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史金波︱万里同行 调研西夏——怀念白滨先生

摘要: 白滨教授于今年6月2日因病逝世。3日凌晨其夫人来电话告诉我这个不幸的消息,我当即表示沉痛哀悼,并请家属节哀,询问了后事安排。放下电话后我即向西夏研究微信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离退休老干部群发了白滨先生去世的消息,学界同仁一片怀念哀悼之情,令人唏嘘感动。白滨先生一生从事包括西夏研究在内的民族研究,勤勉认真,不懈调研,踏实写作,孜孜 ...
白滨教授于今年6月2日因病逝世。3日凌晨其夫人来电话告诉我这个不幸的消息,我当即表示沉痛哀悼,并请家属节哀,询问了后事安排。放下电话后我即向西夏研究微信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离退休老干部群发了白滨先生去世的消息,学界同仁一片怀念哀悼之情,令人唏嘘感动。
白滨先生一生从事包括西夏研究在内的民族研究,勤勉认真,不懈调研,踏实写作,孜孜矻矻,成就斐然,做出了卓越贡献。
我与白滨先生相识、相知60年,多次联袂长途出差调查,足迹遍及西夏故地,远及俄罗斯,同时共同研究,合作出版著作5种,发表文章近20篇。我们合作时间之久,调研范围之广、行程之长、联合发表成果之多,在学术界可能不多见。回想起我们密切合作的情谊,心潮澎湃,难以忘怀!
1962年,我考取了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王静如先生的西夏文研究生。当时王先生恢复西夏研究不久,随后所里将王先生挑选的本所历史室的白滨和语言室的应琳配备给他做助手,显示出所里对西夏研究的重视。当时王先生身体不好,基本不上班,白滨在王先生办公室工作,负责抄录苏联西夏学家聂历山教授出版的《西夏语文学》中的资料。我与白滨同门同业,自然来往较多。当时我每星期到王先生家听课一次,此外就是抄录学习《番汉合时掌中珠》,有时和白滨一起帮助王先生干些借书、起草来往信件等杂事。王先生血压较高,听说吃山药可治高血压。我和白滨便在王先生楼下的空地上深挖土地,种上山药。
白滨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他们班一是调干多,很多学生从工作岗位调来学习,年岁较大,而白滨是从中学考入的,基础比较扎实。二是到民族地区调研多,当时正值全国民族大调查,中央民族学院的师生很多参加了民族调查,白滨先后参加了福建畲族和西藏藏族的两次调查。三是名家授课多,当时历史系本身就有一批著名史学家,又从北京大学等学校聘请一些知名教授来授课,更显名师荟萃。白滨在中央民族学院学习和调研的积累,为他的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我和白滨白天同在2号楼办公,晚上都住在6号楼单身集体宿舍,关系密切。然而最密切的关系还是朝夕相处的出差调查。
一  敦煌之行  描绘西夏
王静如先生与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先生在法国留学时即认识。1964年常先生与王先生交换意见,莫高窟和榆林窟有不少西夏文题记,大家都不认识,两窟群中有多少西夏洞窟也不清楚。两位先生协商由敦煌文物研究所和民族研究所共同组成敦煌西夏资料工作组,对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等处的西夏洞窟时代、分期、壁画艺术、文字题记等作专题考察。此计划得到民族研究所领导批准,成立了由两位先生领导、组织的调查工作组。白滨和我都随王先生参加调查组。临行前民族所副所长、党委书记王利宾同志找我和白滨谈话,做了具体指示。我和白滨于当年8月27日先期乘火车到兰州打前站,安排有关具体事宜,为王先生到来做好准备。经过两天两夜的行程,我们到达兰州火车站后,便去宾馆住宿。后来才知道,原来常先生带小车亲自到车站接我们两个小人物,因互不认识而错过,这使我们二人感动异常。王先生乘飞机到兰州后,与常先生和管辖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甘肃省文化局领导谈判合作调研事宜,白滨和我联系有关部门,参加会谈,做好记录,会后在王先生授意下修改协议草稿。白滨还负责出差经费、行程等事宜,工作认真细致。期间常先生邀请王先生到他家中做客,白滨和我有幸随王先生参加。
当时从兰州到敦煌莫高窟要先乘坐火车到达柳园站。王先生、白滨、我和甘肃博物馆的陈炳应一行乘火车从兰州北站出发,次日到达柳园站。从柳园到莫高窟还有约300里。常书鸿先生事先安排好,恰巧他带车送考察完莫高窟的智利专家到柳园,返程接我们到敦煌莫高窟。两位老专家都已60多岁,和我们一起在土路上颠簸。特别是常先生往返劳累,不辞辛苦,令人钦佩。
那时敦煌莫高窟虽经常先生等专家的经营维护,有很大改善,但限于当时条件仍显一片荒凉,基本上没有游客。当时文物研究所有二三十位工作人员,生活、工作条件很艰苦,洞窟外的护栏尚未完全修好,每天爬上爬下,很不方便,有的地方很危险。在我们工作期间,东北鲁迅美术学院考察敦煌泥塑的李仁章老师,从临时搭建的脚手架上摔下来。当时正好我也从洞窟下来,见他摔下,便赶紧喊人抢救。他被送往敦煌县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令人悲痛惋惜。后在莫高窟为他开了追悼会,其学院副院长徐灵先生赶来参加。1964年在敦煌西千佛洞考察,左二常书鸿,右二王静如,中间为徐灵,左一白滨,右一史金波

1964年在敦煌西千佛洞考察,左二常书鸿,右二王静如,中间为徐灵,左一白滨,右一史金波

在莫高窟,喝水是一大困难。莫高窟下流淌着的党河水碱性很大,一杯开水倒在地上,晒干后现出一层白碱。这种水口感苦涩,喝了会泻肚,要经过较长一段时间适应后,才会停止腹泻。当时为照顾王先生,给他饮用的是从敦煌城里拉来的“净水”,而白滨和我则只能喝河里的碱水。这样我们在敦煌工作期间,经常处于拉肚子的痛苦境地。
我们工作组还请当时已有名气的石窟寺研究专家、北京大学宿白先生作顾问,敦煌所党支部书记、常所长夫人李承仙任秘书长。文物研究所有万庚育、刘玉权、李侦伯(摄影师)等参加。当时工作组分为两组,一是在王先生领导下,由我和陈炳应抄录各洞窟的西夏文题记并进行翻译。一是在李承仙组织下,文物研究所的万庚育、刘玉权和白滨,考察相关洞窟的壁画流变和风格。宿白先生来到莫高窟后,具体指导西夏洞窟艺术考察,结合题记做出时代排年。白滨过去没有接触过洞窟艺术,但他跟随宿白先生等专家认真考察洞窟,聆听他们的分析和讲解,认真记录考察各洞窟的情况。他既有文字记录,又有图像的描摹,先后对莫高窟、榆林窟以及西千佛洞记录了数百张卡片。我见他写画的卡片中有洞窟壁画布局,有各种装饰图案,有不同类型的花边,如卷草纹、忍冬纹、几何纹等,摹图越来越有模有样,颇有几分专业色彩。白滨心灵手巧,对新知识有学习兴趣,他所记资料对洞窟排年很有参考价值。
榆林窟是莫高窟的姊妹窟,其中也有西夏洞窟。我们在考察后期按计划到榆林窟工作。9月30日我们一行13人去榆林窟,乘坐文物研究所的大卡车,王先生坐在驾驶室中,其他人都挤坐在卡车车厢里。当天早晨启程,车子行驶在没有人迹的戈壁滩上,眼望天际,辽阔空疏。车后扬起长长的车尘,若一停车,扬尘倒灌,弄得车上人都灰头土脸。途中还看到海市蜃楼,远看天边有楼宇城市,树木森林,忽隐忽现,漂移不定,非常神奇。莫高窟到榆林窟途经安西县(今甘肃省瓜州县),在那里购买了些米面、蔬菜和一只屠宰好的羊。从安西县到榆林窟基本是无路可走,汽车按方向在荒原和山间行进,颠簸异常,行进很慢。到达榆林窟时天已是晚上9时许。300里的路程走了整整一天。这里无房,我们集体住在看守榆林窟的道士居住的山洞中。白滨和我忙着从车上向洞窟搬运物品、器材等,并搀扶照顾王先生,给他和宿白先生架好行军床。第二天早晨始见到榆林窟全景,榆林河流贯山谷,两侧山崖上各有不少洞窟。我们用实地考察洞窟来庆祝15周年国庆。白滨和我搀扶王先生考察比较容易行走的洞窟。在榆林窟的几天时间,白滨和我还是按照原来承担的任务分头工作,我们两人攀爬能力较强,几乎考察了这里的所有洞窟,与西夏相关的洞窟是重点。这里有成系列的西夏供养人,其旁边有西夏文汉文对照题款,还有大面积西夏文题款,都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在这里我们收获满满。1964年 考察榆林窟 后排左三王静如先生、左四宿白先生,左二李承仙先生、右一李贞伯先生,右三白滨,左一史金波,前排中为刘玉权,左一为陈炳应

1964年 考察榆林窟 后排左三王静如先生、左四宿白先生,左二李承仙先生、右一李贞伯先生,右三白滨,左一史金波,前排中为刘玉权,左一为陈炳应

在敦煌工作期间,近3个月几乎与外界隔离,过着单调的面壁生活,头发都留得很长。游览敦煌附近的月牙泉算是我们的一次业余活动。一个星期天早晨,白滨、刘玉权、陈炳应和我,搭乘研究所去敦煌城里拉东西的卡车,来到距莫高窟40里的敦煌县城,下车后徒步行约10里路。这里几乎无路,我们过农田,踏沙碛,后登上一高高的沙岗,向下瞭望,惊喜异常,看到了形似一弯新月的月牙泉。月牙泉处于鸣沙山环抱之中,历久而不被掩埋,成为奇观。我们几个人从高高的沙梁上坐着溜下,像小孩子一样开心。我们在沙山下的月牙泉周围欣赏了美丽的风光,参观了寺庙建筑,乘兴而归。
敦煌有壁画的洞窟近500个,其中保存着一千多年间各个历史时代的绘画、雕塑艺术珍品,是享誉世界的艺术宝库。我们在那里工作期间,手里拿着大串的开洞窟门的钥匙,徜徉在艺术的殿堂中,每天都在领略千年艺术的风采,感到心灵的享受和求知的满足。1964年在莫高窟白滨、史金波一起考察洞窟

1964年在莫高窟白滨、史金波一起考察洞窟

11月结束了调查,宿白先生在回京前,根据对大量相关洞窟的认真考察,结合西夏文题记翻译初稿,系统分析总结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洞窟的大致范围、分期设想和各期的特点,常先生和王先生也做了重要讲话和工作总结。工作组初步得出结论:两窟群共有80多个西夏洞窟。这便大大改变了过去对敦煌洞窟布局的认识。这些新的认识为敦煌学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使西夏学增加了重要内容,开创了西夏艺术研究,拓宽了西夏佛教研究,加深了对西夏社会的认识。
我们回京后,白滨和我按计划分头做艺术资料和题记的整理翻译工作。但1965年夏白滨和我都被派往内蒙古参加“四清”,一年后返京,接着是长达十年的“文革”。西夏洞窟考察项目被迫中断。
“文革”结束后,两单位参与西夏洞窟调查的业务人员,分别发表相关论文,如王静如先生的《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中的西夏壁画》,万庚育的《莫高窟、榆林窟的西夏艺术》,刘玉权的《西夏时期的瓜、沙二州》,白滨与我合作的《莫高窟榆林窟西夏资料概述》、《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题记研究》等。尽管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洞窟的调查研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成果,但上述论文也已给西夏洞窟研究打下了一个基础。
二  西北之旅  周游西夏
在“文革”期间,我们所在的“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是运动的重灾区,老干部、老专家遭受批斗,群众分成两派,相互斗来斗去。白滨也因莫须有罪名被另一群众组织长期关押,受尽折磨,并殃及家属。后来白滨几次向我谈及此事,心情激动难平。1970-1972年我们都被下放到河南信阳“五七干校”劳动。
“文革”结束前夕的1975年,“学部”在“大联合”的形势下恢复业务工作。西夏研究也被列入研究计划。
1975年我们听到我所一位调到保定工作的同事说,保定市莲池公园发现有西夏文石碑。我和白滨向所里申请后,到保定调查。我们在保定市莲池公园看到确有两件套六面石幢,每件有幢座、幢身和幢盖三部分,幢身刻有西夏文和汉文,分散凌乱地躺卧在地上。我二人合作拓制拓片。1964年我们自敦煌返京路过西安时,参观西安碑林博物馆,认真观摩了拓碑师傅的工作流程,还询问了有关细节,此次有了试验用武之地。我们事先准备了宣纸、墨汁、刷子、拓包、中药白芨等。用拓包捶拓时,多是白滨操作,他细致耐心,一丝不苟,拓片质量良好。
拓完拓片,我们又到出土石幢的保定市郊区韩庄调查,查看出土石幢的遗址台地(原寺庙遗址),又到村内与老乡座谈,了解原来此处的家族、寺庙以及石幢出土的情况等。我们还到保定市图书馆查阅了《保定府志》《清苑县志》等。这次调查既收集了有关西夏后裔的重要资料,又是我们外出调查的一次练兵。
1976年是中国的多事之秋。1月周总理去世,不久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我和白滨早有考察西夏故地的设想,此时乘机外出调查,打算遍走西夏主要地区。在得到所里批准后,我们开始了西夏故地之旅。白滨和我都是出身农村,能吃苦耐劳,体力也好,又有搭档出差的经历,配合默契,期间也遇到了很多困难。
我们从北京出发,火车、汽车加徒步,虽经路途奔波之累,但一路收获颇丰。首先我们路经山西太原,发现了西夏钱币。进入陕西,在西安经过一番周折,在陕西省碑林博物馆找到了西夏传递皇帝命令的御用“敕燃马牌”,类似鎏金文字符牌,除此外仅历史博物馆存藏一副。在西安市文物管理处发现了西夏皇帝御制的西夏文泥金写经等珍贵文物。说起来,还有一段小插曲。我们持介绍信来到文管处,就吃了闭门羹。接待者说单位人都下去帮老乡收麦子,无人接待。我和白滨便对接待者说:我们两人去帮你们收一天麦子,过后你们腾出一人接待我们一天。可能我们的执着和志诚感动了接待者。第二天我们便如愿以偿地被接待了。在他们的一个临时库房中有一个箱子,无序地放着一些纸页。我们一一打开查看,竟多是西夏文文献,其中包括上述泥金写经,十分罕见。后来白滨和我与文管处合作撰写了有关研介论文。
我们从铜川入陕北,自延安再向北进入西夏故地,一个县一个县地考察。县城之间多有长途公交车,而在县城之下的农村则往往没有公共交通,只能步行。在米脂县,我们访问了西夏第一代皇帝元昊的祖父李继迁的出生地——李继迁寨,考察了据说是李继迁用过的窑洞,访问了老乡。这里也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的家乡。在靖边县,我们踏察了北上的党项族第一个政治中心——夏州遗址统万城,俗称白城子。史载其城墙系5世纪初建立大夏国的鲜卑族首领赫连勃勃以糯米汁夯土筑成,劲弩不入。现在的城墙等建筑遗存仍呈白色,坚如水泥铸成。原来学术界都以为此城址在横山县,我们实地考察后得知确切地址在两县交界的靖边县一侧。在横山县,我们观摩了小小的博物馆,里面竟有不少西夏文物。1976年与白滨考察统万城遗址

1976年与白滨考察统万城遗址

我们从定边县过盐池,进入宁夏。那里的西夏遗迹更多:银川市是西夏首府兴庆府,市内存有西夏早期建筑后经重修的承天寺塔;西郊有规模宏大的西夏陵园,星罗棋布地矗立很多陵墓遗存;贺兰山下有拜寺口双塔,形影相吊;黄河青铜峡岸边有一百零八塔,承三角形塔阵;北部有出土很多文物的省嵬城遗址,轮廓清晰。
我们再从宁夏进入甘肃河西走廊,这里也是西夏重要的一翼。在兰州,我们参观了富藏西夏文物的省博物馆,在那里见到了同行熟人老朋友陈炳应,并得到博物馆允许,拍摄了原天梯山石窟和武威小西沟岘出土的西夏文献文物。白滨和我一起拍照西夏文物。当时使用的是装胶卷的老相机,每拍一件文献次都要调整光圈、速度和距离,工作繁琐而紧张,我俩娴熟配合,紧张有序。
此后我们到武威,参观了地区博物馆和县博物馆,考察了著名的《重修凉州感通塔碑》,并进山考察前不久出土了很多西夏文物文献的小西沟岘山洞。小西沟岘当时属张义公社。从武威到张义通长途车。白滨和我早晨乘车从武威出发,近3个小时到达张义,下车后步行到生产队,出示介绍信并说明来意,请他们派人帮我们引路。一位老乡带我们进山,走了一段山路后,老乡指着一处离山脚七八丈高的山崖上一个狭窄的山洞告诉我们,这便是出土西夏文物的山洞。我们费力用四肢攀登山崖,进洞后看到里面空空如也。原来附近老乡们在山洞中挖找中药五灵脂(蝙蝠粪),发现了很多写有不认识字(西夏文)的纸张,认为是天书,烧掉能免灾,于是老乡们将得到的这些纸张多烧掉了。当文物考古部门知道此事后,便对此山洞做了清理发掘,又发现了一批文物,同时也从老乡手中收回了部分文物。遥想当年西夏时期,有僧人在这偏僻的山洞中读经修行,不禁对西夏的佛教和社会有了一层新的理解。1976年与白滨一起考察的甘肃武威小西沟岘山洞

1976年与白滨一起考察的甘肃武威小西沟岘山洞

考察完成后,白滨和我又步行赶到张义,到长途车停车的站牌下,才知今天最后一班回武威的长途车早已过去,要回武威需等明天。当时农村没有旅店,无法住宿,我和白滨行程安排很紧,想当天返回武威。我们见路边有候车人打招呼拦路过的汽车。我们也照样见汽车经过便伸手示意,想拦车搭乘。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一辆拉煤的军用卡车在我们的示意下停下来,我们向在驾驶室的两位解放军拿出介绍信,说明身份,希望搭车回武威。两位解放军答应了我们。我们二人高兴地爬上后面装满煤末的车厢,煤上面有一备用的汽车轮胎,正好可坐在上面。一路上卡车行驶很快,让我们领略了传说中解放军开车快的风采。车上的煤灰不断刮到我们脸上、手上,后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成了大黑脸,相视而笑。车快加上路况不好,颠簸十分厉害,我和白滨两人不时被颠起来,只好用手拉住上面用来支撑车棚用的铁条,以保持平衡。有一次被颠起来,白滨落下时没有坐到橡胶车胎上,而是落在了车胎中间的铁轮上,尾椎骨被撞击受伤,疼痛不已。我们怕两人的尊容进城吓着旁人,便商议提前在城边下车,借用一个修建工地的水管冲洗了脸和手,方步行进城回旅馆。到旅馆首先想洗澡,二人脱衣服一看,两人的整个胳膊、大腿全糊满了黑黑的煤面。白滨受伤,行走不便,但他仍咬牙坚持,不改变行程,其忘我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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