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内容摘要：榆林窟第3窟为敦煌石窟群中最具代表性的大型洞窟之一，学界对其开凿时代存在不同意见，主要有西夏说、元代说两种，需要从多方面出发做出综合判断。该窟艺术水平极高，具有皇家艺术风格，但这个皇家不可能为西夏，只能为驻守瓜州的蒙古豳王家族。西夏国时代的瓜沙荒凉而落后，远不比元代之繁荣，元代后期的敦煌西夏遗民人数众多且地位很高；窟中 ...

内容摘要：榆林窟第3窟为敦煌石窟群中最具代表性的大型洞窟之一，学界对其开凿时代存在不同意见，主要有西夏说、元代说两种，需要从多方面出发做出综合判断。该窟艺术水平极高，具有皇家艺术风格，但这个皇家不可能为西夏，只能为驻守瓜州的蒙古豳王家族。西夏国时代的瓜沙荒凉而落后，远不比元代之繁荣，元代后期的敦煌西夏遗民人数众多且地位很高；窟中著名的《酿酒图》反映的是蒸馏酒的酿制过程，这是元代以后才有的事，不可能归于西夏。以上二因素有助于证明，榆林窟第3窟当为元代敦煌西夏遗民所营建，而非西夏国时代之遗物。

关键词：榆林窟第3窟；西夏；蒙古；皇家石窟；酿酒图

一、榆林窟第三窟营建时代诸说评议

榆林窟第3窟乃敦煌石窟群中最具代表性的大型洞窟之一，关于其营建时代，学界研究者众，但言人人殊，大体可归纳为三种观点。其一为元代说，早在20世纪40年代，敦煌文物研究所对榆林窟调查的结果显示，榆林窟第3窟开凿于元代。[1] 兹后，向达明言榆林窟第3窟“虽成于西夏人之手，然已是元代之西夏”。[2] 近年，赵声良撰文认为“榆林窟第3 窟的山水画作于13 世纪初、中叶或者以后的可能性比较大”。[3] 其二为西夏说，刘玉权、毕丽兰（Lilla Russell-Smith）、王惠民、沙武田、贾维维、宁梵夫（Max Deeg）等主此说，而且认为其可作为西夏窟的代表。[4] 其三为西夏—元代说。2009 年，日本学者田中公明在第四届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提交《关于安西榆林窟第三窟中的所谓“胎藏界曼荼罗”》一文，指榆林窟第3窟当开凿于西夏或元代。[5] 刘永增于2014年刊文2篇，十分吊诡的是，二文对榆林窟第3窟的断代迥然有别，《瓜州榆林窟第3窟释迦八相图图像解说》将其称作西夏窟，[6]《瓜州榆林窟第3窟的年代问题》却又言为元代中晚期之物，并据甬道壁上的西夏供养人像而认定洞窟开凿于西夏国时期。[7] 以何者为是，不得而知。

总体而言，上述观点虽各有所秉，但有的失之简略，如秉持西夏说者，除了石窟中的西夏供养人像和西夏文题记外，几乎没有给出任何有力的证据，持元代说者，也只是简略提到蒙古人形象、元代官职等，缺乏详细考证；有的则失之对史实的误读，如论证所秉持的西夏开凿、元代重建之说，把原本属于同一时代之遗物分解为不同时代，而且自我矛盾。如此种种，使问题争讼既久，却始终无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笔者近期关注元代敦煌的历史与文化，觉得对晚期石窟的壁画，如果脱离历史背景、脱离纷杂的民族文化多种要素，仅从汉文化或某一民族的立场出发来对晚期石窟进行分期断代，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故而不避浅陋，着力予以探讨，与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刘璟博士合力撰成《榆林窟第3窟为元代西夏遗民窟新证》一文，认为榆林窟第3窟为元代皇家而非西夏皇家窟，[8] 唯限于篇幅，言犹未尽，这里再就其中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提出一得之见，以求教于方家。

二、榆林窟第3窟为西夏“皇家艺术”说驳议

榆林窟第3窟以艺术水平高超而闻名，其中尤以西壁门北的文殊变和西壁门南的普贤变艺术水平为最高。有人视之为西夏皇家石窟，或认为乃夏仁宗后代为其修建的功德窟，[9] 或认为就是西夏仁宗皇帝仁孝（1124—1193）于天盛十七年（1165）修建的功德窟。[10] 若言该窟具有皇家风格，则当无大误。这从该窟的规模之大、造像艺术之高超，都可窥其大略。但如果定为西夏皇家窟，甚至夏仁宗的功德窟，则显得缺乏证据。榆林窟第25窟有西夏文题记提到“拜君”二字，且有“圣恩思佛…塔亦疾早愿行…造玉瑞圣……男女一百余时彼岸…果证…故大乘忏悔……因供养……做令此善根以取当今圣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