志》“府城”条记载：“府城……旧志^〔20〕：唐李轨筑，周一十五里，高四丈八尺。明洪武十年（1377年），指挥濮英增筑三尺共高五丈一尺，厚六尺，周围减去三里余，止一十一里零一百八十歨。”此明武威卫城即清武威府城址，亦即今日武威旧城区，即应在“周围减去三里余”的唐武威城范围之内。李轨，隋唐之际割据河西，《隋书·炀帝纪下》记：“［大业十三年（617年）七月］丙辰，武威人李轨举兵反。”《旧唐书·李轨传》又记：“轨自称河西大凉王，建元安乐，署置官属，并拟开皇故事……［武德元年（618年）］攻陷张掖、敦煌、西平、枹罕，尽有河西之地……［二年（619年）李轨倡言］昔吴濞以江左之兵，犹称己为东帝，我今以河右之众，岂得不为西帝，彼（唐）虽强大，其如予何。”在这种情况下，轨筑城自固，当是情理中事，县志据旧志所云，约非虚语。前引刘和墓志所志之刘和即卒于李轨时，该志前面标题和官职，志末录和之卒年、葬地云：“凉故仪同三司尚药奉御刘君墓志并序。君讳和，字善□……安乐元年（618年）岁次丁丑……葬于神鸟县建昌乡通明里。”凉安乐纪年遗物，似仅此一例，殊可珍视。武威唐城与今武威旧城区的关系，还可据现存唐代遗迹证之。旧城区西北1公里孙家园有唐墓群，曾出永徽四年（653年）郭永生墓志，可证唐城西、北两面与明清武威城西、北两面接近。旧城区南半公里余公路段曾发现唐砖墓，又旧城区南15余公里青咀慕容氏墓群东部发现的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慕容公（曦皓）妻武氏墓志记“迁窆于凉城南卅里神鸟县阳晖谷之西原”，志云“卅里”，盖取其整数，是唐城南面亦与明清武威城南面接近。明清城东五里墩出有贞观十七年（643年）晁大明墓志和大唐上仪同康阿达墓志。五里墩因西距城五里而得名，其地是明清武威城东最近城区的唐墓分布点。唐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湾湾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岑嘉州诗》卷二）所咏州七里，应指当时凉州最宽的东西距离。明清武威城东西四里，若向东延伸三里，东距城东唐墓分布区尚有二里，因可推知明初减缩唐城部分，可能主要是唐城东部。唐代遗迹现存于旧城区内，较可靠的只一大云寺址。《大明一统志》卷三十七《陕西行都指挥使司·甘州左卫》“寺观”条记：“大云寺在凉州卫治东北，唐景云中（710～711年）建。”该寺位明清城内东北隅，尚存唐铸铜钟一口^〔21〕和景云二年（711年）《凉州卫大云寺古刹功德碑》一通，碑题“凉州卫大云寺古刹”，知是明迄清雍正三年（1725年）改卫为府以前所重刻者^〔22〕。

前引康阿达墓志，系记录昭武九姓粟特人东来的一件重要文献。1943年，张维刊《陇右金石录》卷二有录文，兹据原石并参考张氏所录，移抄墓志全文如下：

大唐上仪同故康莫息阿达墓志铭_┘公讳阿达，西域康国人也。其先盖出自造化_┘□□藤苗，大唐之始，公□皇帝之胄_┘胤也，蟠根万顷，玉叶千寻，宗祚皇基_┘枝连帝业。祖扶达，□使持节骠骑大将_┘军开府仪同三司凉甘瓜三州诸军事_┘凉州萨保，当官□任，水镜无以近其怀_┘；处逝公途，石廗不之方其志。诏赠武威_┘太守。父莫，同葬安乐里。呜呼哀哉_┘乃为铭曰_┘：哀哉夭寿，丧此勋功，伤兹英喆，往投琼银_┘，生形易圯，梦影难通，阇城独立，野马众屯_┘，河坘桂隐，月落雩昏，一辞冠冕，永闭泉门_┘。

康志未记年代，但据志文可推知康阿达之夭逝在初唐。其祖扶达任职凉州当在魏周之世，约略早于《元和姓纂》卷四所记“后魏安难起至孙盘娑罗居凉州，为萨宝”之安盘娑罗^〔23〕。1948 年。张维撰《陇右金石录补》因《夏鼐札记》^〔24〕的启示，对康志进行补考。夏、张两先生考释主要讨论萨宝系祆教官职。按 20 世纪 30 年代初，西安出土天宝三载（744年）米国大首领米萨宝墓志^〔25〕，近年固原发现咸亨三年（672年）史诃耽墓志记诃耽“史国公之苗裔也……曾祖尼，魏摩诃大萨宝、张掖县令。祖思，周京师萨宝、酒泉县令”^〔26〕。安、米、史俱属昭武九姓，其国王或“与康国王同族”，或“康国王之支庶”（《北史·西域传》），盖昭武九姓奉火祆，自北魏以来即任其上层人物为萨宝，周齐继之以迄隋唐。昭武九姓于河西既膺宗教职，又任地方官，甚至如康扶达者更掌握了河西军事大权，可见昭武九姓于唐以前，即在“地多关塞，俗杂华戎，秋月满而胡骑嘶，朔风动而加笳咽”［开皇十九年（599年）凉州刺史独孤罗墓志］^〔27〕的河西，拥有较大的势力。《旧唐书·李轨传》记李轨起兵命“（安）修仁夜率诸胡入（凉州）内苑城，建旗大呼，轨于郭下聚众应之，执缚隋虎贲郎将谢统师、郡丞韦士政……（轨谋主梁）硕见诸胡种落繁盛，乃阴劝轨宜如防察……谢统师等隋旧官人为轨所获，虽被任使，情犹不附，每与群胡相结，引进朋党，排轨旧人……初，安修仁之兄兴贵先在长安，表请诣凉州招慰轨……兴贵对（高祖）曰……臣于凉州奕代豪望，凡厥士庶，靡不依附，臣之弟为轨所信任……高祖从之。兴贵至凉州……知轨不可动，乃与修仁等潜谋，引诸胡众起兵图轨，将围其城，轨率步骑千余出城拒战”。安兴贵、修仁皆前引《元和姓纂》所记安盘娑罗之子，因疑此《李轨传》中之“诸胡”“群胡”，主要即是昭武九姓。昭武九姓在河西之衰微文献无征。武威行署前专员刘尔能同志告我：“武威粮食局党委书记安殿钺，城南喇嘛湾人，彼曾谓喇嘛湾安姓，相传即从前自西域迁来者。”喇嘛湾沿冰沟河，位冰沟河与大水河交汇处之青咀湾西南，两地北山即有名之慕容氏墓地所在。往访两村，知现有安姓十余户，石姓六户。石姓亦在昭武九姓中，不知此两地之安石两姓是否是昭武九姓之孑遗。武威多旧户，彼地现今犹谓人事纷杂为“天宝大乱”。此俗语之产生，疑即出自对天宝末年变乱印象深刻的陷蕃后幸存之凉民及其后裔。此诸幸存之凉民后裔中，自可包括久住凉州的昭武九姓之苗嗣，然则今日僻远之南山谷地，犹传有源出昭武之安姓，或许并非虚辞。

武威历年所出石刻，多存市博物馆，内以唐志为多^〔28〕。其中少数民族墓志除康阿达、慕容氏诸志外，尚有纥单府君墓志一合，颇值留意。该志盖镌“大唐故牛夫人墓志”，志文则作：

唐故明威府队正纥单府君墓志

君讳端，阴山人也，出自国族，拓拔归晋因而命氏，所以载于竹帛传之终古。曾祖显，隋凉益蒲广四州刺史、大都督、武威郡守、永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六百石……祖贵袭爵……君秉性倜傥……授明威府队正。终于私第，春秋五十八。夫人牛氏以垂拱元年（685年）六月十六日终于寝室。

合葬于州南十八里□□山之原胡村之界……

纥单即《魏书·官氏志》所记内入诸姓之阿单氏，属鲜卑部落^〔29〕，故志云纥单端“阴山人也，出自国族”。纥单端曾祖显与袭爵之祖贵，俱不见著录。明威府为凉州开威郡六军府之首^〔30〕，军府之制五十人为队，队有正。《新唐书·百官志四上》记每府“队正二十人，正九品下……每队正领兵五十人”，纥单端受任明威府兵官职，联系其曾祖官武威郡守，因知最迟在武周之世，占籍凉州之少数民族中尚有来自东北的鲜卑纥单一族。又此志出土于武威旧城南约十六七里之高坝乡境内，志云“葬于州南十八里”，两者之距城里数相若，此亦唐凉州城南壁约在今武威旧城南壁附近之一证。

唐末以还，凉州为吐蕃阻隔。五代后汉任吐蕃折逋嘉施为河西军节度留后。宋初置西凉府，属陕西路。咸平元年（998年）折逋游龙钵入觐，介绍凉州情况。《宋史·外国传八·吐蕃传》记其事云：“咸平元年十一月，河西军左厢副使、归德将军折逋游龙钵来朝。游龙钵四世受朝命为酋，虽贡方物，未尝自行，今始至，献马二千余匹。河西军即古凉州……旧领姑臧、神乌、蕃禾、昌松、嘉麟五县，户二万五千六百九十三，口十二万八千一百九十三。今有汉民三百户。城周回十五里，如凤形……皆龙钵自述云。诏以龙钵为安远大将军。”^〔31〕其时凉州城周回十五里，当是仍唐城之旧。景德初（1004年），西凉陷于西夏，《续资治通鉴长编》熙宁六年（1073年）夏四月记夏人修筑凉州，“河东经略司言，有陷蕃卒二人逃归言：夏人恐我大兵至，修筑凉州……上因谓执政曰：向因五路出兵，西人潜筑城邑，为伏藏之所，今凉州去河州不远，如诸路将帅得人，表里相应，则西人自此多窜归者”。此夏人修筑之凉州城，应是就凉州旧城新加修葺者，所以今武威旧城内多西夏遗迹。

1．天祐民安五年（1094年）《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原竖在今武威旧城内东北隅大云寺西北的清应寺内，其地应是西夏护国寺位置^〔32〕。1927年，武威地震后，移陈文庙，即今市博物馆。碑一面汉文，另面西夏文，两侧各线雕饰伎乐一。

2．东大街中部偏西路北署东巷兴建专署家属大楼时，发现西夏窖藏一处，内藏金碗二、金钵一、银锭二十等物，当是因避乱逃亡而埋藏者。埋藏的时间约与蒙人来侵有关^〔33〕。

3．东大街中部偏东路北水电局院内发现的西夏窖藏，内出铜钱一百二十斤，多宋钱，有少量的西夏钱^〔34〕。

西夏墓葬则皆发现于旧城之外，距旧城最近者，是 1977年于旧城西北隅外约半华里处，即今林场区内清理的天庆元年至八年（1194～1201年）两座任职西路经略司的刘姓官员墓^〔35〕。两墓皆火葬，墓内各出八面单层木塔两件，约是用以盛骨灰者。值得注意的是：木塔顶做出一典型藏传佛教流行的噶当觉顿式小木塔；其一木塔顶板还书有藏传佛教习见之唵、嘛、呢、叭、咪、吽六个梵字，因可据以推知至迟于西夏后期藏传佛教已传播到武威地区。

武威城西林场西夏刘姓墓所出木塔（速写）

武威地区于西夏时期已有藏传佛教的传播，武威城南两处石窟中的发现，更提供了充分的物证：一处是小西沟岘石窟西夏中晚期遗物中，发现高 7 厘米的模制小陶塔，塔下部印有梵文和藏文，这类小陶塔藏语“擦擦”，是藏传佛教常见的装藏物^〔36〕；另一处是承市博物馆胡宗秘馆长见告的亥母洞石窟^〔37〕，该窟出土有分格式的佛像、本尊像唐卡五件，坛城唐卡一件，这类唐卡是藏传佛教所特有的供养画像。据和这批唐卡同出文书上的西夏纪年推断，其时代也是西夏中晚期。

1227年西夏亡，其前一年西凉即为成吉思汗所陷。1235年窝阔台封次子阔端于西夏故地。1243年，阔端承制得专封拜开府西凉，此西凉城即仍夏时之旧。现存凉州一带的元代遗迹，即以与阔端一系和与之关系密切的藏传佛教萨迦派上层人物有关者最为重要。

凉州著名的四座藏传佛教寺院：白塔寺（武威城东南20公里）、海藏寺（城西北5公里）、金塔寺（城西南15公里）、善应寺（城西10公里莲花山），相传皆为萨迦第四祖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以下简称萨班）所建。后两处闻已荒废，此次走访者仅为前两寺。

白塔寺原为凉州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其范围据云：东西二里半，南北一里半，原有围墙，有若城垣。《乾隆武威县志·建置志》“寺观”条记此寺名“百塔寺”，云以“内有大塔，四环小塔九十九，因得名”。该寺近年屡遭拆毁，现仅残存大塔自覆钵以下部分，大塔相传即萨班塔，最下建方形基座，其上为十字折角塔座，塔座宽约8米。塔座之上为覆钵。自基座至覆钵残高约5米余。

白塔寺残存大塔立面与平面图（速写）

全部皆夯筑，但基座、塔座都残存砌砖痕迹，知塔毁之前外表包饰青砖。覆钵内曾出有大量模制小塔，又出明宣德五年（1430年）《重修凉州白塔志》、宣德六年（1431年）《建塔记》两小碑，承市博物馆孙寿龄馆长之介，得睹两碑拓本，宣德五年碑正面镌文十四行，录文如下：

重修凉州白塔志_┘凉州为河西之重镇，距城东南四十里有故寺，俗名白塔，不知_┘起于何代，原其本乃前元之燀火端王重修，请致_┘帝师撒失加班支答居焉。师后化于本寺，乃建大塔一座，高百_┘余尺，小塔五十余座，周匝殿宇非一，元季兵燹，颓毁殆尽，瓦砾_┘仅存。宣德四年，西僧妙善通慧、国师琐南监参因过于寺，悯其_┘无存，乃募缘重修寺塔，请命于_┘朝，赐寺名曰庄严。宣德五年六月，塔先成，所费甚重。_┘肃王殿下捐泥黄金，特命琐南监参等缮写《大般若经》一部，凡一十_┘四函，计三百卷，不月而成，施赉无量，仍造小塔十万，实于大塔_┘之心。及_┘钦镇甘肃太监王安、平羌将军都督刘广、都指挥吴升及诸檀善等_┘由是书此志于塔中，俾后之君子知其所自，千百载后同善之_┘士幸勿毁之，必与存之，共布福惠，岂不美乎。谨志_┘。大明宣德五年岁次庚戌六月吉日_┘。

所记之“ 燀火端王”，即阔端；“撒失加班支答”即萨迦班智达。碑阴横镌藏文二十五行。此碑圆首，据拓本测通高 50 厘米、宽 29 厘米。宣德六年碑正面碑首镌篆书“建塔记”三字，碑面镌汉文十三行：

清信奉_┘佛_┘肃府内臣黄潮宗法名福聚，感戴四恩覆荫_┘三宝维持，无由答报，谨发诚心喜舍赀财于凉州重兴_┘白塔寺，内命工起建_┘菩提宝塔一座，所集福利专为祝延_┘圣寿_┘肃王千秋，更祈风调雨顺五谷丰登_┘，国祚绵长，边疆宁谧，军民乐业_┘，四恩普报，三有均资，法界有情同圆种智者_┘。大明宣德六年岁次辛亥六月初吉日立石_┘肃府内臣黄潮宗_┘化主妙善通慧国师伊尔吉锁南监参_┘。

碑阴首镌梵文三，碑面镌汉文四行：

献陵尊阳生刘硕书丹_┘古杭儒士沈福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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