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25日下午三点半，中国人民大学2022年通州考古实习“学习考古、认识北京”系列讲座第四讲——“跌宕起伏——从考古发现看魏晋北朝时期的北京”，在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通州临时工作站内顺利举行。讲座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韦正教授主讲，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王晓琨副教授主持，陈晓露副教授、达吾力江老师以及中国人民大学2019级全体考古学本科生现场参加，同时部分师生线上参与讲座。

图一 讲座海报（陈昕淼设计）

本次讲座，韦正老师首先介绍了魏晋北朝时期北京考古的地理背景和学术史背景。在这一时期，北京的地理空间范围仍以秦汉时期的燕北五郡为中心。目前已有部分学术研究以魏晋北朝时期的北京为主要研究对象，其中董坤玉《北京考古史·魏晋南北朝隋唐卷》包含了北京魏晋南北朝时期基础的考古材料，并结合历史背景对材料进行了分析；除此之外，有代表性的重要研究论文还包括胡传耸《北京地区魏晋北朝墓葬述论》、姚庆《北京地区魏晋北朝时期考古研究现状》、张利芳《北京地区北朝墓葬初步研究》（待刊）、《北京地区中古时期墓葬文化变迁研究》（待刊），这些论文以北朝时期为落脚点，将研究视角扩大到中古时期，通过考古材料定位北京史。从时代的宏观视角来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全国大部地区都处于普遍萧条的状态中，由此出现了人口在大型都邑相对集中的景况，而这一时期的北京并不属于大型都邑的范畴，因此在总体上呈现出萧条衰退之状，但也有一定起伏，尤其是在北朝晚期上升之势显著。

图二 韦正教授在演讲

随后韦正老师从墓葬和佛教遗存两方面入手，详细梳理了北京地区魏晋北朝时期的考古材料，并结合出土遗物探讨了墓葬编年。魏晋时期有纪年或具有纪年意义的墓葬包括延庆小河屯泰始二年墓、顺义区大营村M8、海淀区八里庄墓、八宝山华芳墓。延庆小河屯出土刻有“泰始二年（266年）”纪年铭砖志，这是北京地区目前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纪年墓，墓志上的“居庸”二字展现了居庸县名的悠久历史。海淀区八里庄墓出土刻有“正始五年（244年）”铭文的铜弩机，但是由于弩机作为实用器可以使用很长时间，故而不能以此为墓葬断代的依据，而且出土的樽与出土陶俑的发型服饰特征，更像西晋的风格；类似的陶樽和俑也出土于房山区小十三里西晋墓、房山区服装厂墓。石景山区魏晋墓出土石椁后壁绘家居图，为典型的生活居住场景，墓主人手执麈尾，头戴官帽，墓葬等级较高，但是壁画绘制粗糙，可能是受社会衰落和战争的影响。延庆大营村西晋墓出土陶壶有草原特色，同时也出土了与顺义区大营村M8、房山区小十三里西晋墓等墓葬的出土器物相似的陶樽、鸭形器、小罐等。石景山区八宝山西晋华芳墓则可能代表了北京地区西晋大型墓葬最后的辉煌，该砖室墓只有单个墓室，但建有两道墓门，同时墓志中还记载华芳的安葬活动有甲士护丧，以考古材料与文献对照，体现了墓主人华芳的命妇身份和丧葬等级。

魏晋墓葬中出土的遗物也反映了北京与其他地区的联系。顺义区泰始七年（271年）的大营村M8，出土双耳、颈部带戳点纹的陶罐，说明可能在西晋初年，鲜卑游牧文化就已影响到北京山南地区；M3和M4均为单边双室刀把形墓，具有一定的地方特点，东汉时期的北京地区墓葬就已出现这样的形制。华芳墓中出土银铃可能受到域外或草原文明影响，但整体寓意仍然是中国式的吉祥和仙界之乐；北京顺义临河村北朝墓出土的蝉纹金铛、金镯属于女性朝服之物，暗示了北京与洛阳在政治上的深刻联系；而延庆康庄镇刁千户营村出土的陶俑更是直接来自或仿制于洛阳的典型之物。房山水碾屯墓和西郊景王坟中出土有酱釉小罐，体型较小（而精美）。类似小罐，以往多发现于大型墓葬，以往研究认为酱釉小罐类器物多用来盛放香料等高级物品，而北京地区发现的酱釉小罐类器物的形制很有地方特色，当是对洛阳常见器形的地域性改造。

相比于魏晋墓葬，北京地区十六国墓葬数量很少且缺乏纪年证据。北魏时期，北京地区的文化在考古材料上表现得与平城极其相似，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地域特征。北魏墓葬具有鲜明的鲜卑墓葬特点，皇兴三年（469年）房山岩上M1、太和十一年（487年）房山岩上M2都呈梯形；孝文迁洛之后的墓葬，如大兴新城北区M10（景明四年，503年），则呈现一种折中于西晋的方形和鲜卑的梯形之间的形态。北齐墓中，北京王府仓北齐墓呈半圆形，可能受山东地区圆形墓的影响；清华大学北齐墓中出土陶俑则与太原地区的类似。北魏时期的北京山南平原地区出现典型的鲜卑墓葬，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如果与北京史上更早时期如春秋时期相比，如盛极一时的玉皇庙文化就未曾分布到山南地区，可见北魏时期北京的鲜卑化程度大大加强；到了北齐时期，北京的文化又同时体现了山东、山西等地区的因素，在这一时期，北京逐渐再次成为辐辏之地。

之后，韦正老师大致介绍了北京地区出土和收藏的相关佛教遗存，包括佛像、石刻等，如延庆宗家营大代铭造像。国内外有共有十余尊和延庆宗家营大代造像类似的鎏金释迦牟尼佛像，其中一尊佛像上有“安熹县”地名，从而（增加：可）推断这些佛像的产地很可能是河北定州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北魏时期定州是平城、洛阳和邺城之间交通网络上的重要节点，北京北部的延庆、怀柔、密云一带处于平城与东北之间的交通线上，其重要性超过山南平原一带。

最后，韦正老师总结，北京地区的魏晋北朝时期的历史与文化状况再现了那个时代跌宕起伏的特征。魏晋时期北京地区延续了汉代的局面，十六国时期突然中衰，至北魏有所恢复，胡风鼎盛，直到北齐时期，北京地区才又缓慢地展现出辐辏之地的特征。十六国北朝时期，北京山南平原地区并无交通枢纽的重要地位，与后来的辽金元时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是由当时的都城位置和政治格局决定的。总之，魏晋北朝时期的北京大致与先秦时期的北京相似，均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而到了魏晋北朝之后，北京就一步步向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心走来。

随后，进入问答交流的环节。王心玥同学提问：如何辨识不同时期的，能够区分等级的重要器物。韦正老师指出，首先应该根据考古材料而不是文献，同时，进行判断时不能违背常理。比如判断官员身份，古今差别很大，今天官员的服饰多与身份无关，但古代服饰多具等级性，但最能彰显官员身份的是仪仗用品；如华芳墓中展示的那样，下葬时的场景最能显示自己的高贵身份和当时所享受的待遇，所以我们看到的很多随葬的俑都是下葬时用来表现自己身份的物品。还有，有些身份或等级标志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如华芳享受的甲士护丧的命妇待遇，只见于墓志铭文而并无对应的随葬品。

线上冯鹏锦同学提问：在曹魏西晋时期提倡“不封不树”的薄葬葬俗背景下，顺义大营村墓葬有封土且作窄长的长条形，是否是北京地区魏晋墓葬独有的地方特征。韦正老师指出，洛阳地区的正始八年墓、曹休墓等墓葬，由于历史过于久远，已无法知晓当时是否存在封、树情况；且在目前来看，“不封不树”理念在地域性、时代性、执行力度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到西晋时在洛阳地区的墓葬可以看出“晋制”痕迹，但是“晋制”概念的适用范围有限，而且很多时候墓葬是家庭或家族行为，很难和制度挂钩。

李雪婷同学对铁镜和铜镜、铁釜和铜釜的发展过程提出问题，韦正老师解释，和铜相比，铁是较后才被发明的新材料，“具有物以稀为贵”的特点，而且铁镜的镶嵌工艺精美且使用效果不亚于铜镜；而铜料则更高级，（早期）多为贵族使用，（后来）更多用于制成箭镞和钱币等物。釜的发展则和工艺有关，铜釜可以铸造也可以锤揲，在早期阶段制作较多；铁釜则只能铸造，但铁釜一旦流行就可以迅速替代铜釜。

常成同学提问：在做考古研究时，如何在梳理作为物质材料的墓葬和考古遗迹现象的基础之上，兼顾与历史学的有机结合，韦正老师指出，很多考古材料都没有“责任”也没有能力回答历史问题，用考古材料关照历史，需要对历史极其熟悉；若是考古材料显示的是大范围的时空变化，可能可以与宏观的历史背景结合，但是大多数墓葬材料都非常具体，需要在建立宏观大格局的基础上，再探讨中层或者更为具体的问题。

最后，老师们对讲座做出总结。陈晓露老师谈到，韦正老师为同学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研究路径的示范，即使是简单的材料，通过认真研读，也能将它的有效信息提炼出来。这需要很多积累，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在总结对待前人研究的时候，要考虑和理解发掘时代的条件局限，也要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迷信权威；接触到材料之后，需要不拘泥于材料，在收集整理时保持自己的清晰思路，最后还要超越材料，与历史问题和历史意识结合，用材料反映出人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的状态和变化。

王晓琨老师感谢韦正老师精心准备的讲座，并提到在考古学研究中，材料是基础，一点点积累了材料之后，才会形成更深的宏观上的认识；韦正老师“跌宕起伏”的讲座，既为我们开阔了眼界，也为我们展现了学术规范，相信同学们对魏晋北朝时期北京地区的考古学相关问题有了更多的认识，也能够从中得到更多启发。

摄影：陈昕淼

文字：王尔雅

审核：韦正 王晓琨

来源：人大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