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了厘清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的相关概念，呈现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的理论、方法、视野及理路等，本项目启动了“当代喜马拉雅学者和藏学家访谈录”工作，由项目执行主席徐君教授主持。透过国内外喜马拉雅区域研究学者和藏学家的深度访谈，展示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对于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的现状与前景的看法与观点。

相关访谈材料将不定期地推出。

本期是对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助理扎洛博士的访谈。扎洛博士主要从事喜马拉雅区域历史研究、藏区基层治理研究、游牧业发展研究。作为一位藏族学者和藏学学者，在访谈中，扎洛博士就藏学与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的关系以及喜马拉雅区域研究前景如是说。

访谈与整理：徐 君 教授

录音记录：彭荟静（2016级研究生）

摄  像：黄坤（2015级研究生）

访谈地点：四川大学藏研所111室

访谈时间：2017年3月21日上午9:30-11:30

徐君：您做的研究在国内学术界基本属于藏学范畴，但是放眼更远一点来说它是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的一个部分，能不能就您的理解，介绍一下喜马拉雅研究情况，或者把喜马拉雅研究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谈一下您所了解的国内外藏学与喜马拉雅研究的情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扎洛：喜马拉雅山系，从地理上，是全世界最高的山系，是中亚、南亚在地理上的分界线，某种程度上，也是文化上、人种上的分界线，因为南亚次大陆实际上是雅利安人系统；从文化上来讲，北部是藏传佛教，南面主要是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讲，过去认为它是社会主义阵营和所谓“自由世界”的分界线。1962年中印在这个区域的战争，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总而言之，喜马拉雅研究是作为标志性的名词，它既是人类学、历史学关注的地区，也是政治学或者说一些战略专家们非常关注的一个地区。藏学研究的目标对象比较单一,那就是以藏族为核心,包括历史、语言、宗教等各个学科，周边地区当他们与藏区有文化、经济交流互动时也囊括进来。而喜马拉雅研究则是以区域为核心的，既包括藏族也包括这个区域内的其他民族，即使他们与藏族不发生联系。当然，有时藏学和喜马拉雅的研究是被混同在一起的，有时又是互相补充的。比如法国国家科研中心藏学与喜马拉雅研究所，就是把藏学与喜马拉雅研究结合在一起的。从学术来讲，藏学的刊物、喜马拉雅研究的刊物都有。

完全意义的藏学研究和完全意义上的喜马拉雅研究彼此之间有联系又有所区别。喜马拉雅研究可能会关注到其他的民族、其他的文化，藏学研究对象一般不包括南亚的人群，而喜马拉雅研究则会把印度教人群、伊斯兰教人群作为一个重要的领域；藏学研究主要关注青藏高原区域的藏裔人群和他们的文化，喜马拉雅研究不仅会研究喜马拉雅山区的藏裔人群，还会关注喜马拉雅山南坡再往南走的这个过渡带，也就是藏族文化和印度教文化或伊斯兰教文化的一个交界地带，以及更往南的区域，喜马拉雅研究也会把它涵盖进来。从文化上来讲，整个喜马拉雅南坡可以分成三个文化带，北部是藏文化区，从今天的巴基斯坦一直到缅甸，整个北部地区都是藏裔人群，说藏语、信仰藏传佛教，过去和西藏地方政府或者跟北京清中央政府有很密切的关系。往南，中间有尼瓦尔人、林布人等等，是一个过渡地带，既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也受印度教影响，靠西部的拉达克、巴基斯坦等地区受伊斯兰教的影响，是一个文化交汇区。再往南走就是纯粹的印度教地区或者伊斯兰教地区。喜马拉雅研究会把这三个文化带都囊括进来，从今天的角度看，涉及到中国、缅甸、印度、孟加拉、不丹、尼泊尔，过去的锡金、甚至拉达克地区、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巴尔蒂斯坦等等，所以这一线喜马拉雅区域研究涵盖的范围要比我们通常所说的藏学要更大一点，所以这两个研究所涵盖的内容有联系但也有区别。

在国际人类学里喜马拉雅人类学也是一个单独的分支，跟藏学不能划等号。比如我们知道海门道夫，算是喜马拉雅人类学研究的开创者，他的研究就不全是研究藏族或者藏文化区域，他还研究文化交界地带甚至再往南的民族，即在喜马拉雅人类学的研究范畴之中。所以我认为喜马拉雅研究与藏学研究有一些区别，当然也有人认为喜马拉雅研究可能把整个藏学都囊括进来，因为喜马拉雅这个名词太具有象征性了，所以把藏学研究囊括进来也是有的。

藏学在西方学术界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这些年也有人预测说21世纪藏学会成为显学。我们现在所发现的西藏藏文文献和其他有关藏族的文献相当丰富，且不说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有大量的西藏僧人和文人到了欧洲和美洲，开始传播藏传佛教这一方面，单就传统藏学领域也是有相当丰富的文献资料，这些文献资料足以支撑相当规模的学者来研究藏学。从西藏本身的文献研究来说，我们现在的确还处在一个起步阶段，还有很多高僧大德的文集、传记还没有人去研究，区域性的历史研究我们现在空白点还很多，过去保留下来的文献还有很多没有发掘。以成都为例，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都有TBRC的文献，TBRC的文献量非常大。最近几年西南民族大学从藏区搜集来的文献的数量也不亚于TBRC的文献数量。因此，若从文献的数量到内容的纵深角度看，足以支撑一个很庞大的学者团体来做藏学研究，是毫无疑问的。

当然，中国的藏学研究和欧洲以及美国的藏学研究存在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中国的藏学研究还肩负着促进藏区发展的任务，所以这也会吸纳很多学者来做研究。因为藏区的情况的确和内地不太一样，研究藏区发展的这些学者的知识背景、所采用的方法都跟研究中国内地发展或者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因为他们所研究的地区和对象在世界上是比较独特的，所以研究藏区发展在整个发展研究中也算是另类，是一支很有特色学术队伍。对于中国藏学研究来说，整个藏区都属于贫困地区或者说欠发达地区，还需要相当大的一支学术团队来投入到这个领域中来从事研究。

徐君：基于您对学界的了解，能否估计或者预测下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的前景？

扎洛：，最近这些年喜马拉雅研究正处在上升阶段，一是这个地区过去因为中印1962年有一次战争，致使边疆问题非常敏感，很多地区我们都不能去，情况都不是很了解，但这些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实施“以邻为伴、与邻为善、共同发展”的这样一些思路，我们整个边界线的敏感度降低了，整个喜马拉雅地区逐渐地呈现了一个向外开放的姿态。所以无论从中国这一侧还是从南亚这一侧，学者们可以非常深入的进入到这个地区来从事研究。

最近几次的国际藏学会和其他一些专题研讨会表明，以喜马拉雅命名的学术活动越来越多，在美国有喜马拉雅研究方面的学术活动，在中国这些年就更多了，有多个机构都在建喜马拉雅研究的学术平台，有一些相应的学术活动；以“喜马拉雅”为命名的学术会议在国内每年都有好几个，整体来看无论在中国国内还是在国际藏学界，喜马拉雅研究都形成了蓬勃发展的态势。以2016年在挪威举办的国际藏学会为例，其中涉及喜马拉雅研究的论坛就有好几个，而且参加人很多，内容涉及面广。过去多是以国家分类，比如不丹研究等，而现在不仅保留了国别研究，还开始以学科细化分类，比如设有“喜马拉雅山地景变迁”等。内容的扩展和细化就是发展的标志。

我们中国学者，应该抓住机会勇敢地参与到这个学科的培育、建设、规范的过程中。面对这样一个新型的学科或者学术领域，我们中国学者理应在其中占有重要的份量，这样才符合中国作为藏学故乡的身份，也才能够体现我们在藏学领域或者在喜马拉雅区域研究领域非常丰厚的积淀。总之，我认为喜马拉雅研究发展潜力很大，我们也应该给予高度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