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考古”是考古学中重要的分支学科，也是考古学中极其重要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工具。可以认为，只要从事新石器时代至历史时期的考古，发掘中相遇的遗物，数量最大者就是陶瓷器或相关标本。为此，认识陶瓷器的时代、器形、文化类型、窑口、制作技艺等是考古学训练中最重要的学术要求之一。

为什么陶瓷考古如此重要？

首先，陶瓷的发明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人科动物出现于大约 700 万年前，但是目前发现的能够制作石器或开始创造“石器文化”的人类还没超过 320 万年，而陶器的发明更是人类 2 万年以内发生的重大事件。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制作“石器”固然伟大，但它改变的还仅仅是材料本身的形态而不是材料的性质。只有“陶器”才把泥土、水、高温及产生高温的“腔体”（即“陶窑”），加上人类的造器能力融合在一起，让人类第一次在改变自然材料性质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全新的文化成就，其中蕴含着原始的物理、化学、数学、材料学、美学、工艺学等方面的智慧与知识，而这些包含着丰富智慧与知识的新型“工业文化”恰恰是后来青铜器、铁器等工业时代相继产生的重要条件。陶器的诞生，实际上彻底改变了人类的文化面貌和文化进度，正因为如此，还有学者提出人类历史上存在一个“陶器时代”。

其次，陶瓷具有广泛的文化创造性。陶器原料是随处可见的普通黏土 ；瓷器原料为瓷石、高岭土、木节土等，产地相对较少。陶瓷材料的最大特点是其器形可塑性、功能适用性极其广泛，迄今的考古发现包括了容器、炊器、饮器、食器、陈设器、葬具、明器、宗教用品、艺术品、工具、模具、建筑用材、乐器、礼器、玩具、花器、武器、酿造用品、溺器等。可以说，在古代世界，没有任何一种材料拥有如陶瓷这样广阔的实用性及其与人类几乎所有生活形态都发生关联的文化形态。为此，考古学家开展田野调查、勘探、发掘以及科技考古时，都会十分注意古代陶瓷实物资料的获取与研究。今天，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大中型综合性历史博物馆内，收藏品或陈列品中数量最大的应该非陶瓷器莫属。

第三，在考古学上陶瓷器是探索和认识人类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创造性、多样性、特征性、演化性、交流性等诸多问题的核心资料。陶瓷原料、成品、技术等具有特定的地域性和时代性，也与特定的人群相关联，为此，要研究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及其演化规律，没有陶器的分析几乎难以完成。陶瓷器也是探索特定聚落中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经济往来、消费水平、审美情趣等问题的重要信息来源。特别重要的是，陶瓷器还是考古学家进行地层叠压关系分析及墓葬、灰坑、窖藏等遗迹断代，器物类型学分析和科技考古研究方面的首要材料，也是认识陶瓷类产品从生产、运输流通到消费人群以及窑口、窑系等若干问题的关键证据。陶瓷类建筑用材如砖、瓦、瓦当等，其最早发明国是中国，它们是研究不同时期以及不同建筑形态、等级、技术、质量、风格、特征以及建筑文化传播的宝贵证据。陶瓷类艺术品、陈设器、宗教用器等是反映不同地区、时代、族群精神文化风貌与水平的直接素材。总之，古陶瓷是开展工业考古、经济考古、交通考古、文化考古、美术考古、环境考古、建筑考古、技术考古、社会考古等多个学术方向研究的不可缺少的科学资料。

第四，陶瓷器是古代中国走向世界的“文化使者”。考古学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陶器和瓷器的地区。在江西万年仙人洞和湖南道县玉蟾岩两处洞穴遗址都发现了距今 2 万年左右的陶器，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陶器遗存 ；在浙江东苕溪流域和福建永春县境内都发现了相当于夏代中晚期的原始瓷生产遗迹，到商代，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就都拥有了相当发达的瓷业生产成就。早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瓷器已经到达东亚邻国，唐代真正形成跨越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陶瓷之路”。明代西方人称中国瓷器为“chinaware”，清代就干脆把中国称为“china”。毫不夸张地说，通过中国古代瓷器的全球性贸易考古或陆、海丝路陶瓷考古，才能真正认识古代中华文明的世界性影响。

当然，陶瓷考古的内容远不止以上所言。不过，仅就于此，已经可以大略了解“陶瓷考古”的多方面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