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78年，李学勤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曾国之谜》一文，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假说：考古发现的曾国，便是古书中的随国。由此引发了此后关于“曾随之谜”长达四十余年的争论。　　从1966年京山苏家垅出土两周之际曾国青铜器群，到1970、1972年随州熊家老湾两度发现曾国青铜器，到1978年曾侯乙墓横空出世，再到新世纪以来郭家庙、叶家山、苏 家垄、文峰 ...

　　1978年，李学勤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曾国之谜》一文，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假说：考古发现的曾国，便是古书中的随国。由此引发了此后关于“曾随之谜”长达四十余年的争论。

　　从1966年京山苏家垅出土两周之际曾国青铜器群，到1970、1972年随州熊家老湾两度发现曾国青铜器，到1978年曾侯乙墓横空出世，再到新世纪以来郭家庙、叶家山、苏 家垄、文峰塔等遗址的一系列重磅发现，曾国的面貌愈益清晰。由于文献记载语焉不详，故曾国可以说完全是一个挖出来的封国。

　　2019年5月，随州枣树林墓地发现第169号墓，也就是曾侯宝夫人芈加之墓。芈加是楚国公主，“芈”是楚国王族之姓，亦即“芈月”的“芈”，在古文字中写作“嬭”。这座墓出土了一件铜缶，这是楚王将女儿芈加嫁给曾侯宝时所制媵器，上有“楚王媵随仲芈加”的铭文。铭文将曾国称作“随”，正验证了李学勤先生的卓识——“曾随之谜”至此完全解开。

　　芈加之墓中，还出土了一套编钟，其铭文极具价值，在材料发表之前，相关消息已不胫而走。2019年8月7日发行的《江汉考古》2019年第3期刊布了《嬭加编钟铭文的初步释读》一文，对铭文做了初步介绍。

　　芈加编钟局部

　　值得关注的是，铭文出现了“禹”与“夏”。

　　铭文开篇云：

　　惟王正月初吉乙亥，曰：伯括受命，帥禹之绪，有此南洍。

　　“伯括”即《尚书·君奭》中的“南宫括”、《论语·微子》中的“伯适”，是周初重臣，“文王四友”之一。在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中，便有他的戏份。2009年发现于随州文峰塔曾侯與之墓的一套编钟，也出现了“伯括”的名号：

　　惟王正月吉日甲午，曾侯與曰：伯括上帝，左右文武。彻殷之命，抚定天下。王遣命南公，营宅汭土。君庀淮夷，临有江夏。……

　　这段钟铭正可与芈加编钟铭文相比照。说的是南宫括辅佐周文王、周武王翦灭殷商，后被分封到南土，创立曾国。“南公”一般认为即前文的“伯括”，沈长云先生则认为“南公”指南宫括的下一代南宫毛，与“伯括”不同。不过从芈加编钟看，曾人心目中的曾国始封之君仍应是南宫括。曾（随）国实际上是南宫括的后代，这是前所未知的。

　　芈加编钟铭文所谓“有此南洍”，相当于曾侯與编钟“营宅汭土”“临有江夏”，指的是曾国肇建于江汉地区，即周之南土。铭文还说伯括建国于此，正是“帅禹之绪”。“绪”字，《嬭加编钟铭文的初步释读》将其释作“堵”，认为“禹之堵”见于叔夷钟，相当于“禹迹”“九州”。但这句话分明相当于《国语·周语下》的“帅象禹之功”和《诗经·鲁颂·閟宫》的“缵禹之绪”。所谓的“堵”字左旁为工，右旁为者，与“堵”实际上并不相同。笔者认为应读为“绪”，“绪”者，业也，“帅禹之绪”的意思是遵循大禹的功业。

　　芈加编钟铭文部分摹本：（伯）括受命，帥禹之绪，有此南洍。余文王之子孙……

　　《嬭加编钟铭文的初步释读》所提到的叔夷钟，也出现了“禹之绪”：

　　夷典其先旧及其高袓：虩虩成汤，有嚴在帝所。敷受天命，翦伐夏后。败厥灵師，伊小臣隹辅。咸有九州，处禹之绪。

　　叔夷钟在北宋宣和五年（1123）出土于齐国临淄故城，因金兵南下而下落不明，今仅存摹本。叔夷是宋穆公的后代，因而也可以说是殷商后裔。他在铭文中叙及先祖商汤在伊尹的辅佐下，受天命而翦灭夏人，因而统治九州。这是以殷商后人的口吻追述商汤伐桀之事，在叔夷的心目中，夏朝的存在自然是没有疑义的，而且，其先人所统治的地域便是“禹之绪”。

　　叔夷钟所谓“禹之绪”，过去被释作“禹之堵”。实际上所谓的“堵”也是左旁为工，右旁为者，写法与芈加编钟的“绪”相同，亦当读作“绪”。这便涉及到如何理解“禹迹”。人们通常想当然地将“禹迹”理解作大禹的足迹，其实所谓的“禹迹”“禹绩”“禹绪”皆指大禹的功业，“迹”“绩”“绪”都是功业的意思，与足迹无关。而九州正是大禹功业的具体表现，故“禹迹”“禹绩”“禹绪”又被用来指代九州。《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云“丰水东注，维禹之绩”，这里的“禹之绩”指大禹的功业；《诗经·商颂·殷武》所见“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禹之绩”则已经是地域范围了。正如芈加编钟“帅禹之绪”指遵循大禹的功业，叔夷钟的“处禹之绪”便指居住于大禹所奠定的九州。（参见拙文《嬭加编钟铭“帅禹之堵”解》，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网站，2019年8月7日）

　　1919年出土于甘肃天水的秦公簋有一句著名的铭文：“丕显朕皇祖受天命，鼏宅禹责。”孙庆伟先生最近的一部著作，书名便用了这句铭文。“责”字过去被读为“足迹”之“蹟（迹）”，如果参照《诗经》的文例，“责”实际上对应“绩”。如果将其读作“迹”，指的也是“王迹”之“迹”，是功业的意思，与“足迹”之“蹟（迹）”不同。“鼏宅禹责（绩/迹）”，也相当于“处禹之绪”。

　　芈加编钟、叔夷钟和秦公簋在强调“禹迹”的同时，也不约而同强调天命。天命是权力合法性的来源，“禹迹”则是疆域合法性的来源。

　　秦公簋铭文

　　芈加编钟、叔夷钟、秦公簋三件器物的年代都在春秋中晚期，它们不但均见及“禹绩”或“禹绪”，还都提到了“夏”。

　　叔夷钟所谓“翦伐夏后”，“夏后”指夏朝之君，这里的“夏”是就夏朝而言的。

　　秦公簋则说“保业厥秦，虩事蛮夏”，以“蛮”修饰“夏”值得玩味。

　　芈加编钟铭文云：“以长辝夏。”虽然“长”字的释读还有疑义，但这句话的意思还是基本清楚的，那便是通过统治曾国，光大“夏”之基业。

　　周人以“夏”自居，如《尚书》记载周人自称“我有夏”“我区夏”。结合秦公簋和芈加编钟，可以看出时人对“夏”的认同。

　　“夏”是华夏共同体的标签，代表着正统，同时也是历史记忆的反映。它更多是文化意义上的标签，超越了血缘与地缘。两周时期人们对“夏”的强调，成为当时凝聚华夏共同体的重要途径。

　　叔夷钟是齐灵公时期的器物，秦公簋是秦景公时期的器物，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中据此指出：“春秋之世东西二大国无不信禹为古之帝王，且先汤而有天下也。”如果加上芈加编钟，则远至南土，“禹迹”与“夏”的观念也深入人心。需要注意的是，叔夷钟出自齐国，但叔夷是商人后裔，商人是夏人的死对头；秦公簋出自秦国，秦人来自东方，与商人也多有关联，秦人的先祖便曾“助纣为虐”；芈加是楚人，相传是颛顼、祝融后裔；芈加的夫君则是姬姓的曾人，曾侯與编钟称“余稷之玄孙”，曾人是后稷的后裔。西周中期的豳公盨以及可能写作于周代的清华简《厚父》，都提到大禹治水、奠定九州的伟绩，其中《厚父》记载了夏人后代对祖先的追述。可见，无论是夏人后裔，还是商人、周人后裔，无论他们与“夏”是有亲缘关系抑或敌对关系，都表现出对“夏”的认同以及对大禹勋绩的称颂，并非出自某家某族之标榜。

　　总之，芈加编钟的发现，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禹迹”与“夏”的观念在先秦的内涵及流播，弥足珍贵。

　　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