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历来是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浓缩的精华，是文明高度的集中体现。各地的文化遗产尤其是古代城市遗存，以其独特的风貌，标识着城市的特点，成为有别于他处的城市名片。也正是由于其重要性，关于古代城市的研究，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考古学、历史学和相关学科研究的龙头课题。上海古籍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中国城市考古学论集》之所以引人注目，首先是缘于其研究内容上的重要性，更与作者的学术分量有关。

 

　　本文集的作者、著名考古学家徐苹芳先生自20世纪60年代即领衔元大都考古队的工作。从1964年到1974年的十年间，元大都考古队勘查了元大都的城垣、街道、河湖水系等遗迹，发掘了10余处不同类型的居住遗址和建筑遗存，为复原元大都的城市规划奠定了基础。

 

　　元大都考古，是中国首次对古今重叠型城市进行的考古工作。在主持元大都的考古工作中，徐苹芳对相关现象加以总结，摸索出了这样一条规律：“一个古代城市的街道布局形成以后，是很难作全局性的改变的。”在此基础上，徐苹芳先生提出了“充分利用文献和旧图所提供的资料，以现存遗迹建筑为点，以可以肯定的旧街道为线，排除后代改建的变异”，从而复原古今重叠型城市布局的考古方法。这成为进行唐宋以后此类型城市考古所使用的主要方法，对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研究具有示范意义。

 

　　他在此后对元大都的研究中，又依据这一特点进行了许多城市布局的复原实践和理论探讨。元大都枢密院址和御史台址等重要遗存的确认就是运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的佳例。从元大都出发，徐苹芳又对整个古代北京城的发展史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从战国至西晋之蓟城、唐代幽州城、辽南京城、金中都城、元大都城到明清北京城，勾画出了一个城市的演变脉络。

 

　　通观徐苹芳关于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我们看到了一个由城址的个案研究到对古代城市发展演变过程进行宏观把握的清晰的研究脉络。除了元大都，徐先生还曾主持金中都、唐宋扬州城和杭州南宋临安城的考古勘探发掘工作，此后研究触角下及明清北京城，上推至秦汉都城乃至先秦时期的城址，最后形成了关于中国古代城市发展规律的系统认识。

 

　　徐苹芳认为，中国古代城市产生以后，发展到近代，根据其规划布局之不同和演变，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和宋元明清。这四个阶段各有其特点，集中反映着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同时，也明显地表现出了贯穿于中国古代城市历史上的一个特质，即以政治为城市规划设计的最高原则，不论是都城还是地方城市，都是政治统治中心。

 

　　徐苹芳虽为考古学家，但凡是研究所用历史文献，无不穷尽其版本源流。凡史料中所载诸说，无不加以辨析考释。诸多研究充分显示了他在目录学、版本学与历史文献学上的深厚功底。研究历史时期的城市考古除了需要使用历史文献互证外，对于发掘出土的城市图也不能忽视。他以地下出土的多幅古代城市图为例，说明如何看待这些发现在古代城市研究上的意义。徐苹芳先生还尝试将考古成果、文献记载和图像资料加以整合，来复原唐代长安和洛阳两京的城市生活风貌。

 

　　正是由于坚实的城市考古实践，徐苹芳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声音才更显得语重心长：古今重叠的现代城市中所保留的古代城市遗痕，是这个城市历史发展的见证，也为这个城市保留它自身的历史遗迹提供了科学的依据。特别是在已被公布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在制定城市规划、保护历史名城时，务必要注意为他们自己生活的城市，多保留一些可供人们考察寻访古代城市历史的痕迹。今年，是徐苹芳先生逝世五周年，他的断言犹在耳畔：“若干年后，一个城市中有没有保留自己历史发展的遗痕，将是这个城市有没有文化的表现。”（原文刊于《人民日报》2016年4月12日第2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