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月氏是曾经驰骋在亚洲草原的古老游牧民族，古代月氏研究是国际学术界各学科学者共同关注的重大课题。长期以来，欧美以及亚洲的日本等国家在丝绸之路考古研究领域，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和学术成果，但是，大多站在以欧洲为中心的视角，审视古代波斯、希腊、斯基泰等对中亚的影响，也占有该研究领域的话语权和主导权，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对丝绸之路的考 ...

　　月氏是曾经驰骋在亚洲草原的古老游牧民族，古代月氏研究是国际学术界各学科学者共同关注的重大课题。长期以来，欧美以及亚洲的日本等国家在丝绸之路考古研究领域，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和学术成果，但是，大多站在以欧洲为中心的视角，审视古代波斯、希腊、斯基泰等对中亚的影响，也占有该研究领域的话语权和主导权，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对丝绸之路的考古研究不应只有西方视角，还应有东方视角”。这就是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的志向。

中乌两国考古学者合影 图片来自作者

　　自1999年起，以王建新教授为带头人的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以寻找和确认古代月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为切入点，重启丝路考古工作。他们走出国门开展东方视角下的丝路研究，建立大范围系统区域调查与小规模科学精准发掘相结合的考古方式，创新了“游牧文化聚落考古”这一领域的理论和方法，突破了国际学术界长久以来“游牧民族居无定所”的论断，确认了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月氏和康居的文化遗存，从理论和实践上廓清了这两类文化的特征与分布范围，改变了过去西方视角下的丝绸之路研究话语被垄断的局面，使中国游牧文化考古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为用中国话语阐释丝绸之路历史提供了实证资料和科学依据。

　　乌兹别克斯坦位于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是古代中亚文明的要地，也是月氏研究的核心地带。撒马尔罕是乌兹别克斯坦第二大城市，被称为“古丝绸之路明珠”，连接古代中国、波斯和古印度。公元前2世纪，一条被称为“丝绸之路”的欧亚陆上大通道，以汉代都城长安为起点，一路向西，逶迤绵延，穿越中亚，通往欧洲。这条横贯欧亚的“丝绸之路”，不仅促进了沿线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也促成了东西南北不同文化的相互交融。

　　2022年9月16日，国家主席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国际会议中心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此次峰会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撒马尔罕宣言》。有着2500多年历史的中亚古城撒马尔罕，再次举世瞩目。

　　中国考古走出去

　　2022年8月19日，正在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读博士的肖国强同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队员凌雪、张明、梅子霖一起，跟随王建新教授又一次抵达乌兹别克斯坦。

　　由于来过太多次了，肖国强记不清这是第几次踏上这片美丽的土地。他此行的目的地，就是位于乌兹别克斯坦东北部的泽拉夫善河谷的撒马尔罕。撒马尔罕位于中亚的中心地带。早期居民粟特人以撒马尔罕为中心扩展其贸易网络，西通拜占庭、东入中国，足迹遍及克里米亚到朝鲜半岛广阔的欧亚大陆。

　　西汉时期，撒马尔罕处在中华帝国、罗马帝国、贵霜帝国、安息王朝之间，是亚欧不同文化交会的十字路口。当时的撒马尔罕是文化踫撞、交流和融合的舞台以及东西方商品交易的集散地。丝绸之路的开通，在这里把东西方连接在一起。唐代高僧玄奘在撒马尔罕停驻半年后，才顺着阿姆河河谷去拜谒巴米扬大佛，进入印度河、恒河流域。在此之前，张骞出使西域，也曾来到这里，寻找大月氏……

　　匈奴崛起之前，月氏一直在中国新疆东天山一带过着马背上的游牧生活。公元前2世纪中叶，月氏为匈奴所败，分裂为大月氏、小月氏。大月氏西迁伊犁河、楚河一带，后又败于乌孙，遂继续西迁。在占领了阿姆河两岸的大夏后，建立了大月氏王国，统辖巴克特里亚平原的千里沃野。

　　西北大学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首席考古学家王建新教授此行的目的，是推进乌兹别克斯坦国立大学的“丝绸之路人与动物骨化学及DNA考古国际联合实验室”的建设；与乌兹别克斯坦国立大学、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铁尔梅兹州立大学等科研院所续签合作协议，并就疫情下的国际合作机制和工作计划进行交流和友好协商，制定下一步合作计划；推进设立于撒马尔罕的“撒马尔罕中乌合作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修复中心”建设。

　　中国考古走出去，不仅是考古人走出去，更是中国的考古理论、方法和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以及在实践中培养人才的教学模式走出去。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所所长阿穆尔丁说，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在不断填补着丝绸之路考古空白的同时，还为中乌双方联合培养出一批批优秀的人才，积极与乌方共建中国—中亚人类与环境“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他认为，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开展的众多国际合作考古项目中，只有中国考古队有考古发掘工作的事前、事中和事后整体计划。中国考古队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发掘前规划细致，发掘中扰动面积小，发掘后及时回填保护遗址。

　　1999年，在中国考古学年会上，王建新首次提出中国考古走出国境。此后，王建新组建的科研团队开始制定计划，从陕西、甘肃、新疆开始，追寻张骞出使西域的足迹，跨出国境，到达中亚。他们把探寻古代月氏人的文化遗存，研究丝绸之路族群迁徙的历史作为学术目标，为今天的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建立了雏形。

　　多年来，王建新的团队从河西走廊一路追寻月氏人迁徙足迹到撒马尔罕。23年间，王建新几乎走遍了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所有河山和沟沟坎坎。2016年，考古队终于在乌兹别克斯坦东南的拜松盆地找到了大月氏人西迁后留下的踪迹。随着中亚著名的“铁门关”东18公里的拉巴特遗址一座座墓葬的发掘、一件件珍贵文物的出土，探寻大月氏部族西迁中亚后的诸多历史细节终于初露曙光。

　　消失的神秘部族

　　由于解读文献的阐述存在不同观点，当今学术界众多学者对于月氏人曾经生活的地理位置，一直存在较大的分歧。外文资料的缺失和对中国文献的某些误读，使月氏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游牧民族及西迁中亚后的历史成为谜团。

中乌考古学术研讨会 图片来自作者

　　最初，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在河西走廊寻找古代月氏人遗迹，一无所获。王建新随后意识到，我国史书中对月氏的最初记载与匈奴有关。在匈奴语中，“祁连”的意思是“天”，匈奴语中的祁连山应该是天山。他根据《史记》《汉书》等文献记载的“敦煌、祁连间”推断，公元前2世纪以前，古代月氏人和乌孙人的活动中心应在东天山区域，即具体位置在今天以新疆哈密地区为中心的天山一带。

　　在中国文献中，祁连山被称为“南山”，“南山”和“祁连山”往往是在文献的一段文字中同时出现的。东天山在汉代文献中被称作“天山”“祁连”“祁连天山”。因此，汉代文献中的“祁连”不是今天的祁连山，而是今天的天山，具体指东天山一带。王建新解释道，“祁连”是匈奴语的音译，“天山”是意译，而“祁连天山”是音译加意译。

　　自2001年起，西北大学中亚考古团队在东天山南北两侧，发现了5处早期游牧文化大型聚落遗址。这一系列考古成果，确认了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时期，以新疆东天山地区为中心分布的游牧文化遗存，是古代月氏人在中国境内的遗存。

　　长期以来，游牧人群“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的生活习俗是大家的共识，然而这一认知直接导致游牧考古忽视聚落遗址和居住遗迹的存在，也忽视了聚落遗址与岩画的共存关系。经过大量考古调查，王建新发现古代游牧民族聚落遗址在东天山地区普遍存在季节性分布的规律，进而总结出古代游牧人群在夏季与冬季分别各有定居地。这个观点在游牧人群考古的理论和实践中有力地纠正了学术界长久以来的认知错误。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古代游牧文化遗存三要素——居住遗迹、墓葬、岩画“三位一体”的综合研究方法，大大拓宽了古代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研究内容。

　　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历经2000年的风雨岁月。尽管西迁后的大月氏早已消失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但是只有找到西迁中亚的月氏文化遗存，与东天山的月氏文化遗存通过系统比较研究，才能实现古代月氏考古学文化的两者互证。于是，王建新和他的研究团队把目光聚焦中亚，进入中亚阿姆河北岸的西天山区域开展考古工作。

　　1992年出生的唐云鹏，2011年本科入读西北大学考古专业，开始师从王建新教授、马健教授学习丝绸之路考古、古代游牧文化考古。他参与了“东天山地区古代游牧民族大型聚落遗址考古与文物保护”“中亚西天山地区考古”等项目。2017年至2019年，唐云鹏先后7次赴乌兹别克斯坦，跟随两位导师开展田野调查和发掘工作。

　　“中亚考古队中有很多和我一样热爱考古的年轻学子，在中亚考古队的历练让我们迅速成长。在老师们的带领下，我们从书本走向更广阔的田野，在实践中寻觅历史的真相，同时也找到了研究兴趣和方向。”唐云鹏说，自己和考古队员习通源、赵东月、热娜古丽·玉素甫以及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苏河、比龙等同伴，有幸参与并见证了寻找大月氏的考古历程，着实是件令人兴奋的事。

　　中亚追寻大月氏

　　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发掘执行领队梁云，长年在中国西北地区及中亚地区从事田野考古工作，2015年至2019年，赴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共10余次。

　　“多年来，学术界公认的大月氏的墓地或遗址，此前没有一处是确凿的”。在接受采访中，梁云向记者详细勾勒了在西天山找寻大月氏的始末。

　　据文献记载，张骞第一次出使，“身所至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康居是张骞出使西域的第二站，“与大月氏同俗”。张骞初次到达康居，曾受到友好接待。“康居传致大月氏。”康居曾经派车派人把张骞专程送到大月氏。学术界对康居人的族源至今尚不清楚，唯一留下来的史料只有《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

　　“要找到大月氏的文化遗存，我们首先必须把康居文化的特点识别出来。康居与大月氏比邻，找到康居，就能找到大月氏。”梁云充满自信地说。

　　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同乌兹别克斯坦同行一起，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西天山区域，开展了连续多年的系统性考古调查。他们先后在撒马尔罕西南的萨扎干遗址和拜松市拉巴特遗址展开考古发掘，在茫茫戈壁和荒原中追寻古代康居和月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副院长任萌是中亚考古队的老队员，曾经参与2005年至2017年新疆巴里坤石人子沟遗址群调查、发掘工作；2011年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考古调查工作；2014年乌兹别克斯坦西天山区域考古调查工作；2015年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萨扎干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等。在任萌的记忆中，2015年对萨扎干遗址的发掘，是考古队在乌兹别克斯坦实施的第一次大规模考古工作。当时有两件事给他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一是考古营地居住条件艰苦，全部队员都使用年久失修的床具；二是两个多月的发掘期间，王建新教授旧病复发，痛苦不堪。

　　西天山地区的撒马尔罕，夏天白天室外温度高达40摄氏度，空气干燥，热得叫人喘不过气来。虽然环境恶劣、条件艰苦、交流困难，但是考古队却在这个国际学术界公认的“空白地带”，新发现了数百处古代文化遗迹。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不但发掘出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康居贵族墓，而且在此建设了乌兹别克斯坦考古史上首座保护大棚，把中国对待文化遗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理念带出国门。

　　萨扎干遗址位于西天山北麓山前地带。这里的大型墓具有高大的封土、斜坡或阶梯墓道及土洞墓室，中小型墓则有石堆和竖穴或偏洞墓室，流行仰身直肢葬，代表性的器物包括无耳圆腹的陶罐、陶壶，金属武器、带具，刻纹骨器等。同样特征的历史遗存，还见于同处撒马尔罕盆地的考克特佩、奥拉特等墓地，以及锡尔河流域的查达拉、库勒特佩、肯科尔、克里希扎勒、阿克塔姆等墓地。这类遗存约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间，分布在哈萨克斯坦西南部、乌兹别克斯坦北部和中部的广大区域，同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康居的年代、文化特征和分布地域基本吻合。

　　萨扎干遗址是中国人第一次发掘到的古代康居文化遗存。每到夜晚，满天的星斗像大锅一样罩在头顶，一轮又圆又大的月亮从东北升起来，占据了半个草原。看到此景，任萌突然明白了唐代大诗人李白那颇具意境的诗句：“小时不识月，唤作白玉盘。”考古队在萨扎干遗址发掘出大型墓葬，出土了金器80余件，还有大量铁器、铜器以及陶器、骨器等遗物。萨扎干遗址的考古发现显示，西天山以北的撒马尔罕盆地属于古代康居的势力范围，古代月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应该到西天山以南的区域去寻找。

　　丝绸之路文化研究历来是国际学术界的热点。西方中亚百年考古集中于古代城址及艺术品等方面的发掘，因此，广袤的中亚长年驻扎着许多来自俄罗斯、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国家的考古队。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作为首支进入中亚的中国考古队，必须另辟蹊径。由于中国学者此前已经在国内经过长期的摸索与实践，拥有了游牧文化聚落遗址的发掘与保护经验，掌握了游牧文化遗存的显著特征与分布规律，所以考古队以此与国外其他考古队形成了错位竞争的优势。中国考古队的“大范围系统区域调查与小规模科学精准发掘相结合”这一创新模式，有效地填补了多项国外丝绸之路考古工作的空白。

　　据史料记载，康居位于大月氏的北部，萨扎干遗址墓地的发现便将大月氏人的活动区域缩小到了西天山和阿姆河之间的区域。2017年5月开始，考古队在西天山以南的拉巴特墓地发掘出94座小型墓葬。墓制和出土器物表明，公元前2世纪末期至公元1世纪前期，这一地区分布着一种共性很强、面貌特征相当一致的游牧文化遗存。从墓地的墓葬形制、埋葬习俗来看，这类文化遗存在本地区找不到来源，却与新疆东天山地区公元前5世纪至前2世纪的游牧文化遗存面貌相似。这一独立的考古学游牧文化，其年代在大月氏西迁之后、贵霜帝国建立之前，与月氏在中亚的活动时间相吻合。

　　对比史料，拉巴特这一时期正好是大月氏直接统治的区域，而且这种文化遗存的分布范围与大月氏的分布范围相合；这支考古学文化的时空范围、文化特征与西迁中亚后的大月氏文化高度重叠。考古学家苦苦寻觅多年的大月氏文化遗存终于找到了。

　　回顾起拉巴特墓地的发现经过，梁云颇为感慨：“倘若没有发现拉巴特墓地，我们就与西迁中亚的月氏文化失之交臂。”

　　其实，考古队在发掘撒马尔罕萨扎干遗址的同时，就已经着手安排部分队员前往拜松市进行调查勘探和小规模的发掘，希望能找到月氏人的墓地或遗迹，结果是一次又一次令人气馁地未能如愿和徒劳而返。

　　苏尔汉河州拜松市拉巴特村位于西天山南麓的一个小盆地，拉巴特墓地的发现，真正应验了“功夫不负有心人”。

　　2016年底，梁云带着队员沿苏尔汉河周边勘察一个星期，一无所获。第八天，梁云在拜松河边歇脚，准备结束本次考古勘察。就在此时，他意外发现河床一处断面有灰层，这处断面的灰层因当地居民取土建房而暴露。梁云灵光一闪，顷刻间忘记了疲惫，招呼队员立刻快步跑到跟前，探铲下去，发现灰层下有人骨暴露。这是一处古代墓地！

　　辛苦了两年的考古队队员们无比振奋，他们顺着河流往南走，又发现了大面积的人骨和陶片……

　　当中亚的冬天来临时，西伯利亚寒流带来的大雪漫天飞舞，这些厚达半米到2米的积雪直到来年的四月中旬才可以融化。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只能撤回西安，待第二年初夏再回考古工地。

　　2017年，回到考古工地的考古人员再次布下两个探方后，表土之下露出了条形石堆。乌兹别克斯坦一位考古专家小心翼翼地在石堆的西侧用手铲掏出了人头骨。

　　墓地里发现的条形石堆让梁云困扰许久。“按照我们在国内发掘的经验，墓葬地表应该有圆形的堆土，为什么这里墓葬的地表层出现这些条形石堆？”联想到苏联学者20世纪50年代发掘的贝希肯特墓地，梁云恍然大悟：条形石堆原来是墓道里的填石——墓葬上部圆形土堆已经被后代人类活动推平了。

　　《史记》记载，“（月氏）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妫水就是现在的阿姆河，“妫水北，为王庭”是史料记载张骞当年的亲历之地。寻找月氏的王庭和早期贵霜的中心，成为考古队新的目标。

　　2018年、2019年，由于有前期积累的工作经验，中亚考古队在部分国外学者已经做了大量考古发掘工作的区域内，新发现了许多古代游牧聚落遗址。这些新发现表明，在国际游牧考古研究领域，中国学者在理论方法及实践经验方面，都已经超越了国外学者。

　　发出中国声音

　　1979年出生的马健，博士就读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现任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院长，是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核心成员，主要从事丝绸之路考古、古代游牧文化考古研究，在国内外高水平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匈奴葬仪的考古学探索——兼论欧亚草原东部文化交流》《草原霸主——欧亚草原早期游牧民族的兴衰史》等专著4部，获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三等奖、地理信息科技进步三等奖、中国考古学会优秀青年学者奖（金爵奖）。2013年至2019年，马健赴乌兹别克斯坦进行考古往返4次。

　　马健告诉记者，与郭沫若、范文澜等并称史学“五老”的西北大学老校长侯外庐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了“外来学术的中国化”“中国学术的世界性”等重大问题。西北大学、中国国家博物馆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于2011年成立联合考察队，对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展开全面考古考察。自2013年底，西北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签署关于“西天山西端区域古代游牧文化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的合作协议后，双方组成的中乌联合考古队进行系统的古代游牧文化考古调查。

　　中乌考古队以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员为主，双方队员拥有历史、考古、语言、生物、物理、化学、计算机等多学科背景。考古队协同攻关，互通有无、互学互鉴，成为“一带一路”交流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的典范。铁尔梅兹大学教授阿纳耶夫由衷地称赞：在探索月氏等古代游牧文化遗存方面，中方开放合作的胸怀与精神成为国际丝路考古的榜样。

　　中亚考古队通过发掘，系统获得古代游牧文化的考古学信息，确认古代月氏人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终于在国际学术界发出了中国声音。

　　考古队员长期深处高原、大漠、戈壁，风吹日晒，年近70的王建新黝黑而粗糙的脸庞和披在脑后的灰白长发别具一格。2009年至2022年，王建新赴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共20余次。他带领团队沿着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的足迹，从河西走廊、新疆东天山走到了中亚西天山，踏遍乌兹别克斯坦南部。

　　2014年，王建新在撒马尔罕遇到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教授毛里齐奥·托西，这位国际著名考古学家率领的意大利考古团队已在撒马尔罕进行了15年的考古工作。初次见面，毛里齐奥·托西认为中亚考古队进入撒马尔罕毫无必要。然而，当得知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在意大利考古团队工作多年的区域新发现了一批古代游牧聚落遗址后，毛里齐奥·托西的态度立刻发生转变，要与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商谈合作。

　　开展境外考古，深入实地掌握一手资料，不吃“学术剩饭”，才能够发出中国声音！“我们目前正在对东天山地区和西天山地区出土的人骨进行DNA检测，取得确认古代月氏人遗存和月氏与贵霜关系的科学依据。在古代月氏研究领域，我们目前掌握了一手资料，占了一个领先的地位；在古代游牧人群考古的理论和方法实践上，我们目前也处于领先地位。”王建新说。

　　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通过对东、西天山地区古代游牧文化遗存，以及西天山地区古代游牧文化遗存与农耕文化遗存的系统比较研究，为全球视野下深入研究中国与中亚地区的文化交往史，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实物佐证，有望在厘清古代月氏与大夏（巴克特里亚）、贵霜、粟特等关系方面，获得全面系统的考古资料和科学依据。在月氏研究上取得突破的同时，还将推进学术界深入了解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演变过程、族群源流、宗教信仰、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以及环境变迁等，促进中国与相关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

　　从首次提出中国考古走出去，到确定开展中外联合考古的基本目标与思路，再到月氏与康居的考古发现，直到如今推进“中国—中亚人类与环境‘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合作项目，王建新和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初步廓清了古代康居、月氏和贵霜的考古学文化特征与分布范围，形成了古代游牧文化考古研究的理论方法体系，取得了中国学者在丝绸之路考古研究领域的重要突破。

（图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10月19日总第25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