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交通发展实现显著进步的历史阶段。秦汉交通建设对于此后的交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子今多年来将秦汉交通史作为其深耕细作的重点研究领域。1984年4月，在西北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王子今从西安出发骑行至秦岭深处大山之中的商南县，往复考察武关道。他后来又数次与友人对武关道遗迹、傥骆道遗迹、子午道秦岭北段 ...

　　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交通发展实现显著进步的历史阶段。秦汉交通建设对于此后的交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子今多年来将秦汉交通史作为其深耕细作的重点研究领域。1984年4月，在西北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王子今从西安出发骑行至秦岭深处大山之中的商南县，往复考察武关道。他后来又数次与友人对武关道遗迹、傥骆道遗迹、子午道秦岭北段遗迹等进行实地考察。以这些考察成果为基础，王子今与友人合写了《古武关道栈道遗迹调查简报》《陕西丹凤商邑遗址》《子午道秦岭北段栈道遗迹调查简报》等文章。他撰写的《秦汉交通史稿》，是我国第一部全面考察秦汉交通史的权威著作。近日，本报记者就秦汉中国的交通这一主题，采访了王子今教授。

武关遗址出土的千秋万岁瓦当 图片来自丹凤县博物馆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为何将秦汉时代交通作为自己研究的主要方向？

　　王子今：秦汉史籍中“交通”往往取交往之意。《史记·黥布列传》：“布已论输丽山，丽山之徒数十万人，布皆与其徒长豪桀交通。”《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说，灌夫“诸所与交通，无非豪桀大猾”。《汉书·江充传》载，赵太子丹“交通郡国豪猾，攻剽为奸，吏不能禁”。《礼记·乐记》：“周道四达，礼乐交通。”“交通”与“四达”并称，言交汇通达，无所不至。而陶渊明《桃花源记》所谓“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则更近于今义。今人所谓“交通”，意义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交通，指有意识地完成的人与物的空间位置转移。广义的交通则还包括通信等信息传递方式的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交往”的论述，实际上涉及一般所谓“交通”的更广层面的社会文化意义。郭沫若1948年的译本就译作“交通”。交通除了人员与物资的直接转运输送，还应包括社会交往的若干其他形式。在这一认识的基点上讨论秦汉时期交通发展的现象和规律及其对于社会文化面貌的作用，应当是有意义的。我们基本赞同这样的意见：交通为诸社会现象生成不可避的必然的手段。换句话说，政治、经济、宗教、军事，与其他一切社会现象之成立，当依赖于交通之支持。因此，交通发达当直接影响于上述各方面。由此出发设计的研究路径，除对当时交通发展的具体形态进行必要的技术层面的考论，进而研究交通的具体的生产机能，分析交通的直接经济作用之外，对交通的社会功用和文化机能也投注相当多的注意力，对交通发展状况之于社会文化史进程的影响，交通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都希图有所探索，以增进对历史的全面认识。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特别重要的时期。中华民族实现思想文化的真正统一，也始于秦汉时期。交通事业在秦汉时期得到空前的发展。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备的交通运输系统，成为秦汉王朝存在与发展的强大支柱，为政治安定、经济繁荣、文化统一发挥了积极作用。秦汉交通的主要框架为以后交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本格局。

　　考察秦汉时期交通发展的状况，我们看到，在这一时期，沟通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各主要经济区的交通网已经基本形成；舟车等运输工具的制作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路桥等交通设施的建设出现新的形式，运输动力也得到空前规模的开发；交通运输的组织管理方式也逐步走向完善；连通域外的主要交通线已经初步开通；在当时堪称世界先进的交通条件下，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创造的统一文化——汉文化已经初步形成。

　　《中国社会科学报》：考察秦文化的特征，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具有某些利于交通发展的传统因素。您能从考古与史料方面谈谈您的研究吗？

　　王子今：秦国交通发展的一个突出例证，是车辆制作技术的进步。中国早期车辆均为单辕。单辕车须系驾二头或四头牲畜，双辕车则可系驾一头牲畜。陕西凤翔战国初期秦墓BMl03出土两件牛车模型，牛一牡一牝，两车车辆形制相同，出土时陶车轮置于牛身后两侧，其间有木质车辕及轴、舆等车具朽痕，可以看到车辕为两根。这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双辕车模型，也是世界最早的标志双辕车产生的实物资料。双辕车的出现，体现了交通工具史上的重大进步。两件牛车模型出土于同一座小型墓葬中，且牛为一牡一牝，还可以说明秦国民间运输生产资料的普及程度。此外，对于交通道路条件要求甚低的使用轻巧灵便的新车型——独轮车，很可能也是秦人最早使用。

　　秦国善于“远攻”，较早创造了大军团长距离远征的历史记录。秦穆公谋取郑国，即派遣大军“径数国千里而袭人”。秦军还曾远至宋、楚等国境内作战。秦统一战争中，调动数以十万计的大军连年出击，无疑也需要凭借强大的运输力量保证后勤供给。以秦灭楚的战役为例，秦军出动兵力达60万，以秦汉时通例折算，每天士卒口粮就多达66667石，若无法由当地征集，以车载25石计，则需要2667辆运车转送，如若运程超过4日，则每日军粮都需万辆以上的辎重车队承运。这一数字尚不包括军马的食料刍藁。然而楚地战事持续长达“岁余”，军运数额之巨可以想见。显然，秦国优越于其他各国的交通条件，是能够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完成统一的重要因素。

　　由于交通条件比较完备，交通技术比较先进，运输力量比较雄厚，使得秦国军队可以适应长期远征的艰难条件，不断得到充足的兵员、物资的补充，因而军力强盛，百战不疲。此外，秦国交通的发展，有利于秦人向东西南北全方位地接受和吸取其他地区文化的积极因素，使秦文化具有较为开放的富于进取性的特点，于是“地无四方，民无异国”，“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秦人交通建设的优势，无疑也是秦国能够顺应历史大势，连年东进，在秦始皇一代完成统一大业的基本因素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报》：根据您的考察和研究，秦时期的“南阳南郡道”，是汉代的“武关道”吗？

　　王子今：秦始皇实现统一之后，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以“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急切需要加强交通以巩固统一。于是立即致力于全国交通网的建立，在战国交通的基础上，“决通川防，夷去险阻”，经过修整与沟通，将各国道路纳入以全国为规模的交通系统之中。在秦始皇时代，大致由“南阳南郡道”这样一些主要交通干线纵横交错，结成了全国陆路交通网的大纲。

　　秦时期的“南阳南郡道”，出武关东南向，经南阳至于南郡，使关中平原与江汉平原得以沟通，又通过水陆交错的形式“南极吴、楚”，与长江中下游衡山、会稽地区相联系。商鞅封地就在这条古道上。战国时期，这条联系秦楚的古道发生过很多故事。商鞅经由这条道路出使楚国，张仪以“六百里”之约诈楚，楚怀王被秦人扣留于武关，都发生在这里。秦昭襄王时，秦“予楚粟五万石”，是先秦可以明确运输量的最大规模的交通行为，车队规模应当达到了两千辆运车。蓝桥河栈道，当时可能已经应用。学者史念海认为，此即“秦始皇二十八年北归及三十七年南游之途也”。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之行，得到睡虎地秦简《编年记》“廿八年，今过安陆”的证实。其实，在实现统一之前，秦王政二十三年，“秦王游至郢陈”，很可能也经由此道。也就是说，这条道路秦始皇或许曾三次经行。秦末，刘邦由这条道路先于项羽入关。周亚夫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即由此道行洛阳。这条大道汉时又称为“武关道”。由《史记·货殖列传》“南阳西通武关”可知，因南阳“成为当时联络南北地区的最大商业城市和经济重心”，这条道路形成交通盛况。

　　《中国社会科学报》：秦汉陆路交通网的形成，对后世交通道路的规划和建设，有哪些影响？

　　王子今：秦汉时代，重要的交通干线已通达各主要经济区，由东向西在彭城、荥阳、长安结成交通枢纽。此外，又有疏密交错的交通支线结织成网，形成全国规模的交通系统，其中有的支线在历史演进中又发展为重要的干线。有些看起来并未形成明确线形结构的道路，也在交通生活中发生着重要的作用。秦汉陆路交通网的形成，不仅对于当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为后世交通道路的规划和建设，确定了大致的格局。

（图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