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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天纬地 照临四方——中国文明起源的陶寺模式”十人谈会议纪要

摘要: 2022年7月20~22日,“经天纬地 照临四方——中国文明起源的陶寺模式”十人谈在山西太原召开,本次与谈由山西省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承办。来自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中国国家博物馆、南京大学、西安 ...





2022年7月20~22日,“经天纬地 照临四方——中国文明起源的陶寺模式”十人谈在山西太原召开,本次与谈由山西省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承办。


来自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中国国家博物馆、南京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科研单位十名专家,围绕主题从考古、文献、天文、建筑等方面进行了阐释,凝练文明起源的陶寺模式,思辨文明论证的哲学逻辑。






   宫长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先秦史学会会长宫长为先生从历史长河角度对陶寺进行了高度总结,他认为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即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应以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和发展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时间上来讲,由夏商周三代上推到五帝时代,乃至三皇时代,下延至春秋战国时期,乃至秦汉王朝;从地域上来说,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向外扩展到不同的区域和范围。这一阶段历史,与我们常说的中国早期国家阶段相当。虽然期间产生了像红山、良渚、石家河、石峁等许多文明,而从中国历史看,中国主脉在陶寺,陶寺模式是中华主脉,这种模式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

首先,陶寺遗址是中国文明起源的宝典遗址,它就是一部书、一部宝典,就是一个最好的版本。现在不同时代的考古发现很多,但陶寺遗址是重要宝典版本。1926年2月,时任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国学研究院人类学教师的李济先生和中国地质调查所的袁复礼先生,到山西晋南考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尧都平阳的记载,根据这个线索,还到临汾查看了尧庙。其次,陶寺文化就是这一版本里的核心内涵,即经典文化。从1978年开启陶寺遗址发掘,至1985年陶寺遗址分期已丰富到早中晚三期,奠定了陶寺文化的基础;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预研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包括社科院创新工程的推进,陶寺文化内涵又得到不断丰富发展,成为中国史前时期最为醒目和研究最为深入的考古学文化。其三,陶寺模式则是其作为经典文化的精神价值,以农耕文明为基础,以部族关系为纽带,以协和万邦为理念,构成中国早期国家治理体系。农耕文明是地,协和万邦是天,以部族关系为纽带联系天地人三者,体现出早期君主政体。这种君主政体形成“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结构体系,具有二元结构特征,《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天生民而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勿使过度。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

总之,从陶寺遗址到陶寺文化再到陶寺模式,不仅反映了对陶寺乃至中国文明认识的深入,体现了陶寺“经天纬地 照临四方”的历史功绩,也是追寻中国文明起源,探讨中国文明要义的必然道路。





  何努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先生做了本次会议的主旨发言,对陶寺文明模式及与尧舜关系进行了深刻阐释。40多年来,陶寺发掘与研究初步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证据链,证明陶寺是尧舜之都,而经天纬地正是陶寺文明的重要内容,并有重要的物证发现和实证研究,比如陶寺中期王墓IIM22出土圭尺第11刻度与陶寺都城性质、陶寺国家结合在一起,可以体现出“地中之都”“中土之国”“中国最早”的概念,它实际上是宇宙观的政治化。那么国家是文明的总括,陶寺是最初的中国,陶寺的邦国就是中华文明核心形成的起点,中华文明是多样一体化,一体开始,实际上是形成于中国文明核心的开始,形成我们夏商周到现在的中国文明主干,这个主干的形成起点是陶寺。所以,归结到一个核心,就是尧立中国,其治理国家一个最主要的精髓就是经天纬地,经天就是王权垄断太阳地平历、圭表测影太阳历、阴阳合历来控制年时,朔望月轮太阳历控制月时,用盘古沙漏控制昼夜时间,从而把握社会各种生活的时间命脉,成为王权科学软实力。纬地,王权制定长度基元,建中立极,辨证方位,阴阳八卦八方空间概念,天文大地测量,最终构建起政治地理五方的天下观——表里山河,掌控江山社稷的空间命脉,成为王权中道的核心精髓。这就是陶寺的时空政治文明,其核心是对于时间和空间精准管理,为王权与社会政治服务,成为陶寺邦国政治与制度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开创了中国文明当中政治与制度文明在时空管理上的先河。





  周晓陆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周晓陆先生以陶寺为例,分析了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到国家起源阶段的天文学主要成就。他指出在农业文明背景之下中国天文学的发展应当是比较早的,其产生主要与照明、辨方向、定农时有关,尤其是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由于农业生产的需要,会获得长足的发展。

  

  陶寺遗址以及它的天文台应当是一个国家级的大型天文机构,从文献上来看,应对当时农时管理到国家政治管理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有了完整的制历;出现了以观测站、圭表等为代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测量仪器体系,不仅仅是测日的,对于重要的恒星也有所观测;形成家族性的天文官员;在天学理论上与《周髀算经》中极具特色的“盖天说”产生了渊源联系,因其固有建筑促使以建筑构成出发给予天文度量成为可能;这一遗址体现了早期“赤黄合一”观测体制,就全球来看,其建造水准不下于距今3000年的英国巨石阵。

  

  周先生特别指出,新石器时代中国天文学逐渐发展,到陶寺阶段,已经形成为王朝统治意识形态服务的成熟的科学体系,所以陶寺的功绩,无论从农业、从建筑学、从天文学上说,都是非常好的标本,是中华民族阶级国家一个重要的早期节点天文学标志。

  





  宋建忠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宋建忠围绕第一性原理,对陶寺考古和文明起源问题进行了方法论上的思考。他指出,陶寺遗址经过40年的发掘与研究已经基本回答了陶寺文明是什么等五个“W”问题,但总体上在第六个“why”问题,也即文明演进的内在机制方面还缺乏系统的、有深度的、有说服力的解释。宋建忠回顾了国内关于文明起源研究的历程,重点分析了陶寺40年来的研究成果,强调不论是中华文明还是陶寺文明,均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和复杂的认知体系,若要揭示其文明演进的第一动力、内在机制、法则及路径等问题,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中的第一性原理或其思维模式无疑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它不仅是一个概念和原理,更是一种思维模式。“第一性原理”(firstprinciples)译自亚里士多德《物理学》英文版,实际上在原版希腊文里也是“本原”的意思。亚里士多德认为,当我们分析一件事物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该事物的首要条件,或者第一性原理,并且要分析到该事物最简单的元素,只有在认识了它的本因、本原直至最简单的元素时,我们才认为是了解了这一事物。也就是说,“为什么”的所有含义,就是要指出这个结果必然是那个原因引起的。我们在文明溯源时,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结果,一定要有相对应的确切说法,不能提出很多原因,但最后多落在无根基的推测上,无法建立一个完全的对应和连接。我们应当有“只有最主要的原因,即第一性原理才引发这个结果;只有这个结果,才会是那个原因引起的”这样一个思维模式。

  

  任何一个系统都有自己的第一性原理,大到中华文明,小到陶寺文明,甚至再小到陶寺文明系统内某个更小的体系。比如关于陶寺观象台的演绎论证,首先是何驽构建了一个论证“陶寺观象台”的逻辑起点——天体运行规律,即4000年前的陶寺人已认识到日出日落有一个不可撼动的基本法则。接下来就是从逻辑上验证陶寺遗址发现的“观测缝”要与太阳运行(实际上是地球运转)的关键节点有一一对应关系。经过对“观测缝”的天文科学观测,发现两分两至(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时的日出果然落在了相应的“观测缝”内,再结合文献有关记载,由此证明了陶寺观象台的观象授时性质。这个演绎论证过程实际上采用了第一性原理思维模式,即古人眼中所谓的“太阳运行”有着固定不变的法则,它是导致世间万物发展的第一性原理,也即本因。包括后来发现的圭尺、沙漏等,其实都属于陶寺文明的观象授时体系。尽管我们今天无法验证这些考古发现究竟当时是不是这样使用的,但从逻辑演绎推理看,这是一个从不证自明的、符合逻辑发展的第一基石、元起点、元动力出发的。这是一种科学的论证,是一种唯一对应的因果关系。这种具有哲学与科学意义的方法和思维,无疑应该更多地运用到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各个领域。

  





  李新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室主任李新伟先生强调,文明不是一个优秀传统的持续单线进化,而是一个多元活动,各地区裂变、碰撞、融合发展的过程。良渚和陶寺均是如此。良渚的形成并不是本地传统的发展,而是在“最初的中国”或者说是“中国相互作用圈”基础上,良渚的领导者有意识地融合以前重要发展成果,形成了被称作中华文明五千年特别重要的实证,为后来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榜样。

  

  陶寺是在黄土高原传统文化和东部平原良渚文化的碰撞下,激发出的新的文明和新的政治实践。同时,陶寺有了自己新的构建,包括天文观测、城市布局等。与良渚王者宣扬宗教信仰并以此垄断沟通天地权力不同,陶寺王权以更多表达自己在四方中特殊地位为目的,推动四方一体化的政治构想。因此,不能低估像陶寺这类可以建造300万平方米的大型城郭和结构复杂的天文观测设施、可以汇纳四方物品和知识的先贤的胸襟和智慧,他们或许可以通过实施精彩政策,通过观天象掌握天体运转的规律,达到独占沟通天极之神权力,在人间实现王者微服天下的效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尚书·尧典》中提到的“协和万邦”。尧分命羲和、羲叔、和仲、和叔宅于四方,“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也许不能仅以“传说”视之,而可能是“天文版”的促进各地区一体化、构筑“理想的中国”的宣传方案甚至实际努力。

  

  陶寺和良渚这样前赴后继大范围融合式发展,而不是单纯从自己本地传统延续而来,也是中华文明特别重要的特色,在这样一个宏大的发展历程中,能产生更远大的政治思想,形成苏秉琦先生理论的中国,至西周的分封制度落地,发展为现实的中国。

  





  戴向明





  

  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院长戴向明先生提出中华文明从起源、形成到早期发展有三个里程碑:第一个里程碑以良渚为代表,是东亚最早的国家社会,属于长江稻作文明早期发展的巅峰;第二个里程碑以陶寺为代表,包括跟它大体同时的陕北石峁,属于龙山时代黄河粟作农业文明发展的高峰,也是当时中国文明的又一个代表;第三个里程碑是夏王朝的都邑二里头,创建了夏商周三代青铜文明的根基。

  

  陶寺所在的晋南地区是黄土高原向华北平原、黄淮平原、江汉平原过渡地带,属于东西交汇前沿区域,先后有东西风潮的影响,这在文化和社会演变轨迹上都有体现。

  

  庙底沟二期时期在东风西渐浪潮下,伴随本地农业发展、社会的分化、聚落的成长,碰撞出了陶寺早期社会集团,出现了百万平方米的大遗址,有核心宫殿区、大建筑,还有高等级贵族墓葬,形成中原乃至黄河中游文化最发达、社会复杂化程度最高的社会。

  

  到了陶寺文化中期,历史背景由东风西渐转化为西风东渐,在整个黄土地区形成了一个大的鬲文化圈,晋南处于该文化圈的东南区域。这一时期的陶寺则孕育出了中原及黄河中游最早的国家组织,这样一群人是中原华夏族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传说中的尧舜集团密切相关。

  

  总之,在中国史前多元区域文明此起彼伏的演进过程中,陶寺是龙山时代中原文明的杰出代表,可以说也代表了当时中国文明的一个高峰。





  高江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高江涛先生总结了陶寺文明的“两大特征”与“三种精神”,以此阐释了“经天纬地 照临四方”的陶寺模式。

  

  他认为王权国家与礼制社会是以华夏文明为主体的中华文明的最大特征,陶寺文化与社会完全具有这两大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陶寺文明是华夏文明的主脉。这一时期陶寺遗址的聚落等级分化严重且存在多个层级,复杂化程度较高,出现了为权力阶层服务的宫殿区、仓储区、祭祀区、手工业作坊区等,规模宏大、地位凸显的宫殿夯土建筑与简陋的半地穴式或窑洞式小房子形成鲜明对比,出现了金字塔式等级结构的墓地和王级大墓,以王权为核心的早期国家已经形成。同时,形成了严格秩序规定的成组陶礼器、玉礼器、礼乐器,出现具有礼仪性质的城门建筑——宫城南东门址。

  

  在陶寺文化发展历程中深刻烙印着海纳百川、务实创新、传承发展的精神品质,这也是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之林中独树一帜的深层原因。陶寺文明较为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可谓“经天纬地 照临四方”。





  王璐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物保护科技技术研究院副院长王璐副教授,以陶寺宫城为例,从空间规划与形制方面讨论了营建思想和政治理念,指出陶寺城址的选址、方位、宇宙观、天下观、时空观以及与此相关的格局,反映了都城的早期形态,展现了陶寺城址系统的宫室营建、礼仪制度、文化传统和信仰观念。许多营建和规划思想都为后世所继承发展,具有开创性意义,如陶寺宫城南东门,开阙门形制之先河,大型1号宫殿极有可能是早期宗庙性质建筑,从“择中建都”到“择中建宫”,表明了“邦国时代”都城布局正在从以血缘政治为主走向与地缘政治结合的道路,为广域王权国家的形成奠定了观念上和行动上的基础,体现了“经天纬地 照临四方”的宏大政治抱负。





  犁耕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研究员犁耕先生论述了陶寺在天文学史上的地位。他指出,天文观测的出现跟我们农业的产生差不多是同时的,陶寺时候已经有了专门机构,这个机构延续到后来,就是我们所谓的钦天监。之后还产生了观测日出方位和圭表测影等技术。在《周礼》里也有很多,像“惟王建国,辩正方位”,实际上明确地讲到了这些传统,古代要当一个王,就要建立一个都城,第一步必须要确立它的东西和南北,这就需要通过圭表测影这样的方法。





  张光辉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华夏文明研究所所长张光辉,从黄土高原建筑传统的转变等问题,阐释了距今5000年前后该区域文明化进程中的一些运动轨迹。他强调结合黄土高原建筑形式发生的两次大变化,可以看出仰韶文化始终都是这一广大区域的主根,她奠定了黄土高原先民生存空间,经过两千年的蓄势,在公元前四千纪末期的仰韶晚期孕育出了龙山时代遍及整个高原的的窑洞建筑,成为南北共同的文化基因,延续至今。

  

  进入距今5000年后,由于各自地理背景及文化传统因素的原因,以石城为集合体的石构建筑在黄土高原北部兴起,迅速成为整个龙山时代北方地区的标志性建筑形式,南部进一步发挥黄土特性,将土构建筑进行到底,最终在距今4000年前后发展出各自区域的高光时刻,即以石峁和陶寺为代表两大区域文明,其一方面坚持着仰韶文化的深层基因,在建筑上继续发扬仰韶以来的窑洞传统;同时,还在黄土高原发展出用鬲传统,形成新的文化根基。另一方面,又标榜着相互之间的不同,各自充分开发着当地地理资源:土与石,形成夯土墙和砌石墙建筑的差异;同时,又相互吸纳对方一些先进和特色因素,融入到自身建筑传统之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见你的建筑风貌,基于黄土高原这类深厚文化联系及历史传统,所以,像东方尚玉之风、西方冶金术借势迅速遍及黄土高原也就水到渠成了,这也是黄土高原一个特性——东西汇流,南北贯通。




  (文字整理 | 张光辉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高江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图 |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图文转自“考古汇”微信公众号;原文刊于《文物季刊》2022年03期)

  责编:韩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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