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考古学，其研究主题，自然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中华文明熔多元为一体，绵延5000多年，依然年少，朝气蓬勃，特质鲜明。要讲好中华文明的故事，中国考古学自然需要“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但我们越是心系中国，就越应该胸怀世界。战国人邹衍已经认识到，“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中国外 ...

　　中国考古学，其研究主题，自然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中华文明熔多元为一体，绵延5000多年，依然年少，朝气蓬勃，特质鲜明。要讲好中华文明的故事，中国考古学自然需要“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但我们越是心系中国，就越应该胸怀世界。战国人邹衍已经认识到，“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构建“最中国”的考古学，需要“最世界性”的胸怀，放眼此“大九州”。

　　百年之前，1921年，以仰韶遗址的发掘为标志，中国考古学诞生。其刚睁开双眼，就看到了中国之外的世界。仰韶遗址的发掘者安特生，是为中国政府和科研机构工作的瑞典学者。他发掘的起因，是仰韶遗址彩陶的“世界性”，即与土库曼斯坦的安诺遗址、黑海西岸的特里波利遗址的彩陶颇为相似。发掘确立了中国第一个史前文化——仰韶文化，中华文明起源的科学探索迈出关键一步；但同时高声发出“世界性”的提问：中国远古之文化，是否跨越辽阔的欧亚草原，自西而来？

　　应声而起的第一代中国考古学家，同样有开阔的世界视野。在哈佛大学学习人类学并获得博士学位的李济，“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来与世界人类的脑袋比较一下，寻出他所属的人种在天演路上的阶级出来”，要是有机会，他还想去中国的新疆、青海、西藏，印度以及波斯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

　　梁思永，同样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以经典西方考古地层学方法，识别“后岗三叠层”，厘清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殷商文化的年代关系。吴金鼎，学成于伦敦大学，以经典西方类型学，全面分析中国史前陶器。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夏鼐，在伦敦大学学院师从著名埃及学家S. 格兰维尔（S. Glanville）、探方发掘法的首创者M. 惠勒（M. Wheeler）和古埃及文字学泰斗A. H. 伽丁内尔（A. H. Gardiner），利用当时最新的考古资料，完成博士论文《埃及古珠考》（Ancient Egyptian Beads），开启了之后贯通中西、气象恢宏的研究旅程。

　　可见，中国考古学在其早期阶段，无论是视野还是方法，都已颇具国际风范。1949年后，考古田野工作全面铺开，新发现目不暇接，建立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成为最紧迫的任务。但中国考古学家们并未埋首于瓶瓶罐罐，“见物不见人”。一方面，实证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之路的初心未变。主流认识是：中国史前文化多元发展，在黄河中下游或“中原地区”文化引领下，凝聚为一体，向文明迈进。史前之中国，已初具后世“大一统”中央王朝的模样。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主导地位确立。

　　中华文明之演进，被放在世界范围的人类社会进化背景下，成为验证普遍进化框架的新证据。1963年出版的《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发掘报告对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聚落进行了精细的描述和分析，提出：“从物质文化遗存的特点来观察，半坡氏族部落是处在发达的新石器时代阶段，即恩格斯所论述的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从社会发展阶段来说，相当于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时期。”1974年出版的《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则引起了关于父系社会的热议。在这样的讨论中，世界各地的民族学资料尤其受到关注，扩大了中国考古学的世界视野。

　　这两个研究主旋律同时奏响，各有动人之处，但似乎并未合奏出描述中华文明起源的壮丽交响乐。以历史时期的“大一统”格局解读史前文化演变、对经典理论“对号入座”式的僵化应用，反倒陷入苏秉琦所称的两个“怪圈”。

　　20世纪80年代，中国考古学和国家同步，进入发展的黄金时代。

　　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如重重变奏，将重建中国古史的主旋律推向高潮。辽宁建平牛河梁，红山文化仪式圣地，高坛石冢，唯玉为葬。浙江余杭良渚，强大古国的都邑，琮璜璧钺，玉礼通神。距今6000年至5000年，中国史前时代灿烂的转折期，各地竞相展开构建复杂社会的开创性实践，文明火花迸发，绚丽如满天星斗。“中原”之外，“边缘”地区的发展，尤其引人注目，“中原”引领模式被严厉质疑。

　　1981年，苏秉琦正式提出“区系类型”模式，将中国史前文化分为六大区系，指出：各大区系不仅各有渊源、各具特点和各有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且区系间的关系也是相互影响的。中原地区是六大区系之一，中原影响各地，各地也影响中原。这同以往在中华“大一统”观念指导下形成的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国民族文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周扩展，其他地区的文化比较落后，只是在中原地区影响下才得以发展的观点有所不同，从而对于历史考古界根深蒂固的中原中心、汉族中心、王朝中心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

　　1985年，严文明也指出：一定要花大力气加强黄河流域以外广大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最后破除中原中心论或黄河流域中心论，正确阐明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真实情况和各地新石器文化在孕育我国古代文明中的作用。他随后提出的“重瓣花朵”模式，虽然仍强调“最著名”的中原地区的特殊地位，但认为中原只是因其地利，易于受到周围文化的激荡和影响，能够从各方面吸收有利于本身发展的先进因素，因而有条件最早进入文明社会。

　　1986年，在哈佛大学任教的张光直，为重建中国古史这样“最中国”的学术探索，引入了世界的视野。他借用美国学者葛德伟（Joseph R. Caldwell）讨论美国东部印第安人文化时使用的“相互作用圈”（Sphere of Interaction）概念，提出“中国相互作用圈”的概念，即中国各文化区通过无中心的网络式互动，形成的文化共同体，并热忱地称之为“最初的中国”。

　　上述精彩展示出的、中国史前社会超出预期的发展高度，也将从“世界性”人类社会普遍进化的角度认识中华文明的主旋律推向高潮，并将其研究焦点由母系或父系社会转为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热烈讨论。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在“文明”的定义上，与会者普遍接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说法。关于“国家”的标准，有学者坚持柴尔德提出的“世界性”标准，即城市、金属和文字“三要素”说。准此，则中国在殷墟时期才出现国家，形成文明。但更多学者在世界文明起源的视角下，指出三要素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明标志，只要有足够的反映国家“实质”的考古证据，就可以认定国家的出现、文明的起源。对于中华文明而言，这些证据可以是玉器和丝绸等高级手工业品，都邑性聚落以及表现王权、军权和宗教权力形成的各类遗存。

　　两大主旋律终于发出共鸣，合奏起以中华文明起源为主题的交响乐章。

　　张光直在提出“中国相互作用圈”的同时，其实也对中国考古学的“世界性”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1984年8月，他访问北京大学考古系，连续作九次演讲。这成为推动中国考古学国际化的标志性学术活动。1986年，演讲内容以《考古学专题六讲》之名出版。第一讲为“中国古代史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第二讲为“从世界古代史常用模式看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也是在1986年，他在香港《九州学刊》上发表了《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

　　他提出：一个着眼在世界性上的考古学者，在研探中华文明起源时，至少可以从三个不同的方面进行。第一个方面，是中国古代文明在世界历史上有多大的重要性？它是土生土长的，还是外面传入的？它吸收了外面多少影响，以及对外产生了多大的影响？第二个方面，应该是探讨世界史关于文化、社会变迁模式与中国丰富的历史材料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就是用世界史解释重大历史变迁的模式来考察中国史前史和古代历史的变化过程。第三个方面，就是用从中国古代史和从中国古代史发展本身看到的法则，来丰富一般社会科学的理论。这方面是以往中外学术界较为忽略的，而从这方面进行研究，又是中国古代史和考古学家们的重大责任。这实在是对中国考古学应具有的“世界性”的精当阐述。

　　在第一个方面中，中国文明是土生土长还是西来，在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就是焦点，第一代中国考古学家已经确立了中华文明的本土起源。马克思主义经典社会进化理论的应用，关注的正是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对于第三个方面，因国内学者普遍专注于中华文明本身的研究，确实是“较为忽略的”。

　　哈佛大学汇集了研究世界文明的优秀学者，自然会激发张光直的世界性思考。他的办公室对面，就是中美地区古代文明研究大家戈登·威利（Gordon Willey）的办公室，楼下的皮博迪博物馆（Peabody Museum）里面，陈列着哈佛大学自19世纪末开始在玛雅名城科潘遗址获得的珍贵文物，这又让他对中美地区古代文明有更深入的了解。

　　因此，他得以对被忽略的第三个方面进行开创性探索。

　　通过对中国、玛雅和苏美尔文明的比较研究，他对中国古代文明的主要特征做出如下扼要阐述：经过巫术进行天地人神的沟通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特征；沟通手段的独占是中国古代阶级社会的一个主要现象；促成阶级社会中沟通手段独占的是政治因素，即人与人关系的变化；中国古代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过程中主要的变化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变化，即技术上的变化，则是次要的；从史前到文明的过渡中，中国社会的主要成分有多方面的、重要的连续性。中美地区文明和中国文明实际上是同一祖先的后代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产物，走过了同样的“连续性”发展道路，其他非西方文明也大致如此。以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为源头的西方文明，则主要以技术手段突破自然的束缚，开辟了“破裂性”的文明形成和发展道路。因此，中国的形态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而西方的形态实在是个例外，因此社会科学里面自西方经验而来的一般法则不能有普遍的应用性。

　　这样的探索，似乎并未引起国内考古学界的热烈呼应，奏响中华文明研究的第三个主旋律。万里之外，热带丛林中的玛雅过于遥远；刷新认知的新发现，亟待认真梳理解析。与世界考古学的接触刚刚恢复，中国考古学界更加期待的，是新的理论和方法。

　　《考古学专题六讲》中的“谈聚落形态考古”，产生了更迅速的影响。在俞伟超的激励下，当年最富激情的青年考古学家们，翻译西方考古学的经典论文，结集为《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在1991年出版。其中收录的张光直的文章为《聚落》。由此引发的学术实践，也是西方理论与方法的应用。这包括一系列国际合作的聚落考古项目的开展，也包括对“酋邦”等概念的热烈讨论。

　　或许，要在对自己的文明发展有更透彻的领悟之后，才能激发“世界性”思考。

　　2000年至今的20余年中，在多学科结合的重大项目推动下，重要考古新发现频出，现代科技手段与史前考古发掘和研究的结合日益紧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深入开展，我们的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壮阔历程逐渐清晰。

　　万年之前，中国即开启了南稻北粟的农作物驯化进程，距今8500年至6000年之间，随着农业经济形态的逐步确立和发展，各地普遍发生“裂变”，基于本地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完成了社会复杂化的初步发展。自距今约6000年开始，中国史前时代进入灿烂的转折期，各地区社会复杂化加剧，苏秉琦定义的“高于氏族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古国”纷纷涌现；同时，区域互动更加密切，形成“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催生了“中国相互作用圈”，即“最初的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距今5000多年的史前时代，“中华文明五千年”并非虚言。

　　遍布“最初的中国”的“古国”社会如“满天星斗”熠熠生辉，各类型政治构想被广泛实践，并在各地区的“撞击”中不断迸发新的火花，造就出更具雄心的领导者。距今5300年前后，中华文明的形成进入“熔合”阶段，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成为“熔合”式发展的第一个典型，在更宏大的政治理想的促动下，有目的地借鉴各地区“古国”的兴衰经验和“领导策略”，首次完成了构建早期国家的政治实践，成为中华文明五千年的重要标志。

　　距今4300年前后，良渚文化解体，如一石入水，激起千重波浪。山东、河南和江汉地区的龙山时期社会吸收良渚社会成败的经验教训，获得普遍发展，出现大量城址，形成与古史记载契合的“万邦林立”的政治景观。在文献中帝尧活动的核心地带晋南地区，陶寺文化采取更广泛的“熔合”策略，完成又一次早期国家的构建。距今3800年前后，环嵩山地区龙山社会与“最初的中国”的各地区激荡碰撞、“熔合”互鉴，形成与夏王朝对应的二里头文化，完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的构建，在与《禹贡》中九州大体相当的地理范围内，施展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获取资源、推广礼仪，确立强大的核心文化地位。

　　我们已经明确，中华文明是在三级阶梯式的中国山川形成的摇篮中，在东亚季风的吹拂下，独立孕育出来的。我们的文明在形成过程中吸收了大量外来因素，尤其是距今4000年前后，小麦、羊、牛和金属冶炼技术自欧亚大陆草原地带传播而来，成为龙山时代社会发展和早期王朝建立的催化剂。但是，“最初的中国”内部各地区的创造性社会发展实践和互动发展，是中华文明形成的根本原因。我们知道，中华文明的形成，对整个东亚地区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引发南岛语族人群向太平洋深处的航行。

　　我们已经尝试，建立自己的概念体系。用“古国”这样的概念建立史前复杂社会和三代实际基本政治组织“国”或“邦”的联系。用恰当的文明形成标准认定我们独特的文明起源和发展历程。

　　我们已经认识到，两河流域、古埃及、印度河流域和中美地区等世界其他地方的原生文明的形成空间均不过数十万平方千米，唯有中华文明的形成如此气势恢宏，在覆盖长江、黄河及辽河流域的面积近300万平方千米的“最初的中国”的范围内，以“多元一体”的形式展开。正是因为在如此广大的空间中经历了各地区文化的“裂变”“撞击”和“熔合”，中华文明才孕育出“协和万邦”的文明基因，产生了完成各地区一体化的宏大政治构想，周人才能在距今3000多年前就以分封制完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抱负，将“理想的中国”落实为“现实的中国”，创建了人类文明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统一的政体，此后不断发展壮大，绵延至今。放眼世界，在疆域和理念上略可与之匹敌的古波斯帝国的形成是600年以后的事了，而且转瞬即逝。重建中国古史初见成果。人类社会普遍进化视角下的中华文明起源历程研究，也初步建立了自己的话语体系。张光直提出的中国考古学“世界性”的三个方面中，前两个方面涉及的问题已经有了基本答案。我们终于可以开始认真思考，如何用从中国古代史和从中国古代史发展本身看到的法则，来丰富一般社会科学的理论，而且强烈感受到：要推进这第三方面的研究、深化前两个方面的认识，一定要走出“赤县神州”，不仅要“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更要把“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范围扩展到大九州，去其他文明的核心地区，从最基础的考古发掘开始，把其他文明的发展脉络看清楚。

　　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国考古学家对世界古代文明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正在蓬勃展开，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古埃及的卡尔纳克神庙、玛雅名城科潘、印度河上游和伊朗腹地，也出现在“中国文化西来说”中彩陶文化的发源地、黑海西岸的特里波利-库库泰尼文化区。

　　我有幸主持的科潘城邦贵族居址发掘项目自2015年开展以来，获得大量珍贵文物，且第一次从贵族家庭演变的角度，验证了从王宫区考古资料获得的、关于科潘王国兴衰的认识。我也在对中美地区古代文明的研习中，收获良多。中美地区的图像学研究，启发了我对中国史前图像的探索性解读；中美地区早期城市神圣空间构建对理解中国史前都邑极具参考价值。

　　在科潘项目进行的过程中，我们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展了深度合作。我佩服的资深学者、朝气蓬勃的青年后起之秀，不断来科潘参加发掘、开展研讨。他们以开拓性的田野发掘和研究，不断刷新我们对中国史前文化发展和中华文明起源的认知。

　　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得到世界认可的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实证。这是可以凿破“大一统”式古史记载的鸿蒙混沌的有力一击，让我们初窥自己文明创生之初，各地区竞相发展、碰撞“熔合”之壮丽景象。对中华文明起源的“大一统”认知根深蒂固，“中原模式”引领的呼声仍高，第一个“怪圈”的破除还需时日。

　　但浙江的考古学家，已经放眼世界。在科潘王宫区的仪式大广场上，面对科潘第13王瓦沙克·吐恩·乌巴·卡威尔一尊尊渲染自己在萨满状态下通神入幻的石雕像，遥望远处记录科潘光荣历史的象形文字台阶金字塔，我们共同被玛雅与良渚的相似性震撼，体味张光直提出的“玛雅-中国连续体”和中华文明早期的萨满式思维。我们也共同深思，两大文明，何以有相似的开始，却有不同的发展道路和结局。

　　大家的另一个共识是，比起19世纪已经开始在中美地区热带丛林中探索的西方学者，我们对玛雅文明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其实，在对世界各地区古代文明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中，我们都是后来者。学习和借鉴，自然是初学者必不可少的功课，而翻译经典著作，是最有效的学习方式之一。幸运的是，考古学家的心愿与浙江省文物主管部门具有远见的规划不谋而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很快就开始了“世界古文明译丛”的翻译计划。与其他主题类似的译丛不同的是，这个译丛的书目由考古学家选定，更能突出考古学特有的、以物质遗存对文明内涵的展现，以及对超长时段文明兴衰历程的描述。

　　尤为可喜的是，译者多是年轻学者。他们中不少人参加过科潘的工作，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骄傲。张光直在《要是有个青年考古工作者来问道》中，饱含深情地说：“有大才、有大志的年轻人，很少有学考古学的。我有时白日做梦，梦见天资好，人又天真又用功的中国青年，志愿以考古为终生事业，来问我这个老年考古学家对他（她）有何指示，这虽然只是梦境，我还是将答案准备好，以防万一。”张先生的答案有四条，其中最后一条是“今天念中国的考古不是念念中国的材料便行了。每个考古学者都至少要对世界史前史和上古史有基本的了解，而且对中国以外至少某一个地区有真正深入的了解。比较的知识，不但是获取和掌握世界史一般原则所必须有的，而且是要真正了解中国自己所必须有的”。

　　看到他们信达的译文，我想，张先生若是有知，应该可以感到欣慰。他们和我一样，未必有大才，未必天资好，但愿意尽力，心怀大志，放眼大九州，也愿意保持无邪的学术之心，一起用功，以世界文明的视角，认知中华文明的特质和地位，以中华文明的视角，观察世界文明之发展，丰富一般社会科学的理论。 （注：同名原文刊于《考古学研究（十三）：北京大学考古百年考古专业七十年论文集》）

（图文转自：“考工言己”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