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动物考古（Zooarchaeology）就是通过收集、鉴定、量化、测试和分析动物遗存，认识古代存在的动物种类、当时的自然环境、古代人类与动物的各种关系及人类行为的一门科学。动物考古以动物遗存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旨在探究人类与动物相伴相行的历史，研究不同时空的古代人类在饮食、农业、生活、运输、医药、语言、文字、艺术、宗教、祭祀、战争等多个方面 ...

　　动物考古（Zooarchaeology）就是通过收集、鉴定、量化、测试和分析动物遗存，认识古代存在的动物种类、当时的自然环境、古代人类与动物的各种关系及人类行为的一门科学。动物考古以动物遗存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旨在探究人类与动物相伴相行的历史，研究不同时空的古代人类在饮食、农业、生活、运输、医药、语言、文字、艺术、宗教、祭祀、战争等多个方面获取和利用动物的方式以及演进，因此，动物考古的研究内容可以触及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

　　回顾中国动物考古近百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已经就全国300余处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了动物考古学研究，动物考古以考古实证材料重写了古代畜牧史，以独特的视角探讨祭牲、次级产品、骨器及制骨手工业等多个方面的学术问题，随着多学科合作研究的深入开展，它已成为中国考古和历史研究必不可少且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动物考古揭示中国家养动物的起源。我们常用“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来形容衣食丰足的美好生活，“六畜”最早见于《左传·僖公十九年》，动物考古学者在建立区分家养和野生动物系列判断标准的基础上，通过对考古遗址出土动物遗存进行科学鉴定和研究，基本廓清“六畜”的起源：中国家狗的野生祖先是灰狼，起源可以早到距今10000年的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家猪的野生祖先是野猪，起源可以早到距今9000-8600年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这两种动物是中国境内史前先民独立驯化成功的，中国是家猪和狗的起源中心。家养黄牛的野生祖先是原牛、家养绵羊的野生祖先是盘羊，它们在距今5500-5000年出现在甘青地区甚至东北地区，家养山羊的野生祖先是野山羊，它在距今4000年前出现在黄河上游和陕北地区，家马的野生祖先是野马，它在距今4000-3800年出现在甘青和东北地区，并于距今3300年前涌入黄河中下游地区，这些家养食草动物引自西亚和中亚地区。

　　动物考古揭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农业是人类社会向高级形态发展的基础，农业起源是人类历史演变的革命性事件，农业起源研究是世界考古学战略性探索课题之一。中国是农业古国和大国，是世界三大农业起源中心之一，我们通过对考古遗址出土动植物遗存进行植物考古、动物考古、古DNA、同位素分析等相关科技考古研究，揭示了中国农业起源和发展的场景：距今1万年以来，中国古代先民成功驯化和饲养了粟、黍、水稻、猪、狗等农作物和家养动物，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北方旱作农业和南方稻作农业两大农业发展体系，这就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源源不绝的根本动力，催生了良渚、石峁和陶寺等初期国家形态的出现，中原地区生业的持续和全面发展是二里头广域王权国家出现的根本原因。以农业为基础，中国本土产生的当时最为先进的生产力要素（如：小米和水稻种植、家猪饲养）传播并影响了整个欧亚大陆，为世界文明起源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动物考古实证了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形成。早在汉代张骞凿空西域、开拓丝绸之路之前，史前丝绸之路已经联通了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距今5500-5000年、特别是距今4500-4000年以来，来自于西亚和中亚的家养黄牛、绵羊、山羊、马、小麦和冶金术等传入中国境内，中国人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传统根深蒂固，中国古代先民兼收并蓄地吸纳了这些先进的生产力要素，并对其进行了创新性的应用和发展，将其有机融入中华文明的血脉和基因。距今4500-4000年以来，中原地区的史前先民率先形成更为复杂的生产力体系，终成五谷丰登（包括粟、黍、稻、麦、大豆等）、六畜兴旺（包括猪、狗、黄牛、绵羊、山羊等）、百工勃兴（包括铸铜、制骨、制陶、制盐、建筑、石器和玉器加工等）之势。

　　动物考古探索古代中国动物的次级产品的开发和利用。依据山西襄汾陶寺、河南新密新砦、河南偃师二里头等遗址出土羊骨遗存的死亡年龄结构，有学者认为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至青铜时代早期较为普遍地存在以开发羊毛为主要目的的养羊业，并反过来刺激了养殖业的发展。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出土有可能是牛车的车辙，牛骨遗存趾骨等部位有病变现象加之死亡年龄结构偏老，表明当时已经开发了黄牛的畜力。新疆石人子沟、西沟、喀拉苏等遗址和墓地出土马脊椎病变的现象与马匹的骑乘或役用有关。

　　动物考古系统研究动物在古代中国祭祀、丧礼等礼仪中的使用。新石器时代至商代早期，中国古代先民用猪和狗祭祀，猪牲是最为重要和主要的祭牲，并逐步成为区分人群和性别的标志物，随着黄牛和绵羊的引入，二者也开始用做祭牲。商代中期至晚期，祭祀用牲经历了由猪优位向牛优位的多元用牲转化。祭牲礼制化在周代确立并沿用至明清，序五牲之先后贵贱以表征社会秩序和人群等级。

　　动物考古深入探讨古代中国制骨手工业。古代中原与边疆地区骨器和制骨手工业呈现不均衡发展的态势。中原地区骨料来源经历了由鹿向黄牛的转化，骨料选材从多样化发展到择优化、形制从个性化走向规范化、制作从分散化趋于规模化、技术从简单化发展到复杂化。以新疆为代表的边疆地区骨料来源主要是羊，牧业经济保证了骨料来源，骨器制作呈现出精细加工使用部位、简单化处理非使用部位的特点，骨器制作以家庭为单位，并未出现专门的制骨场所。

　　动物考古揭秘野生动物生存的困境。随着人类进程从根本上不可逆转地重塑了全球生态系统。我们通过对辽宁大连广鹿岛贝丘遗址群进行系统动物考古研究，认为人类行为是造成该岛上鹿群缩减甚至消亡的主因。野生动物栖居地受损，深受渔猎之苦，面临灭绝的境地，它们中的某些个体不得不铤而走险，“潜伏”于人类社会进行“自我驯化”，仰韶文化中晚期（距今5500年）以来，以鹿为代表的野生动物数量呈现下降的趋势，鹿和野兔等野生动物在人类社会中为生存而以农作物为食。

　　多科学合作深化和扩展了动物考古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陆续吸纳了多种自然科学研究方法，逐步形成一门以对动物遗存的定性定量研究为中心、涵盖多种测试和分析手段在内的综合性前沿学科。碳氮同位素分析在古代动物的饲养策略研究上取得了突出成绩，揭示了古代先民对不同动物的喂饲方式和主要家养哺乳动物（如猪、黄牛、绵羊、猫）的起源和驯化过程，讨论生业方式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尝试应用猪和狗作为重建古代先民生业方式的替代性指标，探讨特定或特殊用途动物（如真猛犸象，做为祭牲的猪、绵羊、马和黄牛等）的食物来源和特殊喂饲方式。我国已经开展锶同位素分析的考古遗址已有30余处，主要就大型聚落出土哺乳动物牙釉质进行锶同位素分析，研究结果多有发现非当地饲养的动物，为探讨古代社会中动物资源的获取途径、社会组织结构、贸易和交换等提供了实证。古DNA研究主要围绕中国家养动物的起源和扩散开展工作，已经初步建立了中国主要家养动物（如猪、马、黄牛、绵羊、山羊、驴等）的古代线粒体DNA数据库，探讨特殊用途（如用做祭牲和卜骨）动物（如马和黄牛等）的遗传信息，并开始应用于狗和鸡的起源研究。

　　一件动物遗存上蕴含着历史密码，动物考古学者通过解读密码，探索人类与动物相伴相行的过往。动物驯化及畜牧业保证了人类获得稳定而充裕的动物资源，动物予人类功莫大焉。如何保护和发展动物资源？如何为人类和动物和谐相处的时代命题提供历史镜鉴？中国动物考古学者唯有秉承科学之精神，久久为功，方能不负时代之重托。（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与实验研究中心副主任）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