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昙曜五窟洞窟形制中

　　的印度因素与相关问题研究

郭静娜 韦正

　　内容摘要：云冈石窟的早期洞窟又称昙曜五窟，昙曜五窟的洞窟形制较为独特，与现阶段所知的大像窟窟型均不同。论文通过对昙曜五窟大像窟平面形状、洞窟内的雕刻风格以及云冈石窟山顶寺庙遗址的分析，同时对比克孜尔石窟、巴米扬大佛的洞窟形制，得出昙曜五窟的洞窟应是受到印度石窟寺的影响的结论。除此之外论文还对传统佛教文化传播的路线以及石窟寺之间的影响问题、昙曜五窟洞窟的性质问题提出了新的观点。

　　关键词：云冈石窟；昙曜五窟；洞窟形制

　　云冈石窟早期洞窟为第16—20窟，因为是由昙曜高僧主持开凿又称为昙曜五窟。昙曜五窟洞窟形制的基本特点是平面呈马蹄形，立面呈半拱形，他处未见与此洞窟形制完全相似者。此种形制之来源与功用现学术界主要有以下观点：宿白先生认为：“这种式样的石窟， 就已知的资料， 自南亚、中亚以迄我国新疆、甘肃地区，都还没有发现相似的先例。因此我们认为它应是五世纪中期平城僧俗工匠在云冈创造出的新模式。” ［1］ 较有影响之说还有二：一种认为此种形制与拓跋鲜卑来自草原有关，因而采用了与穹庐式毡帐相似的样式；另一种则认为是模仿了古印度僧人禅修的草庐。笔者认为，若模仿了穹庐式毡帐，需回答为什么此种形式独见于大型洞窟。若模仿了禅修草庐，需回答云冈附近发现的禅修洞窟为什么没有采用这种形制？本文认为昙曜五窟可能直接吸收了印度石窟的部分因素，以下试作简说。

　　一、昙曜五窟的洞窟形制

　　首先从洞窟平面来看传统观点认为昙曜五窟洞窟平面呈马蹄形笔者认为有误，如果将昙曜五窟洞窟两侧壁弧线向前延伸，可以发现其洞窟平面实际形态应为半圆形。第5窟就是这种形态，只不过后壁凿成了直线（图1）。

　　图1　云冈石窟第五窟平面图

　　其次从洞窟功能性来看其他地区的大像窟多在后部凿出通道，以便于环绕礼拜，而环绕礼拜正是礼拜型石窟最原始的功能。克孜尔是中国境内大像窟集中分布的地区， 相当一部分大像窟的年代可能与昙曜五窟接近。虽然克孜尔石窟中大像窟中的造像无一幸存，但大像后面均开凿用于礼拜的通道（图2）。位于克孜尔以西的阿富汗巴米扬石窟大佛规模远超过昙曜五窟， 在大佛之后依然开凿出用于礼拜的通道（图3）。

　　图2　克孜尔千佛洞大像窟平、剖面图

　　采自《克孜尔千佛洞洞窟总录》

　　图3　巴米扬大佛及脚部的礼拜通道

　　云冈石窟昙曜五窟虽属大像窟，但在洞窟内并没有开凿用于礼拜的隧道。由此可知昙曜五窟的洞窟形制应为平面呈半圆形，没有礼拜道的大像窟。昙曜五窟如此设计笔者认为原因有二：首先从石质及安全方面考虑：云冈石窟依山雕凿，石质属侏罗纪砂岩，较为松软。同时在昙曜五窟开凿区域内可见泥岩带，从石窟的保存现状来看，泥岩带区域风化的程度最为严重，可见该区域石质并不适宜雕刻。除此之外从第20窟保存现状来看，其窟前立壁可能在雕刻过程中就发生过坍塌，因此出于石质及洞窟安全方面的考虑，并没有在昙曜五窟洞窟内开凿礼拜道；其次从昙曜五窟的政治寓意考虑：由于昙曜五窟的五尊主像均在十米之上，气势雄伟，颇显帝王气象，同时结合北魏佛教史及相关历史文献现学术界普遍认为昙曜五窟的五尊主像均是仿照北魏帝王而建，从而将政治和宗教完美地结合起来。由于皇权至上，不可冒犯，故笔者认为昙曜五窟窟内不设置礼拜隧道应该是出于此方面的考虑。

　　二、云冈石窟昙曜五窟洞窟形制溯源

　　（一）昙曜五窟洞窟形制中的印度因素

　　昙曜五窟与克孜尔、 巴米扬石窟均开凿了大像，从佛教传播的路线考虑，彼此之间应该存在一定的联系，但昙曜五窟洞窟形制的半圆形（平面），与克孜尔、巴米扬石窟差异显著。克孜尔石窟总体平面呈长方形，大像矗立于前室正壁，相当于中心柱的前方，而中心柱实际上是通道围合成的平面近方形的粗大岩体（图2）。巴米扬石窟平面近方形，礼拜绕大佛两腿进行（图3），由此可见昙曜五 窟显然与克孜尔、巴米扬石窟的洞窟形制均不同，但与印度本土石窟寺的平面形态却有相似之处。李崇峰先生对西印度石窟进行了分期研究，揭示了西印度石窟寺从简单的近圆形到前室、前廊、主室、佛塔一应俱全的发展过程，虽然形态变化多端，但石窟最后部分为半圆形是共同特征。这样的例子很多，如贡迪维蒂第9窟（图4）、纳西克第18窟、埃洛拉第10窟。

　　图4　贡迪维蒂第9窟平面及纵剖面图

　　采自李崇峰《中印佛教石窟寺比较研究》

　　洞窟凿成半圆形，与圆形佛塔的设置有直接关系。佛塔为圆形，前部又有长方形主室，那么后半部开凿成半圆形最为自然。昙曜五窟虽均未凿出礼拜通道，但其基本形态与半圆形相近，由此可见昙曜五窟的大像窟并不是受到克孜尔、 巴米扬石窟的影响 ［2］ ，而是受到了印度本土石窟形制的直接影响。

　　上述推测如果成立，那么昙曜五窟顶部为半拱形也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从贡迪维蒂第9窟、纳西克第18窟、埃洛拉第10窟等石窟的平面及剖面图可以清晰地看出，石窟中佛塔所在窟顶为穹隆形，昙曜五窟顶部的形状正好相当于切除了穹隆形的前半部的形态，之所以不似印度石窟那样圆整，应是由于大佛与佛塔形态不同有关。那种认为昙曜五窟的窟形是模仿了鲜卑族毡帐的观点是只注意了洞窟与毡帐的外在形态，而忽略了这个比对与佛教或石窟寺本身无关。

　　（二）昙曜五窟雕刻中的印度因素

　　将昙曜五窟的洞窟形制与印度石窟的洞窟形制直接联系起来， 还在于昙曜五窟中第18、20窟的部分雕刻具有浓重的印度气息且只见于云冈石窟 ① 。第20窟飞天和供养菩萨是云冈石窟仅存的早期形象，“飞天头戴花蔓宝冠，圆形头光，辫发， 圆脸，颈饰项圈，臂腕佩钏镯，具有古印度贵族的 装束特点。长裙贴腿，露足，手捧花盘向佛” ［3］ （图5）。其形象特征既与年代最接近昙曜五窟的第7、8窟的有关形象差异显著（图6），也与武威天梯山的北凉（图7）、永靖炳灵寺西秦时期的有关形象迥异。

　　图 5 云冈石窟第 20 窟供养菩萨 采自《云冈石窟》第 14 卷

　　图 6 云冈石窟第 7 窟飞天 采自《云冈石窟》第四卷

　　图 7 天梯山石窟胁侍菩萨北凉 采自《甘肃石窟志》

　　云冈石窟第18窟中北壁东侧的弟子像 “高额深目，眉端卷圈，眼窝深陷，颧骨突出，两颊陷凹，显然来自异域”，对比同时期古印度雕刻，这些弟子像与印度人的形象非常接近（图8）。

　　图 8 云冈石窟第 18 窟弟子像 采自《云冈石窟》第 12 卷

　　云冈第18窟中的弟子像能雕刻得如此惟妙惟肖，必然有真人作为范本。据文献记载由于北魏统治者十分重视对外文化交流与贸易，作为北魏时期丝绸之路最东端的平城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成为当时的国际大都市。开放与包容的政策不仅吸引了西亚、中亚的商人，同时古印度的僧人也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了平城，这些人不仅将佛教文化传播于此，同时也将古印度石窟文化带到了平城，这应是昙曜五窟洞窟形制与古印度石窟寺相似的直接原因。由于弟子、飞天、供养菩萨的形象都具有浓重的印度味道，与中国传统的审美趣味差异甚大。随着佛教文化与汉文化的相互融合，具有浓郁异域特征的雕刻在昙曜五窟之后开始逐渐减少，直至不见，这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必然结果。

　　（三）云冈石窟窟顶北魏寺院遗址中的印度因素

　　能说明昙曜五窟可能与印度直接关联的证据还有云冈窟顶西部北魏寺院遗址。寺院遗址系由东南西北四面廊房围合佛塔而构成，“塔基位于东、西廊房中间靠南的位置，残留一处方形台基， 边长约14米，残高约0.35—0.7米。台基四周是1.5米厚的夯土（夯土外包有片石），南面正中有一条斜坡踏道……这是一个北魏寺庙遗址，塔在院中，是塔院式结合的建筑” ［4］ 。这是一处与印度佛寺布局相当接近的佛寺， 李崇峰先生对此进行了详细研究，列举了大犍陀罗地区（即罽宾）的相关佛寺，认为：“……云冈石窟西部冈上之遗址，即武州山石窟寺‘上方一处石室数间’之译经处应完 工于北魏和平三年之前。当初设计‘天竺僧陁番经之地’时，遵循‘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原则，在罽 宾寺院制度的基础上，浮图居中建造，僧房周匝布 置。这应是天竺僧伽蓝中国化的最初尝试。” ［5］ 这处 寺院遗址属于北魏哪个时期、遗址属于译经场所或 其他性质都可再斟酌，但这个寺院与印度寺院的关系是确凿存在的，而且‘天竺僧陁’确实出现在了云冈，这对于上文将昙曜五窟的洞窟形制、部分雕塑的形象都直接追溯到印度无疑是有帮助的。

　　三、相关问题

　　（一）敦煌早期洞窟溯源

　　将昙曜五窟洞窟形制直接追溯到印度，涉及到佛教石窟寺的传播路线问题。具体而言，涉及到印度佛教和石窟寺在中国传播的路线，以及中国境内不同石窟之间的影响关系，特别是云冈与凉州的关系问题。

　　从传统佛教文化传播的路线来认识中国境内石窟之间的彼此关系，大体为：在陆路上印度石窟寺经中亚入中国新疆，从西域入河西，再由河西分三支，一支去平城，一支去长安，一支沿河南道下益州。这种思路自有其合理性，且也有文献资料可作若即若离的证明，但一旦论及具体石窟材料，则彼此之间的关系却难以实实在在地建立起来。以敦煌莫高窟为例，所谓最早的北凉三窟的洞窟形制与西部的克孜尔、东部的武威天梯山、云冈昙曜五窟均不相似，但囿于传播论，相关研究仍然将莫高窟北凉三窟追溯到凉州。“敦煌莫高窟地近凉州，它的北朝第一期（即北凉，引者注）艺术同样也应该是源于凉州，且属于北魏灭法之前的形式。” ［6］

　　“北凉三窟”是否能早到北凉时期是个重要的问题，但为莫高窟最早洞窟当无问题。其中，第268窟因系禅窟可暂且搁置不论， 第272窟是中国特色的平面近方形的覆斗顶的佛殿窟，也可暂时不论。第275窟是典型的礼拜窟，论者认为其窟形为第一期所仅有 ［6］ ，其实不然。第275窟的平面呈长方形，与第254、249窟较为接近，两侧壁画、列龛及本生故事的配置也较为相似， 不同之处在于第275窟后壁为近乎通壁的一弥勒二狮子塑像。但如果考虑到第275窟面阔只有2米左右，由于空间狭小，在洞窟中难以凿出中心柱，而且即使凿出也无法进行礼拜。如果这个推论成立的话，那么第275窟与第254、249窟在形制上就没有本质的差异。实际上第254、249窟在年代上与第275窟也应非常接近，甚至可以归为一期。它们形制的共同特点是平面呈长方形，中心柱位于后部。类似形制的洞窟在莫高窟很多，只是时代更晚些而已。这种形制的洞窟前室为两面坡顶，这是受到汉式建筑影响的结果，这如同克孜尔地区前室流行券顶一样。从洞窟形制来看，莫高窟的北凉三窟与克孜尔地区的许多洞窟均为平面呈长方形，中心柱位于洞窟后部的形制，仅从洞窟形制来看莫高窟似与克孜尔地区的石窟建立起了联系。但前举莫高窟早期数窟两侧壁列龛的布局则不见于克孜尔，而在印度石窟寺中前室列柱甚至列佛像则较为常见，因此与其将莫高窟早期洞窟的渊源追溯到克孜尔或并无类似发现的凉州，笔者认为莫高窟的早期石窟应是主要接受了来自印度石窟寺的直接影响。

　　（二）昙曜五窟与凉州佛教文化

　　这里不得不涉及的就是云冈石窟与凉州的关系问题。云冈16—20窟为云冈早期洞窟，学术界对此几无异议。文献记载昙曜五窟为云冈开窟之始，且规模巨大，云冈16—20窟遂被推定为昙曜五窟。据文献记载昙曜来自凉州，凉州石窟之兴早于云冈，后凉州佛事皆俱东，因此从昙曜五窟探讨云冈与凉州之关系应为合理思路。但凉州佛教文化表征的实物除武威天梯山及北凉石塔为可靠证据之外，凉州石窟及其佛教文化之具体特征实不为人所多知，因此无法从昙曜五窟中看出明显的河西石窟文化因素。

　　昙曜五窟的开凿时间距河西臣服北魏政权已二十余年，且北魏所拥有的佛教资源也绝不仅限于河西。华北、关中地区十六国虽然这个时期没有开凿石窟，但佛教造像早已出现，用以开凿石窟的技术和思想条件皆已具备，因此即使河西工匠在云冈石窟昙曜五窟的开凿上曾发挥过技术方面的作用，如果在造像特点和造像思想上看不出凉州与昙曜五窟之间密切关系的话，很难提出凉州与昙曜五窟有直接关系。也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我们认为昙曜五窟所具有的印度因素值得单独提出并加以述说。

　　（三）昙曜五窟的性质

　　最后需略作讨论的是昙曜五窟的性质问题， 涉及到宿白先生的有关论述。宿白先生在综论北方地区石窟时说：“石窟的类型有禅窟、 塔庙窟和佛殿窟。禅窟数量少，盛行的是后两种。塔庙窟中的塔完全是汉式的方形楼阁状。佛殿窟椭圆形平面出现早，如云冈昙曜五窟，方形四壁重龛者出现晚。” ［7］ 宿白先生在这里明确将昙曜五窟看作佛殿 窟。在另一处，宿白先生对佛殿窟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说明：“僧人打坐修行时要思念佛像， 必然要在打坐修行之前礼拜佛像、观看佛像，所以在禅窟附近，就要开凿佛庙，早期的佛庙就是塔，所以佛经中叫‘入塔观像’，这样的石窟可名‘塔庙窟’或简作‘塔窟’。略晚一点出现了专奉佛像的石窟，这种石窟可称‘尊像窟’或‘佛殿窟’。” ［7］ 宿白先生的区分是客观的，可作为划分依据。如果按本文推测昙曜五窟大像之后本应有通道， 将昙曜五窟作为塔庙窟可能比作为佛殿窟显得更合理。

　　四、结 论

　　石窟形制问题是石窟寺研究的基本问题。宗教活动是在一定的空间中进行的，这种空间具有神圣性，是礼仪活动得以合理开展的空间。空间的主要部分具有象征性，不能轻易做出改变。马蹄形洞窟不见于其他地区，平城地区的佛教又非独创，因此马蹄形洞窟的样式及功用还应当在既有石窟寺内部寻找。笔者通过对昙曜五窟以及印度石窟寺洞窟平面及功用的分析，提出昙曜五窟马蹄形的洞窟形制应是受到了印度石窟的直接影响。

　　除此之外笔者还通过对敦煌莫高窟早期洞窟的形制、洞窟布局与克孜尔石窟及印度石窟的比较，得出敦煌莫高窟早期洞窟的形制应是受到印度石窟寺文化的影响的结论，就此还对昙曜五窟与凉州石窟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不仅对传统的佛教文化传播论提出了新的看法，同时也对昙曜五窟的性质提出了新说。

　　参考文献：

　　[1]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176～197.

　　[2]宫治昭著，李萍、张清涛译.涅槃和弥勒的图像学[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327～345.

　　[3]张焯.中国石窟艺术——云冈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1：179.

　　[4]张庆捷、李白军、江伟伟.山西云冈石窟窟顶北魏寺庙遗址[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127～129.

　　[5]李崇峰.佛教考古：从印度到中国[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288.

　　[6]樊锦诗、马世长、关友惠.敦煌莫高窟（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177

　　[7]宿白.中国佛教石窟寺遗迹——3至8世纪中国佛教考古学[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17.

　　作者简介：

　　郭静娜，女，山西大学考古学博士生，云冈石窟研究院接待办副主任，文博馆员，研究方向：佛教考古 、文化遗产学；

　　韦正，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考古。

　　转载： 北朝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