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通史体例，宏大叙事。该书主要立足东汉晚期至宋辽西夏时期的墓葬考古材料，以通史写作的体例详细梳理了中古时期墓葬空间及丧葬礼俗中的佛教因素，构建了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墓葬佛教图像史。所涉及的时间跨度和空间分布极其宏阔，历史跨度逾越千余年，地理分布包蕴南北、辐射边疆，遗存形式丰富多样，佛教因素与相关图像纷繁冗杂。在浩繁的材料中能够披沙拣金，选取墓葬空间及丧葬礼俗中最具代表性的佛教图像及因素进行科学分期、分类，纲举目张，呈现出清晰的通史书写体例及时代演进特征。如南朝墓中流行天人、僧人与佛像题材模印画像砖；北朝墓葬的佛教图像多集中在“珉床雕户”般的棺椁葬具上；隋唐时期地上的佛寺成为丧葬礼俗佛教活动表现的主要空间；辽代丧葬礼俗中流行经咒、经幢与西天荼毗礼。针对具体遗存信息的介绍则完全忠实于考古材料的表述，墓葬形制、尺寸数据、遗存位置、图像内容、榜题铭刻、保存状况的介绍及相关图版信息一应俱全，力求全面、准确，从考古学的视角出发，以点带面，提纲挈领，构架了一部通史叙事的写作模式。

二是材料翔实，立论严谨。该书在以中原墓葬遗存为主要关切点的同时也频频关注到边疆地区如高句丽、吐蕃的相关材料，为使更加全面地展现本土墓葬中佛教因素的演变脉络，该书对域外相关材料也给予了不少的关注。如位于朝鲜半岛的德兴里、梅山里壁画墓、百济武宁王陵的相关壁画以及文献记载萧梁与百济往来的相关文献材料（第208—216页）。此外，作者对长江流域汉晋墓中出土的白毫相俑的关注与讨论（第133—143页）也体现出其敏锐的学术洞察，早在2003年作者就曾发表《白毫相俑与长江流域佛教早期传播》一文专门探讨在重庆、湖北、湖南、安徽等省发现的一批墓葬白毫相俑材料背后的宗教属性，认为长江流域各地三国至晋墓中出土的白毫相俑是佛教在该地区早期传播的产物。

该书在翔实完备的材料和传统考古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还特别注重墓葬考古研究的整体认识与空间分析，强调丧、葬、祭的一体性，力求在多元论据和严谨分析的基础之上立论，这是一种墓葬文化图像研究中难能可贵的整体观照意识。

如作者一直认为佛教因素从汉晋时期墓葬中的一件随葬器物，或者是一件随葬器物的一个组成部分，逐渐地影响到后世葬具的装饰、墓室的装饰、墓穴的营建、埋葬的方式，乃至地面用于祈福的佛寺、墓幢等（第542页）。

在对福建闽侯南屿南朝墓画像砖空间配置的分析基础上，认为其自下而上的布置显示出经历了礼佛、不断飞升的过程，最终必然到达梵天净土的丧葬理念（第193—195页）。

通过对唐代陵墓附近营建佛寺或建在佛殿之下遥追宝塔、以及葬俗中暂厝于佛寺或死后舍宅为寺的习俗方面的分析，得出了唐代佛寺与墓葬关系更加紧密，地面佛寺成为丧葬礼俗佛教活动表现的主要空间这一观点（第298页）。

通过对吐蕃时期陵墓地上建筑、墓内设施、随葬器物的综合梳理，认为吐蕃丧葬礼俗中的佛教因素遗存与苯教以及地方习俗存在关联，反映出佛教因素进入吐蕃丧葬礼俗的过程性和复杂性（第383—403页）。

还认为宋墓中的接引图内容虽不甚明确，但确实反映出一种往生净土的观念（第49页）。辽墓中的备经图是在墓室中营构一个诵经与礼佛空间（第504页），四壁遍布真言梵字的做法是想将整个墓室作为彰显佛法法力的空间（第512页），埋葬的方式按照西天荼毗礼，这种墓室中营建礼佛空间甚至将其变为彰显法力的地下世界的葬俗表象是中古丧葬礼俗中佛教因素演进达到巅峰的象征。

结语中强调中古时期长期存在佛教因素在墓葬遗存中的“混合”状态，并分析认为：汉晋时期是佛教因素与神仙信仰的“混合”；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是佛教因素与祆教等宗教因素的“混合”；隋唐以后至宋辽时期是儒释道三家信仰的“混合”，这一阶段的复杂性在于佛教与道教均出现了互相借鉴的情况，如星官既有道教的星官，也有佛教的星官，这种“混合”模糊现象会掩盖墓葬真正的信仰内涵（第534—543页），还强调在观察整个中古丧葬礼俗中宗教因素属性时，一定要注意墓葬中各种宗教因素间的这种“混合”状态。

诸多的观点都应和了太史文关于做功德的认识：在中国中古时期，做功德并不局限在某一种特定仪式，而是整合所有仪式的结果，其中就有东亚最重要、最完备的仪式，这就是安置尸体的葬礼，以及其后的持续四十九天乃至死后多年的纪念活动。（参见太史文《疗以善业：中古佛教患文》）

这种整体观照意识还表现在作者对文献材料的整体认识。因为有一些墓葬案例是在墓主丧葬活动实施的丧或祭的部分有佛教参与的可能，但是在葬的部分（即墓葬遗存）中却未能显现丁点儿的佛教因素，如此一来，对墓志、历史文献中确载的墓主宗教信仰信息的捕捉就显得非常必要，但是无形之中也扩大了该书的研究对象，使得墓葬佛教因素演变的考古学研究更加深入而全面。此外，本书在立论过程中还非常重视空间分析的方法。如探讨四川地区摇钱树佛像时，作者强调应当关注其位置处在一个向上升仙过程中的一环，这种注重遗存空间的分析方法使简单的器物延展成复杂的结构及组合，平面的空间变成了仪式进行的立体场景。与整体观照的研究意识相比，空间分析强调考古材料的位置及组合，更偏向一种研究视角和方法，能够使单一的材料复杂化，发掘出材料自身所具有的多维度信息。

三是图文互补，兼容并重。一方面表现为图文并茂的版式特色，数百幅插图涉及遗存及图像的分布地形图、平面图、剖面图、空间示意图、透视图、实物照片、临摹图、线描图、拓本等，还有大量的分析图表，增强了该书的可读性和学理性。另一方面，在侧重遗存图像的同时，也注重引用大量历史文献、出土文献、佛教典籍以及笔记小说等材料，尤其是对大量墓志、碑铭、题记、哀册、告身、买地券、衣物疏等墓葬出土文献的收录，极大地丰富了该书的论据材料，弥补了墓葬中图像遗存反映丧葬礼俗完整过程和信息时的局限。这种将考古学、图像学与文献学研究方法兼容并重的研究路径，更加全面而立体地展示了整个中古墓葬空间及丧葬礼俗中佛教因素演进的内外全局和清晰脉络。

当然，该书也存在一些美中不足的缺憾之处。譬如各章节搜求资料细密繁杂，但限于篇幅又不能逐一展开叙述，若能以附表形式全面刊布图像资料信息，则能更好地惠利学界。另外，对一些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墓葬佛教图像的宗教内涵发掘不够深入，对佛教因素折射丧葬礼俗变化的路径分析稍嫌单薄，对不同时期相同类型的佛教因素的演进与嬗变过程及不同时期丧葬礼俗变革的贯穿性讨论也略显乏力不足。许多地方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作者铺垫了大量的材料基础，似乎要试图对表象背后的潜在内因进行发掘和讨论，但却又戛然而止，令读者感到一种沧海遗珠之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