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蜀汉宫城-深度阅读 -

公元221年，刘备称帝于成都武担山之阳，大赦天下，置百官，设宗庙，建立蜀汉政权。随后的四十余年时间里，成都一直作为汉室正统所在，同时也迎来了其古代城市发展史中又一个辉煌时期。

然而，由于成都是一座典型的“古今叠压类型”城市，自秦汉以来的城区和空间格局没有太大的位移，历史上新城一般总是在旧城的基址上起建，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对旧有的文化遗存造成破坏。蜀汉宫城至今深埋在繁华街市之下，无法像汉长安城、汉魏洛阳城、六朝建康城等古都那样进行长期细致全面地考古工作，成为中国古代都城研究领域的重大缺憾。

迄今为止，关于蜀汉宫城的位置，学术界大致有城内说和城外说两种意见，这里提到的“城”是指秦汉时期的成都大、少二城。

众所周知，秦占领蜀地以后，大力推行郡县制，以成都作为蜀郡中心，修筑了大、少二城。大城在东，为政治、军事中心；少城在西，为工商业市场及居民区所在。二城东西相连，少城之东墙即为大城之西墉。秦汉时期，大、小城的布局方式盛行于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的地方城邑，与成都城不同的是，这些地区的小城通常位于大城内的中部或一隅，且小城一般为官署区，大城则安排居民区、手工业作坊和市场。此次秦城的营建规模很大，从规划、设计到布局皆模仿当时的政治中心咸阳，《华阳国志·蜀志》载“（城）周回十二里，高七丈……造作下仓，上皆有屋，而置观楼射兰……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阓，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西汉以后，成都逐步发展为全国人口众多、经济繁荣的大都会，得以与洛阳、邯郸、临淄、宛并称五都。

由于以往成都旧城区发现的秦汉时期城市遗迹较少，因此要对大、少二城的具体方位和走向进行复原，大多只能依靠分析周边地理环境和文献材料，且历来众说纷纭。早年任乃强认为大、少二城位置偏北，约在明清成都城北郭之下，但此说与其他几种意见出入颇大，且缺乏考古证据的支持，恐不足信。此后，刘琳认为城之南界约在通惠门东—文庙后街一线，西近同仁路，北至红光东路—西玉龙街一线，东墙在人民南路与盐市口之间。绍风、石湍认为大城北墙约在忠烈祠西街、光明巷之间和鼓楼北街略偏东至羊市巷南口一线，南墙在东御街至牌坊巷一线，少城北墙在东二道街与过楼街之间。《成都城坊古迹考》一书考证城南约在上南大街—文庙西街一线，城北至后子门—东门街、长发街一线，城西至长顺街、小南街略西一线，城东至青石桥、鼓楼街一线。孙华则进一步提出大城北墙约在今青龙街、白丝街一线，南墙不过君平街、丁字街一线，东南角在青石桥附近的意见。总体而言，后面几种观点相对比较接近，即秦汉大、少城的方位约处在成都旧城（府、南河以内）中部偏西。另外，少城到东晋时，因战乱遭焚毁，原址几乎夷为平地，大城虽经隋代杨秀展筑，“周匝不过于八里”，晚唐扩建罗城后被包裹在罗城的城郭内。

明确了秦汉大、少城的范围，我们再回到蜀汉宫城的问题上。前述之城内说较早见于《成都城坊古迹考》一书，书中认为蜀汉宫城约在大城的北部，即今天府广场四川省科技馆偏东一带，但并未展开说明。此后，张蓉在详细讨论蜀汉成都城时持有类似说法，认为蜀汉宫城采用骈列制，有旧宫和新宫之别，其中旧宫是在汉代蜀郡官署基础上改建的，位于大城北区；新宫与旧宫毗邻，位于少城北区的高地。与之相对，罗开玉和谢辉则提出城外说，二人主张蜀汉初年的宫城是直接利用了东汉益州州治的衙门和附属建筑，其与后来改建的新宫都位于成都城外西北隅的武担山附近。关于城外说，笔者认为有两点值得商榷：

第一，东汉时期的成都是否单独修建过益州府衙？我们知道，州在两汉绝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作为监察区存在，而州牧系由刺史演变而来，最初仅属于中央临时派遣的监察官员，非常置，“秩六百石”，且无固定的治所和掾属。至汉灵帝中平年间，朝廷为尽快平息“黄巾之乱”，选派宗室重臣出任各地州牧，州开始异化为凌驾于郡级的行政区，州牧的权力也随之扩大，已由单纯的监察官向地方官转变，最终成为割据一方的军事行政长官。益州州治曾长期设在雒县（今四川广汉），中平五年（188年）刘焉出任益州牧，初期因道路不通，只能暂驻荆州东界，入蜀后便将州治徙居绵竹（今四川德阳）。至献帝初平中，州治又一度移回雒县，“筑阙门。云其地不王，乃留孙循据之”。直到献帝兴平元年（194年），因绵竹失火，“车乘荡尽，延及民家”，刘焉才不得已“徙治成都”。由此可见，在东汉的大部分时间里，益州州治主要是设在雒县和绵竹两地。20世纪80年代，广汉南门外出土东汉“雒城”、“雒官城墼”字砖和大量绳纹瓦、云纹瓦当。近年来，德阳黄许镇的“绵竹城址”也出土了丰富的汉晋时期文化遗存，不仅有宽厚的包砖夯土城墙，城内还不乏石虎、石狮础、石蛙础、云纹瓦当、花纹砖、文字砖等大量高等级建筑构件，这些发现是与两座城址在东汉时期的政治、军事地位相符的。另一方面，益州牧驻扎成都后，从当时的历史状况来考虑，再于郡府之外修建州府的可能性也几乎不存在。刘焉初到成都不久即发背疽而死，刘璋继位后，益州政局长期动荡不稳，先是有“东州士”与土著势力的矛盾激化，从而爆发了“赵韪之乱”，后又有与刘备之间持续数年的混战。从兴平元年（194年）刘焉徙治，到建安十九年（214年）刘璋出降，成都作为益州牧驻地前后仅二十年，加之内忧外患，若要在短时间里大兴土木，另辟一地建造州府衙门，无疑是难以想象的。既然不存在单独修建，那么益州府衙最大的可能是与蜀郡府衙共处一地。当然，还存在另一种可能，《华阳国志·蜀志》载：“永初后……州夺郡文学为州学，郡更于夷里桥南岸道东边起文学，有女墙。其道西城，故锦官也”，或可推知由于州府占用了原址，郡府曾与郡学一道迁至大城南垣附近。不过，这只是东汉晚期的情况，持续时间短暂，东汉以后则变得有所不同，《华阳国志·蜀志》所谓“州治太（大）城，郡治少城”，任乃强认为是蜀汉以下制。同书卷八《大同志》又载西晋末年，益州刺史赵廞阴怀异志，图谋据蜀而自立，朝廷迁成都内史耿滕为益州刺史，“滕以廞未出州，故在郡……滕议欲入州城。功曹陈恂谏曰：‘今州郡并治兵，怨构日深，入城必有大祸。不如安住少城，檄诸县合村保，以备秦氐……’滕不从。冬十有二月，滕入城，登西门……廞又遣兵讨滕。滕军败绩，自投少城上”。赵廞、耿滕各自为政，一在大城内的益州州府，一在少城内的蜀郡郡府，同样说明当时州、郡的衙门是完全分离的。

第二，成都属于典型的古今重叠城市，历朝历代的城区位置没有发生大的变动，并且原址改建或重建的情况极其频繁，使得早期遗存往往受到晚期人为活动的破坏，也造成了目前能够直接反映蜀汉宫城布局的考古材料异常匮乏。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参考汉三国时期其他都邑的宫城考古材料，来对此问题予以间接考察。首先以西汉长安城为例，其先后修建有长乐宫、未央宫、北宫、建章宫、桂宫、明光宫和甘泉宫七座宫城，其中建章宫和甘泉宫位于都城外，前者仅在短时间里作为正宫，后者具有明显的离宫性质，系皇室避暑胜地。而作为西汉一代政治中心的未央宫，规划之初即选址在长安城内的地势最高处，体现了其君临天下、至高无上的地位。与西汉长安城相比，东汉洛阳城的宫城相对集中，形成了南宫和北宫对峙的局面，二宫约位于城内东西居中位置。初期以南宫为正宫，从东汉中晚期开始，城内的政治中心逐渐向北宫转移。从曹魏邺城和魏晋洛阳城开始，都城的布局向单一宫城制发展。刘庆柱指出，从西汉的宫城与多“亚宫城”制向汉魏的双宫城、单宫城制的发展，说明了皇权的不断强化和外戚势力的下降。邺（北）城为曹魏五都之一，东西向大道将城内分为南、北两区，南区为一般衙署和居民区，宫城只有一座，位于北区中央，西为苑囿，东边为贵族居住的戚里。孙吴建业城的兴建晚于曹魏邺（北）城和洛阳城，它们之间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由于该城也属于古今重叠城市，考古工作开展得较为薄弱，故具体的布局还不甚清晰，宫城大约位于城内中部偏北，官署区主要集中在城南。孙吴建业城最突出的特点是在宫城前确立了唯一的南北向城市中轴线，中轴线两侧分布中央官署，这一做法为后世都城沿袭不改。如前所述，秦汉成都大城的北墙约在今后子门至青龙街、白丝街一线，少城与大城东西相接，故少城之北墙应与大城西北角略齐，位置不超过今东门街至八宝街一线。一般而言，宫城作为都城政治中枢所在，其对安全的考虑无疑是第一位的，因此宫城通常选址于都城内地势高亢的地方，控制都城制高点。蜀汉宫城如定位在武担山附近，虽符合地势较高的要求，但方位上却处在成都城之北墙外，无法对都城形成有效的控制，显然有悖常理。

需要说明的是，城外说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两个因素的影响，其一为《华阳国志》等文献对汉武帝元鼎二年（前115年）“立成都郭十八门”的记载；其二为任乃强复原的“秦汉成都城址比较图”和“秦汉成都市郊示意图”。任先生将“郭”理解为城门外修筑的护垣，提出汉成都城扩建后的面积为原来秦城的五倍之大，其大、少城又各有九郭门，共十八郭门的观点。罗、谢二人采用了这个观点，认为扩建后的汉成都城北面可达武担山南，蜀汉宫城“南面与成都城连为一体，借成都城的北墙为宫城南墙，借成都城的北门为宫城南门，与成都城保持着可分可合的关系……即可视其为成都城中之城，也可视为城外之城”。实际上，对于外郭问题的理解，学者们还出现过多种不同的解释，孙华对此已有专门讨论，其赞同汉代在大、少城外营建有外郭的看法，但这个外郭不同于防御用的城墙，“是以城外已有的一系列小城为据点，利用天然和人工的河渠，辅之以木构的栅栏，组成了一个规模颇大的不甚完备的外郭……由于西汉修建的成都外郭没有绵亘的夯土城垣，木构栅栏又容易损毁，所以该郭在东汉以后就不见于记载”。此说有理有据，至为精当，与常理最为相符。

综上所述，过去认为蜀汉宫城位于成都城外西北隅的武担山附近，并且是利用了东汉益州州治建筑的看法是不能成立的，蜀汉宫城的遗址只能在大城内寻找。

蜀汉宫城位于大城内，还有一些文献提供的线索可予佐证。《三国志·钟会传》载蜀汉灭亡后，“（会）自谓功名盖世，不可复为人下，加猛将锐卒皆在己手，遂谋反……（景元）五年正月……悉请护军、郡守、牙门、骑督以上，及蜀之故官，为太后发丧于蜀朝堂……所请群官，悉闭著益州诸曹屋中，城门、宫门皆闭，严兵围守”。关于钟会与姜维在成都合谋叛乱的情形，《华阳国志·刘后主志》、《晋书·卫瓘传》等都有所描述，但不及《钟会传》详尽。考其文字，“益州诸曹屋”应代指益州府衙，前面已经提到益州府衙在东汉以后迁治大城，故“城门”可理解为大城的城门。“朝堂”在汉代是正朝左右官议政之处，如《后汉书·明帝纪》：“夏五月戊子，公卿百官以帝威德怀远，祥物显应，乃并集朝堂，奉觞上寿”，又同书卷六十四《卢植传》：“（灵）帝崩，大将军何进谋诛中官，乃召并州牧董卓……及卓至，果陵虐朝廷，乃大会百官于朝堂，议欲废立。”因此，“蜀朝堂”自当位于宫城内，与“宫门”二字对应。从这段文字可推知，蜀汉宫城与益州府衙都位于大城内，并且很可能同处一地或相距较近。

本文由孙莉、柴丽丽摘编自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著《成都考古研究（三）》之“蜀汉宫城位置及相关问题初探”。内容略有删节、调整。

本书是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考古研究论文集，收录论文33篇，是从2013年以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人员撰写的论文中遴选出来的。涵盖时代从史前至唐宋时期。主要内容包括有史前至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墓葬、聚落与社会；汉晋墓葬、物质文化与风俗；道教、佛教考古；植物考古等。涉及区域主要是四川地区。部分内容也涉及云贵和峡江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