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有过怎样的道路远阻和关山重重，以丝绸为主体和象征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从来就不可能中断。

2019年3月23日，中国和意大利签署政府间“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国国家主席在罗马同意大利总理孔特会谈并双双出席备忘录签署仪式。在会谈时指出：“中意关系植根于双方千年交往的历史积淀中，拥有深厚民意基础。中国和意大利分处古丝绸之路两端，开展‘一带一路’合作天经地义。”此前，克罗地亚、捷克、匈牙利、希腊、马尔他、波兰、葡萄牙等欧盟国家已经同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意大利作为“七国集团”中第一个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将产生超出两国合作范围的更广大深远的影响。这是一个值得中国人民和意大利人民共同铭记的重要时刻。中国和意大利不仅是分处古丝绸之路的两端，代表了这条伟大的历史道路的双向起点与终点，也代表和象征着东西方文明互相往来、互相交流、互相影响、互相镜鉴的两个重要的历史地理。回望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正是中国与意大利最早的相遇相见，记录和见证了东西方的历史性遇见，这些遇见深刻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改变了历史的面貌；也彰显出东西方文明交往的伟大价值和意义。而丝绸和丝绸之路就是东西方相遇的纽带、媒介和信物。

丝绸是文明创造和再创造的审美结晶，是中华文明最古老、最伟大、最杰出的发明。1926年，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出土了一个距今6000余年的半截蚕茧，证明中国先民曾食用蚕蛹，对蚕茧有相当的了解。中原古老的神话传说是嫘祖等发明了桑蚕。1921年，在辽宁砂锅屯红山文化遗址中发掘了一个长数厘米的大理石制作的蚕形饰。1936年，在江苏吴江梅堰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过一个绘有两个蚕形纹饰的黑陶。1977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发现了一个刻有四个蠕动蚕虫纹饰的骨盅。这些都证明在5000多年前，中国的广阔地域上都出现了人工饲养蚕和蚕神崇拜。中国也是发明养蚕织丝的国度。1958年，在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下房，发现了由家蚕丝织成的绢片、丝带和丝线。这个遗址年代约在公元前2800年，距今4700余年。商代以来，丝织物就成批地向外推销，其中又以向西北和通过西北向西方传播为外销的主途径。公元前五世纪，在阿勒泰地区卡童河、伯莱利河、乌尔苏耳河和乌拉干河流域都发现了此一时代的巨石墓遗址，出土了一批中国制造的丝织物。古代希腊及其之后的罗马已经成为丝路西端，希腊的雕刻、陶器彩绘人像中，也已发现了细薄透明的丝绸服饰。在希腊艺术中，巴特农神庙的命运女神、雅可波利斯的科莱女神石像，希腊陶壶绘画中的狄奥希索斯、彭贝，象牙绘画《波利斯的裁判》等女神像，都穿着只有中国才能制造的丝织物。

希腊女神像都穿着只有中国才能制造的丝织物。

公元前一世纪，当西欧古典奴隶制社会进入罗马帝国时期后，“赛里斯”（丝国）成为罗马时代对中国的记忆。丝绸以其高贵的触感、丝滑的流线性、挺括的质地、华丽的视觉感，长久地刺激着罗马人对赛里斯国的好奇与兴趣。公元前80年前后，古代罗马百科全书式作家普林尼在其传世名作《自然史》中说：“赛里斯人以他们的森林里盛产毛织品而著名。他们从树叶中采取白丝绒，然后又加入水，最后又由妇女们承担络丝和纺线的双重担子。正是由于采取了这样复杂的技术，才在那样遥远的地方生产出了这种琳琅满目、绚丽多彩的产品，这才使罗马贵妇们得以扮饰这样透明的服装在社交场合抛头露面。赛里斯人具有高度的文明，但又与野蛮人很近似。他们不与其他民族相交往，仅仅坐等买卖上门。”《自然史》还记述了发生在公元前53年的一次事关丝绸的奇怪战争。那年盛夏之初，古罗马“三巨头”（克拉苏、恺撒、庞培）政治之一的执政官和叙利亚的总督克拉苏率领七个军团越过幼发拉底河，征伐东方，在卡尔莱被安息人包围。罗马人一时陷入困境，长久不得脱围，只有负隅抵抗。一天正午，安息人在战斗中突然展开他们的无数军旗，这些军旗鲜艳夺目，猎猎作响，令人眼花缭乱、胆战心惊，疲惫不堪的罗马军团受到惊吓，顿时崩溃。历史学家指出，这些耀眼的军旗就是出乎罗马人意料的丝绸制作的军旗。卡莱尔战败后10年，恺撒在罗马庆贺他东征的战绩，就向罗马人展出了一批丝绸织物，令目击者惊诧不已，赞叹有加。这也算是替克拉苏的卡莱尔之败出了一口气。恺撒还在此后的公元前48年，公开穿着一件中国丝袍去剧场看戏，被认为奢侈至极，致使在场的王公贵族无心看戏，把目光全集中到他身上那光彩照人、华丽夺目的丝绸上了。正是由于恺撒的喜好与推崇，丝绸在罗马愈发大行其道。妇女们穿着薄如蝉纱的丝绸招摇过市，成为一时时尚，既显示风流，也显示财富，似乎是一种美丽与华贵的完美结合。史学家认为，当时中国丝绸最大的主顾是罗马帝国。在当时，这种现象也引起了争议和警惕。罗马的监察官们批评丝绸服装过分下流猥亵，败坏了社会风气。罗马帝国初期，皇帝梯皮留斯曾下令禁止男子身穿丝绸衣服。但此风不仅未刹，而且势头更猛，丝绸热一直持续数百年，到六世纪时仍未衰退。公元571年，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为了摆脱位居东西方之间的波斯人高价垄断经营中国丝绸的局面，联合突厥可汗攻伐波斯，战争长达20年之久，未分胜负。这就是西方历史上著名的“丝绢之战”。

恺撒在公元前48年，公开穿着一件中国丝袍去剧场看戏，被认为奢侈至极。

在中国古代典籍记载中，中国丝绸向西输出直到抵达罗马，也是有迹可循。周穆王（公元前1001—前947年）时，曾西征犬戎，打开了通往西北的通道。《史记》（成书于公元前90年）等书记载周穆王还曾向西巡狩，得见西王母。周穆王时代，在中西两端文明的东方中国和希腊罗马中间，东欧、亚洲的辽阔草原、沙漠半沙漠和山区地带，散居着许多独立的游牧部落，希腊罗马人把这些散居在东欧、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的部落统称为斯基泰人。中国古代称这些人为塞人。周穆王是到中亚会见了西王母。西王母是塞人一部的国王。史载周穆王从洛阳出发向西在西王母那里受到隆重接待，几乎要“乐而忘归”了，以后才又跨越数千里东归。出土于古汲县（今河南卫辉）战国魏国墓的《穆天子传》（公元281年），记周穆王从群玉之山（叶尔羌河上游，葱岭以东）到西王母之邦，相距三千里。

周穆王曾向西巡狩，得见西王母。

到了汉代，中国当时的典籍已经用“大秦”专指罗马帝国。中国人认为大秦就是泰西，即西方西海之国，是“近西王母所居处，几于日所入也”，也就是日落之地。而东方正是日出之地。公元50年，罗马史学家波庞尼斯?梅拉在他的书中写道：“亚细亚极东地方有印度人、赛里斯人、斯基泰人。印度人地处最南，斯基泰人居于极北，而赛里斯人则住在正中。”这种用东西方极端、终点地理意识定位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的表达，与公元初罗马作家把赛里斯（中国）当作亚细亚极东国家的作法，可谓如出一辙，殊途同归。在世界史的一个漫长时期，西方的罗马帝国和东方的中国都是东西两端体量最大、实力最强的国家。实际上，这两个国家自己对自己和互相彼此间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中国典籍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自称“秦”帝国，而在秦亡汉兴后，汉代典籍开始确指西方的罗马帝国为“大秦”，可见两者在汉字和称谓上都关系密切、关联度很高。南朝范晔作于公元432年的《后汉书》，记述了公元25年至220年东汉王朝的历史。其中卷八八《西域传》有对大秦国的描写和介绍：“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以石为城郭，列置邮亭，皆垩塈之。有松柏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种树蚕桑。皆髡头而衣文绣，乘辎軿白盖小车，出入击鼓；建旌旗幡帜。所居城邑，周圜百余里，城中有五宫，相去各十里。宫室皆以水精为柱，食器亦然。其王日游一宫听事，五日而后遍。常使一人持囊，随王车，人有言事者，即以书投囊中。王至宫发省，理其枉直。”其中最为直观的是“以石为城郭”“宫室皆以水精（水晶）为柱”，逼真地描写出罗马建筑的石材性和圆柱体，这与中国建筑的土木性完全不同。

到了汉代，中国当时的典籍已经用“大秦”专指罗马帝国。

中国与罗马的往来，在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有了转折性的突破，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凿空式地开通西域，开辟了中外中西文化交流的官方形式和官方渠道，丰富了历史的可能性。从公元前138年开始，到公元前115年结束，张骞以23年时间，两次分率百余人使团、300人使团出使西域诸国，历经千难万险，其间还向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等国分遣副使。以后大夏诸国使者随副使来长安，西域始通。张骞还报告了匈奴的情况以及大月氏、乌孙等西域诸国的地理、人口、物产、交通、气候、经济、文化、军事、风土人情等，使西汉帝王打开眼界，对中国西部和世界西方有了深刻认识，推动形成了持续的官方和民间的通西域热潮。以后，汉朝政府多次派出使团去西域诸国，每年多者十余次，少则五六次，每次百余人或十余人，史载：“使者相望于道。”可见盛况一时。这种西行应该也有到达罗马的。二世纪罗马史学家佛罗勒斯的《史记》，以赞颂的言辞宣扬奥古斯都的功绩，说世界各国都见到罗马的光荣富强而生敬畏之心，不但斯基泰人、萨尔马提人都遣使通好，“而且远到赛里斯人和地处太阳直照之下的印度人，也都派遣使者奉献珠宝和象，要求和罗马订结盟约”。无独有偶，中国古代史学家也记录了罗马使者来中国的情况。《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记：“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

古罗马一直是中国丝绸的最大主顾。

但是，由于中国和罗马位于东西两端，中间距离遥远，沿途国家众多，其间还有若干实力强大的帝国，所以两国的交通往来也曾经阻隔重重。公元三四世纪时，丝织物成为古罗马全国唯一崇尚的时髦服饰。古罗马一直是中国丝绸的最大主顾，而贩运丝绸的则都是会做生意的波斯人。几百年来，波斯人想尽办法阻拦罗马人直接与中国人交往，意图永久独霸丝绸贸易，为此，罗马人与波斯人发生过多次战争冲突，积怨很深。直到公元六世纪，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为了摆脱位居东西方之间的波斯人高价垄断经营中国丝绸的局面，曾打算与伊索比亚人联合，绕过波斯，从海上去印度购买丝绢、然后东运罗马。然而波斯人知道这个计划后，安息王国以武力向伊索比亚威胁，阻止他们充当罗马人的丝绸掮客。查士丁尼无奈，又请安息近邻的突厥可汗帮助从中调解与波斯人的关系，不料波斯王不但不听调解，还毒杀了突厥可汗的使臣，使双方矛盾激化，最终爆发长达20年的丝绢大战。西方如此，东方亦然。《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记载了一件类似阻隔东西方的事情：“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枝，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蛮国，从阿蛮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宾国，从斯宾南行渡河，又西南至于罗国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极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异物焉。”在另一处，该书还说出了安息阻隔中国和罗马直接交往通使的原因：“大秦国……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

但是，不管有过怎样的道路远阻和关山重重，以丝绸为主体和象征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从来就不可能中断。除了中国的丝绸、陶瓷日益深入西方，西方的文化也日益东传留下无数历史的痕迹。比如，斯泰基-西伯利亚野兽纹和阿勒泰艺术同时传入中国。公元前四世纪时，赵武灵王大力推广胡服骑射，胡服衣冠和中亚风格的动物纹饰流行中原。起源于两河流域近东的鹰头兽纹成为早期中国三大纹饰主题之一。再往西就是希腊罗马的文化和艺术直接传入中国了。二十世纪初，日本大谷探险队在新疆和田采集到一个出自约特干遗址的埃及沙罗毗斯神的红陶俑坐像。同一遗址还出土过与公元前四世纪希腊双面神相同的双面神陶塑。约特干遗址的这些陶塑，为公元前二世纪左右的作品。二十世纪初，河南一座汉墓中发现了一件亚历山大城生产的模制玻璃瓶。模制玻璃是埃及希腊化时代特有的产品，往往在玻璃器上模塑宙斯、阿希娜、双面神等希腊神话人物头像。二十世纪初，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中国新疆楼兰一佛寺遗址发现众多希腊罗马艺术风格的木雕构件，包括公元二世纪的一件有翼神兽形象木雕、一件花瓶木雕，这来自于希腊罗马格里芬守护花瓶的神话母题和雕塑主题。1997年新疆尉犁营盘墓地发掘出百多座汉晋墓（公元前202年—公元420年），其中15号墓出土的一种双层两面纹组织的精纺毛织物，通幅织出成组的以石榴树为轴的两两相对的裸体人物、动物，带有浓郁的希腊罗马风格。在新疆山普拉墓葬（公元前217年—公元283年）中出土了一件剪裁成四块缝成裤子的壁挂，其图案上部是希腊神话中吹奏竖笛的人首马身像，下部是执矛武士像。此外还有罗马金币、起源于埃及的箜篌、希腊酒器、希腊雕塑、罗马装饰纹饰等等。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素纱禅衣

最后，我们重点说说希腊罗马雕塑中的丝绸表现与其对中国的影响和别创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看看两汉时代中国丝绸的发达程度。1972年，在湖南长沙发掘的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大量西汉初年（公元前二世纪）时代的丝织品和纺织服饰，一时轰动中外。共出土纺织制品114件，有丝织服装、鞋袜、手套等一系列服饰。丝织物有素绢、绣花绢、朱红罗绮等，有朱红、泥金彩底、黄地素绿、红姜纹罗、泥银黄地、绛绢、锦绣、绣花、彩绘等多种纹彩丝绢，有纱、绢、罗、锦、绮、绣等品种，有云气纹、鸟兽纹、文字图案、菱形几何纹、人物狩猎纹等纹样。还有超轻薄的素纱禅衣，有彩绘帛画，有罕见的帛书，等等。墓主人只是一个管辖七百户的小诸侯，其家庭墓葬达到如此奢华的程度，具有如此精美的丝绸品种，说明当时中国丝绸业已经十分发达和精致，其成就为世界瞩目就是理所当然的了。马王堆还出土了一件令世人叹为观止的丝衣，这件素纱禅衣，衣长128厘米，两袖通长180厘米，重量只有49克。该衣由超细蚕丝织就，千米长丝仅重1克，每平方米衣料仅重12克，其牢度却与军用降落伞不相上下。马王堆丝织品的丝线纤维普遍都极其纤细，比现代家蚕蚕丝还细，说明当时养蚕水准已经十分高超，这也是在长期研究饲蚕方法后才有的结果。丝纤维如此之细是马王堆考古最重大的发现之一。同时，我们也知道，希腊雕塑中的人物所着丝绸服饰，是希腊雕塑最引人瞩目的精湛技法、美学范式、雕塑风格。由于罗马人对希腊文化艺术的崇拜，或者说征服希腊的罗马人反过来又被希腊文明征服，所以现今存世的许多希腊雕刻，实际上都是罗马时代的复刻。希腊罗马雕塑除了裸体和人体的健美外，另一个突出表现并令人叹为观止的就是人物身上的衣饰。衣饰雕刻的成就，一是对女神女性薄如蝉羽般的透明丝绸的刻画和表现，一是对挺括的绸缎衣饰的表现。前者突出薄、透和贴身，人体美及女性性征的表现既真切又朦胧，比裸体造像多了一份娇羞，也多了一些诱惑，服饰美与人体美相得益彰。在技法上，是用有丝感的细小皱褶及其垂感表现丝衣，又用突出女性乳房圆度、身体曲线、肚脐细节等逼真反衬丝绸之薄，然后用整体包裹肌肤的紧身性表现细、薄、透。比较著名的作品有：巴特农神庙的命运女神、埃里契西翁的加里亚狄像、雅可波利斯的科莱女神大理石像等。后者通常以男女人体半裸相衬，或者大线条披挂周身，显示出衣着的华贵、挺括、皱褶，与裸身形成动感的对比，与姿态气质形成高贵典雅的烘托。最具成就的还是其中对薄丝的表现，在形成这种视觉感时雕刻的技艺运用得炉火纯青。从中国马王堆出土的丝极细、衣极薄、质极透的丝衣看，从罗马人受恺撒鼓吹妇女们狂热追逐丝绸情色效果的风习看，希腊罗马的这些雕刻是有生活依据的。希腊罗马的平面绘画和陶瓷、象牙版绘也有表现极薄丝衣的优秀作品和精良技法。

希腊罗马雕塑因其文明的高度和艺术的极致，必然会像水到高处就向四周和低处流淌一样向他处传播。此种艺术向中国的传播，经过斯基泰文化和犍陀罗艺术，从中亚和印度北部继续向东，形成了中国一大批石窟艺术和佛像泥塑、石雕等中国雕刻艺术遗存。《汉书》记载：“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天戒若曰，勿大为夷狄之行，将受其祸。是岁始皇初并六国，反喜以为瑞，销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史学家认为，这个秦始皇十二金人可能是从斯基泰人那里学来，是模仿希腊战神阿瑞斯神像铸造的十二尊青铜雕像。汉代墓葬大量出现画像石，大多为线刻、浅浮雕构图成形，有埃及浅浮雕之风。汉画像石中的神仙羽人和裸体人像，与希腊罗马雕刻的表现手法在艺术构思上极为相似。来自西方传统的有翼神像、有翼神兽、羽人、有翼动物等造型在汉画像石中大量涌现；马首人身、人首马身、人首蛇身、鸟首人身，以及裸体人像、裸体舞、裸体力士、大力神像等图像也频频出现在汉画像石中。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出自希腊罗马的石雕艺术。

在绘画方面，新疆塔里木盆地南部发现的米兰壁画是罗马式绘画在中国的重大发现。1906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博士在新疆若羌东北50余公里的米兰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在两座佛塔中发现了一批带双趐的半身人物画像（共有十余幅此类形象），此造型从内容到形式都体现了鲜明的罗马风格。斯坦因将其命名为“有翼天使”，认为是从希腊神话中的爱罗神演变而来。这些作品属于公元四世纪。米兰壁画题材多是佛教内容，但神和人的容貌却是罗马式的，有些则完全是基督教艺术。画中的马车是罗马式驷马车。绘画色彩鲜艳，采用了西方透视学上的渲染法，具有浓厚的罗马风格。

曹衣出水

直接受到希腊罗马刻画丝绸女性、神像雕塑影响而在中国美术史彪炳千秋的是曹仲达和吴道子。他们两人留下了“曹衣出水”“吴带当风”的中国绘画顶峰式样式和范式。曹仲达是南北朝时（公元420—589年）北齐人，是当时和后世极为推崇的中国美术大家。唐代张彦远着《历代名画记》中说：“僧惊云：‘曹师于袁（袁昂），冰寒于水，外国佛像，无竞于时。’”这是说曹仲达师承自南北朝南齐画家袁昂，但比老师更加优秀，尤其擅长描画传入中国的外国佛像，无人可比。宋代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论曹吴体法”，将曹仲达和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相提并论，使用“吴带当风，曹衣出水”来比喻形容二人的艺术风格和成就。《图画见闻志》说：“曹之笔，其体稠迭而衣服紧窄。故后辈称之曰：……曹衣出水……雕塑铸像，亦本曹吴。”就是说曹仲达的绘画特别擅长人体和紧身衣服的关系，后人誉之为“曹衣出水”，即他绘画的衣服像人穿着丝绸衣服刚从水里出来一样，既透明又贴身，具有肉感和流畅的线条曲线，以至于他的风格又叫曹家样，时人雕塑铸像都是学他和吴道子。“曹衣出水”，这是多么生动形象的描状，这不得不让我们联想到希腊罗马的穿透明丝绸的女神像。而郭若虚说曹仲达“尤得绮罗之妙”，就是说他也特别会表现丝绸的韵味和精妙，是从丝绸衣饰的穿着效果获得了绘画雕塑的衣饰塑造的艺术灵感和艺术技巧。这可算得上是东西方的异曲同工、殊途同归、不约而同了。曹仲达的作品没有留传下来，但是他的“曹衣出水”的曹家样式的作品在敦煌壁画、佛像泥塑、石雕中都到处可见其踪影。1996年发现的山东青州佛像窖藏，出土了400余尊南北朝时期的石雕和各种材质的佛像，大部分作品都精美绝伦，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准，代表了中国佛教造像和雕塑艺术的一个高峰。其中有号称“东方的维纳斯”的最美女神像，也有被专家认定为堪称“曹衣出水”典范的穿丝绸袈裟的佛像。此外，山西天龙山石窟的雕像也有此风。天龙山石窟在山西太原市西南40公里天龙山腰。天龙山历史上曾是北齐（公元550年—577年）皇帝高洋之父高欢的避暑宫。四周山峦起伏，遍山松柏葱郁，山头龙王石洞泉水荡漾，山前溪涧清流潺潺。北齐时山下兴建天龙寺。石窟分布在天龙山东西两峰的悬崖腰部，有东魏、北齐、隋、唐开凿的24个洞窟，东峰8窟，西峰13窟，山北3窟。共存石窟造像1500余尊，浮雕、藻井、画像1144幅。各窟的开凿年代不一，以唐代最多，达15窟。唐代石雕体态生动，姿势优美，刀法洗炼，特别是其中的衣纹极其流畅，具有丰富的质感。第九窟观音立像，高约11米，形体丰满，璎珞富丽，纱罗透体，薄软的丝绸罗纱质感清晰，极巧妙地表现出肉体、纱衣、饰物三者之间的关系，显示出雕刻技法穿插迂回的功力，是天龙山石窟中艺术价值最高的一尊雕像。“曹衣出水”佛像雕塑与希腊罗马雕塑之间的相通性、关联性、继承性是显而易见的。史载曹仲达本人是来自西域的曹国人，是粟特人的一支。粟特人，在中国史籍习称昭武九姓，其原本居处的主要范围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泽拉夫珊河流域的索格底亚那(Sogdiana)。包括有若干城邦小国，如康国(飒秣建，今撒马尔罕Samarkand)、安国(捕喝，今布哈拉Bukhārā)、曹国(劫布呾那Kapūtānā)、石国(赭时Chach)、米国(弭秣贺Māymurgh)、何国(屈霜你迦Ku?ā?ika)、火寻(花剌子模Khwārizmik)、史国(羯霜那Kashāna)等等。其中以康国为最大的宗主国。粟特人姓氏以安、康为主体，包括曹、安、史、康、石、罗、白、米、何等。这给我们研究中意丝绸雕塑之间的关系更是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还不止于此。中国绘画家们将衣饰表现艺术又推到另一极致。于是又有“吴带当风”的出现。吴，就是吴道子（约公元680年—759年），是盛唐时代最负盛名的画家，后人尊为“画圣”。所谓“吴带当风”，就是他所绘人物衣带宛若迎风飘曳之状，即“天衣飞扬，满壁风动”。吴道子长于壁画佛像创作，在描画人物衣饰上开一代先河，创其动态表现新风。他把线条用到极致，将衣纹绘出高、侧、深、斜、卷、折、飘、举各种姿势，人称“风云将逼人，鬼神若脱壁”，可见其造像栩栩如生，充满动态美、韵律美。代表作有传世的《送子天王图》《八十七神仙卷》等，据载他曾于长安、洛阳两地寺观中绘制壁画300余堵。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曰：“唯观吴道玄之迹，可谓六法俱全，万象必尽，神人假手，穷极造化也。所以气韵雄壮，几不容于缣素；笔迹磊落，遂恣意于墙壁；其细画又甚稠密，此神异也。”宋代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说：“吴之笔，其势圆转而衣服飘举。”这就是“吴带当风”。曹、吴二人所创“曹衣出水”“吴带当风”，一静一动的表现丝绸衣饰，静到肃然起敬，动到运斤成风，把一种衣饰绘出两种姿态和线条，成为艺术史上开宗立派的一代大家。东方和西方各自相关、各行其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送子天王图》　唐　吴道子

恺撒开启和巩固了以西方为终点的丝绸之路的罗马终点、目的地，历史以终端打通中端，贯通了整个丝绸之路。中国到罗马的丝绸之路及其贯通，实现了欧亚大陆时代已知陆地世界的“全球化”。希腊罗马雕塑的丝绸衣饰的美学魅力和艺术范式，造型的技法传统，对东方和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1.形成东西方相通的人体、神像衣饰美学传统；2.形成精雕细琢、精美绝伦的造型技法；3.东西方互相以异域性、陌生化、新奇感的审美偏好，互致美人之美的审美胸怀与情怀，形成他美与我美融合统一的典范，开辟西方美术东方性、东方元素（如陶瓷出现在油画中）、东方题材、中国风尚（如罗可哥风格）的源头；4.中国曹仲达“曹衣出水”、吴道子“吴带当风”的衣饰线条法，与希腊罗马丝绸造像相映成辉，分别是东西方各自表现衣饰的艺术巅峰，为世界艺术史留下了标志性、标杆性风格。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