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罗布泊地区的楼兰是“西域三十六国”最著名的古代王国，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文化遗址。伴随着20世纪的钟声，楼兰古城遗址被再度发现，她的兴盛、衰落，成为一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学界最为关注的考古学话题之一。1980年，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入楼兰地区开展调查，并开展了新中国考古史上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楼兰考古发掘。关于这次活动的考古报告，当时的领队、著名西域研究专家侯灿先生执笔完成了《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并在迟至三十余年后，列入“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丛刊”由凤凰出版社在2022年3月出版。报告对于楼兰古城的地理位置、从汉到晋的历史演变、形态布局等方面提供了新的资料，更正了既往的一些说法，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围绕《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出版的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凤凰出版社社长倪培翔。

《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书影 图片来自通讯员

　　记者：《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写作之前，侯灿先生进行考察研究面临怎样的时代背景？

　　倪培翔：楼兰是西域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王国，不论从西域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史来看，还是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所处的位置来讲，楼兰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同时，楼兰又是西域诸王国中由于自然条件的变化而彻底消失的一个西域大国，对于今天的学术界，特别是关注生态环境对人类影响问题的考古、地理、环境、历史、气候等多个学科的学者，都是一个极富吸引力的问题，引发国内外许多学者多年来努力钻研，使楼兰成为一个国际上持续不断的热门话题。

　　唐代诗人王昌龄《从军行》说：“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从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出发，走出玉门关，玉门关外往西便是广袤的沙漠和浩渺的罗布泊，塔克拉玛干沙漠中最大的河流塔里木河就汇入这里。西域三十六国之中，在罗布泊西北岸，最靠近中原王朝的就是楼兰王国。从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正是在楼兰分为两条：一条往南，一条往北。无论南北哪一路，楼兰都是当时中原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可不知何时，这座绿洲古城湮没于茫茫戈壁。罗布泊是何时干涸的？楼兰古城消失在何处？千余年来牵动着人们的心。自从1900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发现楼兰古城遗址，这座身居荒漠、隔世千年的神秘古城，迅速成为学界热点，令中外学者心醉神驰。早期的外国探险家固然有丰富的发现和所得，但他们的资料经过科学发掘的不多，且用外文发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学者对其进行利用。

　　新中国成立后，楼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考古禁区。1979、1980年，乘中日合拍纪录片“丝绸之路”之机，中央电视台邀请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楼兰古城古道进行调查、考察。在通向楼兰的道路孔雀河下游，由穆舜英女士带领的考古东队发现了大批古墓，其中出土了一具保存完好的女尸，引起轰动。由侯灿先生带领的考古西队则再次进军楼兰，与东队汇合，对楼兰古城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考察与发掘，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沙漠考古，填补了我国科研工作者以往没有能进入楼兰古城遗迹进行考古发掘的空白，并且纠正了既往学者的一些认识。

　　记者：具体来看，侯灿先生进行了哪些调查？相关研究成果编写、发布的情况如何？

　　倪培翔：1980年，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侯灿先生率领一支考古队进入楼兰，对楼兰及其附近遗址做了正式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他由此成为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之后第一位从事楼兰考古的新疆考古工作者，而且他所主持的楼兰考古发掘工作，获得了非常丰富的文物和文献材料，填补了我国考古工作的某些空白，使得我国学者在楼兰研究上有了发言权，并为国际学术界所瞩目。

　　具体来说，本次考古调查与发掘的主要内容与收获包括：寻找城墙遗迹，重新勘定了古城的确切位置；发现了城内由西北流向东南的古水道遗迹，对城市的用水问题与结构布局有了新的认识；着重考察清理了城中的佛塔与房屋遗址，采集到许多细石器文化标本与魏晋时期的文物，特别是出土了60多枚汉文木简文书；发掘了城郊的平台墓地和孤台墓地，确定墓葬的时代是两汉时期。在这些发现的基础之上，丰富了对于楼兰王国的史前文化时期、两汉时代与魏晋时期的历史认识。

　　侯灿先生在考古现场工作结束之后，就立即投入资料的整理与报告的写作之中，历时数年，1987年同时完成了详细的考古报告——《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以及三篇简报性质的文章——《楼兰古城址调查与试掘简报》《楼兰城郊古墓群发掘简报》《楼兰新发现木简纸文书考释》。

　　《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于1987年3月编著完成，是侯灿先生所主持的考古调查与发掘的正式报告，对于调查发掘经过、考古发掘所得文物，都做了详细的描述，并对照前人发掘的同类物品做了细致的分析研究，图文并重，还有大量线描图和数据统计表，体现了一个考古科班出身的研究者的学术素养。这本书可以说是“文革”以后我国考古研究的重要成果，可惜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出版，而侯灿先生也于2016年6月去世，成为其终身遗憾。

　　记者：在三篇简报性质的文章之外，《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的独特价值体现在哪里？

　　倪培翔：我们知道，曾经由于种种原因，出版社在当时纸张紧缺无纸印刷的退稿信中所列举的一条理由便是三篇文章已涵盖了报告的主要内容。那么，实际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呢？作为新的出版方，我们最关注的正是这一点，这决定了本书是否有出版的价值，不妨来具体看一看。

　　以城内的佛塔遗迹为例，发掘简报对于相关的调查发掘情况，叙述共800余字，简洁明了地陈述了工作情况、出土文物；再看本书，相关的内容有2200多字，从篇幅上来说就有近三倍，其中特别是结合学术史内容如斯文·赫定、斯坦因、长泽和俊等人的既往研究，对本次考古的背景和意义进行说明，是对简报的重要补充。

　　关于城郊墓葬，发掘简报中共计有图片58幅，其中彩色图片2幅；而在本书中，收入黑白线图17幅、黑白照片92幅、彩色图片37幅，共计146幅，是对简报内容的极大扩充。其中贵霜铜币、彩漆圆盖、彩锦等彩图十分珍贵，传达许多信息。

　　关于出土木简与纸文书，本书对简报也有重要的补充，如简报中对三间房西大垃圾堆中获得的佉卢文木牍残片，简报中说有待进一步考释，在本书中就增加了经拉丁文转写后再用汉字释读的内容。

　　经过上面的对比，可见发掘简报与详细的考古报告在价值上自然不能等量齐观，更何况侯先生在发表考古简报的同时就完成了详细报告，愿意在第一时间将自己所占有的资料全部公布出来，以便学术研究，这堪称典范。现今不知有多少人将资料私藏，迟迟不愿公开，只为自己独占研究的便利。侯先生以学术为公器，没有私心，他的这份考古报告反而迟迟无法出版，这实在让人唏嘘不已。

《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内页 图片来自通讯员

　　记者：在您看来，出版《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具有怎样的文化和社会价值？凤凰出版社未来有哪些相关出版计划？

　　倪培翔：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中国敦煌学界，曾经有过“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说法，引起了轩然大波。其实，对于楼兰来说，长久以来又何尝不是“楼兰在中国，楼兰学在海外”？就是侯先生考古报告被拒稿的1988年，这一年被日本称作“楼兰年”，发起了一系列的话题和活动，其热闹景象远非当时的国内能比。好在如同国内敦煌学不断进步以及日益受到社会重视关注一样，国内的楼兰研究与出版也呈现日新月异的局面。今天我们再说“敦煌学在世界”“楼兰学在世界”，已经不是指学术研究的话语权被外国学者所掌控，而是意味着敦煌与楼兰的物质遗存、考古发现，作为人类历史文化的宝贵遗产，我们和各国学者共同研究、相互切磋，背后体现的是一种文化的自信与开放的心态。

　　侯灿先生《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正式出版，虽然迟到了35年，但该来的终究会到来。它既是对一段艰辛探究的学术历程的永恒纪念，也是一个新的起点。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于楼兰所在的罗布泊地区，已经开展了更多重要的考察考古活动，如对于营盘墓地、小河墓地、扎滚鲁克墓地等墓葬遗址的发掘，如2014年开始的“罗布泊地区自然与文化遗产综合科学考察”，等等。我们期待着今天的学者仍能以侯先生严谨的学术态度为标杆，使这些工作的全面资料与详细报告早日问世。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侯先生本来有一系列的楼兰研究与写作计划，后来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没能完成，楼兰成果出版成了侯先生一个未完成的心愿。而今侯先生的家人和学生手中还保存着许多关于侯先生楼兰研究的珍贵资料，我们出版社也希望能在后续的工作中，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将侯先生的楼兰研究成果以及这一次具有空前意义的楼兰考古活动，以精美的图书形式呈现给更多的读者。

　　这本考古报告不厚，但背后是沉甸甸的学术成果！对在楼兰研究上发出中国的声音、展示楼兰研究卓越的中国学术成果、让人们认识和走近杰出的学者侯灿先生具有重要意义。今后，我们有志继续积极响应国家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倡议，介入丝绸之路文化研究，在丝绸之路出版领域开辟一方新天地！

（图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