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2年10月10日晚，“纪念宿白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石窟寺考古系列讲座”的第二讲在线上平台举行。本次讲座题目为《宿白先生与“云冈模式”》，主讲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裕群，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主持。图1：讲座现场　　自20世纪初以来，云冈石窟备受学术界关注。宿白先生在40年代开始涉足云冈，其后又 ...

　　2022年10月10日晚，“纪念宿白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石窟寺考古系列讲座”的第二讲在线上平台举行。本次讲座题目为《宿白先生与“云冈模式”》，主讲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裕群，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主持。

图1：讲座现场

　　自20世纪初以来，云冈石窟备受学术界关注。宿白先生在40年代开始涉足云冈，其后又曾对其进行多次考察。李裕群老师将宿白先生关于云冈石窟研究的过程分为三部曲。

　　一 前人的调查研究和《金碑》的发现

　　首先，李裕群老师细致地梳理了有关云冈石窟的研究史。从学术意义上来讲，最早开展云冈石窟调查与研究的学者是日本建筑学家伊东忠太。1902年，他在云冈发现了拓跋氏时代的遗迹，随后发表考察报告——《北清建築調查报告》和《支那山西雲岡の石窟寺》。1907年，法国汉学家沙畹调查云冈石窟。1909年和1915年，出版《北中国考古图录》，在云冈石窟的造像资料批露于世后，各国学者和摄影家引起极大兴趣，亦来到云冈考察。同时，在日本展开了云冈石窟造像渊源问题的讨论。

　　20世纪20年代，又有一批关于云冈石窟的论著发表，如喜龙仁《中国雕刻——从五世纪到十四世纪》、小野玄妙《極東の三大藝術》、春山武松《佛像發生問題より見たるマツラ一派の彫刻》等。

　　1938年至1944年，日本人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学者，对云冈石窟进行了全面调查、记录和实测工作，同时对部分窟前遗址和窟顶佛寺遗址作了小规模的发掘。1951至1956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陆续刊布了16卷32册考古学报告——《雲岡石窟——西歴五世纪における中國北部佛教窟院の考古學的調查報告》。1975年，又编撰了《雲岡石窟續補·第十八洞實測圖·西曆五世紀における中國北部の佛教窟院》。2006年，冈村秀典整理出版了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在云冈发掘出土的遗物《雲岡石窟·遺物篇》。

　　我国早期研究云冈石窟的论著主要有陈垣《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云冈石窟寺的译经与刘孝标》，白志谦《云冈石窟寺记》，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等。但由于相关文献资料的不足，深入研究云冈石窟存在很大困难。这一方面的突破性研究则缘于碑刻资料的新发现。1947年，宿白先生在缪荃荪传抄的《永乐大典》卷4650天字韵《顺天府志》所引元末熊自得编撰的《析津志》文内，发现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先生对碑文所涉及到的所有内容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和考证。1956年，发表《〈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新发现的大同云冈石窟寺历史资料的初步整理》，文章充分肯定了《金碑》对于研究云冈石窟的重要史料价值。正是通过对《金碑》所提供的有关云冈十寺等新资料的研究，结合现存遗迹、遗物和文献资料，宿白先生为云冈石窟进行全面的分期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云冈石窟的分期研究

　　1978年，宿白先生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云冈石窟分为三期，并发表《云冈石窟分期试论》一文。《金碑》的发现及其新的分期研究成果的发表，引起了日本学者强烈的反响和关注。1980到1981年，长广敏雄教授先后发表《宿白氏の雲岡石窟分期論を駁す》、《雲岡石窟の謎》，对宿白先生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反驳，甚至对《析津志》所载《金碑》及其碑文的真实性提出质疑。面对长广的质疑，1982年，宿白先生发表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与日本长广敏雄教授讨论有关云冈石窟的某些问题》。

　　这篇长文实际上是涉及到中国历史考古学上的两个根本问题，一是中国历史考古学应如何对待历史文献；二是中国历史考古学应如何运用类型学（也就是长广所谓的“式样论”）（徐苹芳语）。宿白先生在文章中详细论述了《金碑》的著录和流传过程、研究中国石窟的方法论、《金碑》所述云冈十寺的位置和部分洞窟开凿年代等问题。在先生极具说服力的辩驳下，1990年，长广敏雄在《云冈石窟第9、10双窟的特征》一文中，终于承认宿白先生的分期结论。虽然围绕着中日学者对《金碑》的论争暂告结束，但给予了我们新的视野，即研究历史时期的中国考古学，古文献和古代碑刻资料的运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金碑》的发现与研究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

图2：第7、8窟之间的丰碑，有赑屃座

　　三 “云冈模式”的提出

　　1987年，宿白先生撰写了《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一文。正是在全面系统研究中国石窟寺，以及充分了解国外关于葱岭以西石窟寺考古报告的基础上，先生从而提出了“云冈模式”。

　　这篇文章进一步阐述了关于云冈分期的观点，并且将云冈石窟的三个发展阶段与北魏历史的发展结合起来，证实云冈三段的分期正是北魏历史演变的具体表现，提出了“云冈模式”的概念。最后在总结中，高度评价云冈石窟在中国石窟寺研究中的特殊地位。至此，宿白先生关于云冈石窟的研究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李裕群老师认为，通过读宿白先生这几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到先生研究石窟寺的方法论，即历史时期的考古学，文献资料和样式论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当我们研究一座大型石窟寺时，历史背景的梳理至关重要。在样式论方面，实际上我们是从洞窟形制布局、造像题材和造像样式等多方面的因素考虑的，是一个综合研究的过程。造像样式可以代表一个时代的特征，但也要注意一种样式可能具有的延续性，即稍晚的洞窟也可能保留了早期的样式，这是研究石窟寺要充分注意的。另外，宿白先生的注释内容十分丰富，值得好好读一读。

图3：平城佛寺出土塑像和邢合姜墓壁画

　　最后，李裕群老师讲述了有关“云冈模式”的拓展研究方面的问题。目前，关于云冈石窟第一、二阶段的研究，仍然有论争。第一、二期的年代排序似有探讨的余地，同时要探讨云冈石窟的分区与功能问题，这些洞窟到底是如何使用的，洞窟形制与造像题材如何体现北魏皇室不同的礼仪需求，以复原北魏时期云冈石窟的历史原貌和礼仪仪式。另外，还要考虑在北魏平城大的历史背景下，这一地区北魏佛寺和墓葬，与云冈究竟有哪些关联？以及作为都城的“云冈模式”向外传播和传播路线等问题，当然更重要的是尽快完成高质量的云冈石窟考古报告，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这是先生所期待的大事。

（图文转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