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苏州文庙平江图碑（一）四大宋碑苏州文庙位于苏州市中心人民路45号。北宋景祐二年（1035）时任知苏州的范仲淹创建州学，并将州学与文庙合在一起，此后范仲淹之子范纯礼曾有拓建。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苏州文庙毁于兵燹，“荡然无遗”。绍兴十一年（1141）知平江府（苏州）梁汝嘉重建府学及文庙，淳佑年间有屋宇213间，明清时地逾150亩，号称东南诸学宫之 ...

苏州文庙平江图碑

（一）四大宋碑

苏州文庙位于苏州市中心人民路45号。北宋景祐二年（1035）时任知苏州的范仲淹创建州学，并将州学与文庙合在一起，此后范仲淹之子范纯礼曾有拓建。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苏州文庙毁于兵燹，“荡然无遗”。绍兴十一年（1141）知平江府（苏州）梁汝嘉重建府学及文庙，淳佑年间有屋宇213间，明清时地逾150亩，号称东南诸学宫之首。清末以来苏州文庙逐渐荒废，1981年重修后，并开创性地在文庙原址建起碑刻博物馆。

苏州碑刻博物馆的宋朝碑刻包括元符元年范文正公义庄规矩碑、绍兴十一年吴郡重修大成殿记碑、绍兴十五年吴郡登科题名碑、绍熙元年同年酬唱序碑、庆元二年鹤竹碑、淳佑元年思无邪公生明碑、宝佑四年观德碑，以及其他墓志、墓碑7种。这些碑刻都有重大文物与史料价值，但更加赫赫有名的是四大宋碑，即天文图、地理图、帝王绍运图及平江图。苏州文庙直至2001年才作为明代古建筑被国务院批准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保存其中的四大宋碑是1961年第一批全国重保，可见后者是何等重要。

四大宋碑之所以享有文物的至尊地位，主要不是因为其文献或艺术价值，而是作为“我国科技史和世界科技史上的杰作”而享誉全球。地理图碑额书“堕理图”中“堕”字是“地”的古字，该碑与西安碑林的《华夷图》《禹迹图》及四川博物馆的《九域守令图》都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全国性地理图碑。地理图所绘地图北至黑龙江，西至玉门关，南至海南岛，绘有中国海岸轮廓、120多座山脉、60多条江河及410处路、府、军、州各级行政机构，并且呈现河流的流向及高原、平原的形势。与常见的类似示意图的中国古地图不同，地理图碑的所绘地理位置十分详尽精确，与现代地图大致相符，体现了中国古代高超的地图测绘水平。《地理图》所绘的其实是北宋版图，图下跋文又有“乃今日自关东、河以南，绵亘万里，尽为贼区。追思祖宗开创之劳，可不为之流涕太息哉”，饱含着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

天文图碑依据北宋元丰年间星象观测的结果绘制而成，是世界公认现存最古老的星象实测图。天文图以天球北极为中心，以北极恒显圈、天球赤道、南恒隐圈三个同心圆为纬，以二十八宿的宿度线为经，绘制280个星座，1434颗恒星，以及银河的界线。这幅圆形天文星图应该采用了方位投影法进行绘制，开创了科学制作天文图的新时代。欧洲在发明望远镜之前所知恒星始终少于1022颗，所以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称赞“中国的平面球型星图以公元1193年绘制的（天文图碑）为最有名”。此外碑体下部的说明文字还阐释“一昼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不照，当日则光明，就日则光尽”“日中乌，见日中黑子”等重要的天文现象，对中国古代天文学做出最简明、权威的说明，几乎涵盖宋以前所有的天文学知识。

帝王绍运图碑上部是宋代以前的帝王世系，自黄帝、颛顼、尧、舜等五帝，经夏、商、周、秦、汉，至隋、唐，直至南宋理宗为止，共13个朝代、247个帝号，用纵横线示意，是全图的中轴主体。此外还有左下侧的“秦六国”“五代僭伪”与右下侧的“春秋十二国”“东晋夷狄杂处中夏”（五胡十六国）为补充。下部说明文字主要阐释“世道之理乱，王统之离合”的观点，歌颂宋太祖创业之艰难，并发出“自古及今治不能十一而乱常八九”的感叹。

平江图碑则是苏州的城市地图。苏州于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升为平江府，苏州城约14平方公里，平江图细致标注苏州城内大运河、城墙、街道、河道、坊市、衙署、楼阁、寺观、街坊、商店、医院、军营、桥梁、园林、古迹等重要设施。其中有河流20条，大街20条（横贯南北的卧龙街即今天的人民路），巷264、坊61、里弄24，桥梁多达359座。此外还有佛寺道观67座、古塔9座，将800年前苏州城的宏大规模、周密布局、繁华坊巷、雄伟建筑表现得十分明晰。

地理图碑

（二）东嘉王致远

平江图碑大约刻于宋理宗绍定二年（1229），而地理图碑有刻石者王致远的跋文称：

右四图兼山黄公为嘉邸翊善日所进也。致远旧得此本于蜀。司臬右浙，因摹刻以永其传。淳祐七年仲冬东嘉王致远书。

淳祐七年是1247年，晚于绍定二年将近二十年，但平江图不可能“兼山黄公为嘉邸翊善日所进”，而王致远所跋有“右四图”，天文、地理、帝王三碑以外还有哪一图已不得而知。王致远所谓“东嘉”是指温州永嘉，他的父亲王允初是一名抗金名将。淳熙八年（1181）王允初考中进士，开禧元年（1205）出任德安府（今湖北安陆）通判。开禧二年（1206）韩侂胄发动北伐，不久宋军遭到反击节节败退，并包围安德府。知德安府李师尹打算弃城，这时王允初挺身而出组织抗金保卫安德府，13岁的王致远就在安德府城内经历了长达108天的守城之战。此后王致远因父亲战功而获荫补，并于嘉定十七年（1224）根据亲身经历编写《开禧德安守城录》，记述史书失载的这次战役。2005年，温州市将王允初的家乡瓯北镇千石村王氏大宗祠改建为王允初纪念馆。

王致远曾任浙西提刑，治所在苏州，所以会在苏州刻碑。至于他如何“旧得此本于蜀”，具体的情形并不清楚，应该是他在阆州分司籴买场任上的发生事情。王致远从蜀地获得的天文、地理、帝王等四图原本出自黄裳之手。宋朝有两位有名的黄裳，一位是南剑州延平县（今福建南平）人、北宋神宗元丰五年的状元，也是著名的词人。这位黄裳一直活到了北宋灭亡，他性好道家，政治思想呈现出儒道融合的取向，还是福州《政和万寿道藏》的刊刻者，也是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中《九阴真经》作者黄裳的原型。而天文、地理、帝王图的原作者黄裳是南宋皇帝宁宗的老师，他生于隆庆府普成县（今四川剑阁县南）人，号兼山，光宗继位后出任嘉王府翊善，嘉王就是继位前的宋宁宗赵扩。王致远讲“兼山黄公为嘉邸翊善日所进”，即天文、地理、帝王等图原是黄裳为嘉王府翊善时为指导赵扩而绘制，目的就是培养黄裳心目中理想的皇帝，所以这些图本是黄裳在绍熙元年（1190）“因勉励嘉王赵扩学习而量身定制的教学参考资料”（郭声波）。

黄裳当时为赵扩绘制的教学参考资料并不只是天文、地理、帝王三图，《宋史 黄裳传》记载：

王意益向学。于是作八图以献：曰《太极》，曰《三才本性》，曰《皇帝王伯学术》，曰《九流学术》，曰《天文》，曰《地理》，曰《帝王绍运》，以《百官》终焉，各述大旨陈之。每进言曰：“为学之道，当体之以心。王宜以心为严师，于心有一毫不安者，不可为也。”

黄裳当时绘制的“教学参考资料”其实有八图，苏州文庙所存石碑保存其中三图，从顺序上讲王致远所谓四图所遗应该是百官图，内容应该是宋朝或历朝官制。至于其他《太极》《三才本性》《皇帝王伯学术》《九流学术》四图内容主要涉及政治文化与学术思想，下落不得而知。现在的问题是，黄裳绍熙五年（1194）卒于临安，王致远为何能在多年之后在蜀地获得黄裳所绘之图？而且各图既已进献赵扩（宋宁宗），又如何重新流传民间？当然也不排除王致远所得其实是底本或摹绘本的可能，但王致远明言“右四图兼山黄公为嘉邸翊善日所进也”，所以不能排除王致远所得即进献赵扩原本的可能。

天文图碑

（三）嘉王府翊善黄裳

黄裳制作的这些教学绘本背后还有很多复杂的故事。

黄裳知识渊博、才智过人，除了绘制天文、地理等图，还曾向赵扩进献过浑天仪、舆地图等。黄裳也是坚定的主战派，曾多次上书论蜀兵民大计。嘉王府翊善其实是黄裳一生仕宦最显赫的官职，他为此尽心竭力，并因嘉王赵扩的反复乞留而“专为翊善”。本来作为赵扩最受用的恩师，黄裳理应在宁宗朝飞黄腾达。但绍熙二年（1191）黄裳“疮发于背”，此后一直不能治愈，宁宗即位当年即病卒，享年仅49岁。《宋史 黄裳传》直言病疽出于“忧愤”，甚至黄裳在奏议中自言“臣闻之忧甚而病剧”，所以黄裳其实是忧愤而死，而忧愤的原因是当时的政治局面对他十分不利。

黄裳一直在绍熙年间担任嘉王翊善，不可能不卷入“绍熙政变”。而“绍熙政变”意味着宁宗得位有所不正，作为老师，黄裳是否支持“绍熙政变”就成为一个致命的政治难题，如果他没有支持这次政变，那么宁宗继后黄裳的政治处境就会变得十分艰难。

讨论黄裳在绍熙政变中的立场与处境，就要从他如何得到朝廷关注开始讲起。黄裳于乾道五年（1169）考中进士，原来只是在四川担任县尉、录事参军一类低级职务。直到时任四川制置的留正推荐，他才有机会“召对”而在宋孝宗面前论兵民守战大计。孝宗退位后，黄裳又在光宗面前讨论防守之计，提出“其论重镇，谓自吴至蜀，绵亘万里，曰汉中，曰襄阳，曰江陵，曰鄂渚，曰京口，当为五镇，以将相大臣守之，五镇强则国体重矣”。此后黄裳就出任嘉王府翊善，成为宁宗继位前的老师，因此有些材料称黄裳辅佐过孝宗、光宗、宁宗三代帝王也不无道理，问题是这祖孙三代的关系极其纠葛，最终导致了绍熙五年（1194）孝宗去世、光宗退位、宁宗以政变登基的非常局面，从儒家伦理的角度来讲就是一场悲剧。

《宋史》记载，有一次嘉王去看望爷爷孝宗赵昚（太上皇），孝宗问嘉王，你都读了些什么书，嘉王报了一大堆书名。孝宗说，这也太多了，读得过来吗（数不太多乎）？嘉王说老师教得好，他爱听，根本不觉得多（讲官训说明白，忱心乐之，不知其多也）。孝宗于是夸黄裳，并让嘉王认真听讲（黄翊善至诚，所讲须谛听之）。黄裳在政治、学术上也倾向于道学集团，向光宗推荐过朱熹，也对光宗讲过正心诚意的道理，同时也是坚定的主战派，还支持宗室赵汝愚出任宰辅大臣。

再接下来，朝廷就出现了过宫危机，光宗拒绝看望父亲孝宗，包括黄裳在内劝谏的外朝大臣无论如何劝谏，光宗仍然置之不理。有一次光宗对黄裳说是内侍杨受卿让他不要过宫的，于是黄裳相信是宦官挑拨离间才让皇帝父子反目成仇。黄裳就在这时积忧成疾，“忧愤，创复作”，但仍上奏试图调解光宗与孝宗的关系。黄裳说：

臣窃推致疑之因，陛下毋乃以焚廪、浚井之事为忧乎？夫焚廪、浚井，在当时或有之。寿皇之子惟陛下一人，寿皇之心，托陛下甚重，爱陛下甚至，故忧陛下甚切。

焚廪、浚井的典故虽然是劝光宗对太上皇尽孝，但故事本身是讲舜父瞽叟意图谋害舜。言下之意，当时朝廷已有孝宗意图谋害光宗的传闻，比如孝宗为光宗准备的药丸比较可疑等等。当然这些都可以理解为宦官的挑拨，但比较确切的原因是孝宗无意立光宗唯一的子嗣嘉王为太子。光宗始终未立赵扩为皇太子是事实，原因应该就是遭到太上皇孝宗的阻挠，光宗皇后李氏为此与孝宗彻底闹翻。这样的局面足以让黄裳“忧甚而病剧”，因为他一方面需要确保光宗对孝宗的大孝，另一方面要确保嘉王的继承地位。但反对宁宗继位的正是孝宗，光宗在父亲与子嗣面前处于极端两难的境地，这足以让黄裳无所适从、忧愤成疾。

地理图碑王致远跋

（四）前功尽弃的教学

如何化解这样纠缠的处境，宫廷内外都在提出与实施自己的方案，但最终只会有一种结果。孝宗原有三个儿子，光宗是第三子，长子庄文太子赵愭去世后，孝宗跳开次子赵恺立三子赵惇（光宗）为太子。问题是当时盛传孝宗退位后又意图让光宗将皇位传给次子赵恺之子赵抦，这样赵扩就会失去继位的机会，由此当然会引发太上皇与皇帝、皇后之间的激烈冲突。孝宗意图立赵抦一节不见于官方史书，笔记小说多有记载，很有可能就是事实。这种情况下，光宗一度求助于太皇太后吴氏。吴氏是高宗的皇后，虽然没有血缘关系却是孝宗的嫡母，也是光宗的祖母、宁宗的曾祖母。吴氏非常长寿，绍熙五年（1194）孝宗去世时吴氏仍然健在并且成为解决政治危机的关键人物。由于光宗拒绝为父亲主持丧礼，政治危机变得尤为突出，这时外朝大臣包括留正、黄裳的方案是立赵扩为太子并监国，光宗仍然保留皇帝地位但暂时或永久、局部或全面地让出权力。这是当时最符合儒家伦理的方案，一度获得了光宗的同意。但绍熙政变的结果，赵抦出局，光宗被迫退位而由宁宗直接继位。在传统的历史叙述中，绍熙政变的策划者是赵汝愚，但赵汝愚在宁宗继位后被排挤、贬死，真正开始专权的是韩侂胄。而在笔记小说中，真正主导绍熙政变的是太皇太后吴氏与韩侂胄，这种叙述能够为宁宗朝的政治格局提供更加合理解释，也可能更加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

如果这个推论成立，那么当时就出现了两股支持宁宗的政治势力。一股以外朝的留正、黄裳为代表，他们的方案是宁宗以太子监国，另一股是内朝的吴氏与韩侂胄，他们让宁宗直接继位。两者的区别，前者更顾及儒家伦理与光宗的利益，但归于失败。后者让宁宗获得更大、更稳固的政治利益，并且最终获得成功。宁宗继位后，这两股同样支持宁宗的政治力量很难调和合作，而宁宗势必倒向于获得成功的吴氏与韩侂胄，这就合理解释了留正的出逃、赵汝愚的贬死以及嘉王翊善黄裳忧愤病疽而身亡等一系列事件。

宁宗即位后，黄裳在奏议中提出两大忧虑：

小人得志，阴窃主权，引用邪党，其为祸患，何所不至，臣之所忧者一也。

君子日退，小人日进，而天下乱矣，臣之所忧者二也。

显然黄裳预感到了韩侂胄专权而迫害儒士集团的悲剧前景，这也意味着黄裳尽心竭力培养儒生理想中君主的梦想的破灭，所以临终之时他经常自言自语：

五年之功，无使一日坏之，度吾已不可为，后之君子必有能任其责者。

满是前功尽弃的极度失望与不甘。

所以苏州文庙宋碑中的天文、地理、帝王三图，不仅是宋代科技发达的证明，还是宋朝最高级的教学参考资料，只不过这背后是一个期待越高、失望越大的失败教学案例。

帝王绍运图及局部（宋帝世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