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2年12月18日，由中国考古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与宗教考古研究室、中国考古学会边疆考古专业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承办的第四届中国边疆考古论坛继续在线上举行。　　甘肃地区考古发现与研究　　论坛第五场主题为：甘肃地区。主持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 ...

　　2022年12月18日，由中国考古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与宗教考古研究室、中国考古学会边疆考古专业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承办的第四届中国边疆考古论坛继续在线上举行。

　　甘肃地区考古发现与研究

　　论坛第五场主题为：甘肃地区。主持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与宗教考古研究室副主任郭物研究员。

　　第一位发言者是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杨谊时研究馆员，他的发言题目是《甘肃张家川圪垯川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杨谊时研究馆员从遗址概况、发掘收获、相关研究、价值意义四个方面进行汇报。甘肃张家川圪垯川遗址2021年发现了仰韶早期大型环壕聚落，2022年认识了环壕的布局和时代。此外，代表权力和威仪的大型钺和玉权杖首的发现对认识圪垯川仰韶早中期社会复杂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位发言者是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小宁馆员，他的发言题目是《甘肃庆阳南佐遗址考古新发现》。考古发现表明南佐遗址是距今5000年左右黄土高原地区的一处都邑性质大型聚落遗址。遗址总面积约600万平方米。发现了九座夯土台基及环壕围绕的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数千平方米的中轴对称、布局严整的宫城，五千年前规模最大、保存较好的夯土墙宫殿式建筑，还发现了大量制作水平很高的白陶、黑陶等器物和大量的炭化水稻等。

　　第三位发言者是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沙琛乔馆员，他的发言题目是《甘肃武威吐谷浑王族墓葬群殉牲习俗研究》。2019至2021年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新发掘的4座墓葬，墓道内皆有殉牲。此类殉牲习俗应与吐谷浑民族自身的生产模式以及鲜卑族的古老丧葬观念有关，其内涵是想借助殉牲等形式，护送亡者灵魂魂归故里。在举行殉牲活动的过程中，还有以刀剺面、血泪歌哭等丧葬仪式。至于吐谷浑墓葬中整马殉葬的形式，应在较大程度上受到吐蕃丧葬习俗的影响。

　　第四位发言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易丹韵助理研究员，她的发言题目是《法界佛像在初唐时期的新发展—以敦煌石窟壁画为中心》。法界佛像是一类利用身体或袈裟来表现佛教世界图的特殊佛像，其世界图通常包含须弥山、佛菩萨、六道众生等多种元素。易丹韵助理研究员以莫高窟初唐第332窟的法界佛像为例，阐释了该像自上而下分为天上界、人界、地狱界三大区域与连接着天上界与人界的须弥山，共同构成了一幅表现佛教世界观的世界图，以及在初唐时期不同于以往的法界佛像新发展。

　　第五位发言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黄盼助理研究员，她的发言题目是《中国早期金铜佛像的再探讨》。考古学会不断带来新发现，颠覆既有认知。陕西成任墓地新出土的2件金铜佛像，为中国早期金铜佛像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黄盼助理研究员以出土品为着眼点，重新对中国早期金铜佛像进行了系统分析，首先明确了中国早期金铜佛像的流行时间从2世纪末3世纪初一直到5世纪初。东汉时期均出现在墓葬中，晚期则变为窖藏、地宫等形式。使用者的身份多元，自东汉晚期到五胡十六国时期，佛教的信众不分国籍、不分民族。其次，从造像样式、铸造方式、成分等角度对早期金铜佛像进行具体分析，明确中国早期金铜佛像应是在参考原型的基础上由中国工匠制作。最后，进一步明确早期金铜佛像是中国佛教初传阶段的佛像标准，代表着中国以佛像为礼拜对象阶段的开始。不分民族与身份所使用的早期金铜佛像体现出佛教兼容并包的理念与东汉晚期至五胡十六国时期的社会相适应，进一步反映了佛教在中国的广泛流行。

　　西藏与四川地区考古发现与研究

　　论坛第六场主题为：西藏与四川。主持人为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所长李林辉研究馆员。

　　第一位发言人是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夏格旺堆研究馆员，他的发言题目是《“雅砻文明”的考古学思考》。 距今3000-2000年期间，以雅拉香波神山为中心，在其南北河谷内，开始出现高细颈、管状流、高足为特点的陶器随葬品的石棺墓。随后不久，开始出现彩绘陶器，彩绘陶的总体特征也是高颈为主，也有接近尖底的平底；彩绘图案来自曲贡文化陶器中常见的菱形纹和弦纹的组合。这个阶段，既是 “雅砻交明”“文化共同体” 的形成过程，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西藏高原腹地社会历史的实践过程。

　　第二位发言者是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陈祖军研究馆员，他的发言题目是《考古实证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工作，在西藏高原发现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近现代的大量文物，充分体现了西藏与祖国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确证西藏的历史文化自古以来就是华夏文明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三位发言者是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赤列次仁馆员，他的发言题目是《2021年仲巴县顶琼洞穴遗址考古工作收获》。确定了该遗址的洞穴形制，且该遗址为西藏单个遗址出土人骨、动物骨骼数量最多的遗址，通过遗址年代和少量出土遗物的初步判断，顶琼洞穴遗址考古学文化面貌与其相邻的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木斯塘以及西藏西部阿里地区早期考古学文化相似，它对构建西藏西部考古学文化序列和跨喜马拉雅山地文化交流研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

　　第四位发言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杨筱助理研究员，她的发言题目是《瑞像与瑞经：绵阳碧水寺摩崖造像的经像组合》。绵阳碧水寺第10龛《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简称《金刚经》）镌刻于唐贞观年间 (627-649），是西南地区现存最早的佛教摩崖刻经。《绵阳龛窟》 指出该龛的供养人可能是麟德元年 (664) 道宣所撰《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中一则感应故事的主角“令狐元轨”，但未继续追索《金刚经》刻经的来源、性质及其与相邻龛像的组合关系，杨筱助理研究员在相关文献及实地考古调查的基础上尝试以第10龛《金刚经》为中心，结合刻经与造像的组合关系，考察碧水寺开凿的规划意旨及其与地域社会之间的紧密关联。

　　第五位发言人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高寒副研究馆员，他的发言题目是《四川盐源唐代至元代大型军事哨所旱船遗址的初步研究》。旱船遗址是川滇地区首次发掘的规模较大的唐代至元代的具有军事防御预警性质的大型哨所遗址，这类保存较为完整的军中要塞性质的遗址全国少见，此外，旱船遗址规模大、使用时间长、出土遗迹遗物丰富，而且首次发掘面积不足遗址总面积的三分之一，调查发现遗址东部地表仍有大面积的遗迹分布，首次发掘为研究盐源盆地唐代至元代的历史文化提供了新的重要实物资料。

　　华南地区及其他地区考古发现与研究

　　论坛第七场主题为：华南地区及其他。主持人为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辽宁省文物保护中心）副院长李新全研究馆员。

　　第一位发言人是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院长郑君雷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海南珠崖岭城址发掘的初步认识》。截至目前，共设有四处发掘地点，发掘面积500多平方米，遗迹丰富，大型建筑基址2处，各有一批柱洞和灰坑，出土遗物中陶瓷器、砖瓦残片非常丰富，初步判断珠崖岭城址仍是唐代城址。最后郑君雷教授探讨了城址的年代和性质问题。

　　第二位发言人为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柏宇亮副研究馆员，他的发言题目是《广东徐闻候官考——对徐闻二桥遗址的再认识》。在对二桥遗址性质的判断中，柏宇亮副研究馆员认为二桥遗址的居民身份不是普通居民，原因是遗址出土大量建筑构件，还有窑、环濠、水渠等凿基岩而成的遗迹，修建和维护这些生产活动需要组织专门的劳动力维持，是普通居民无法实现的；遗址内出土汉代鎏金龟钮“臣固私印”、“万岁”瓦当等遗物均是官属用品;周边墓葬区的墓葬普遍规模大、结构复杂，出土遗物丰富，与徐闻本地华丰岭、红坎等地普遍发现的大量小型砖室墓差异明显。可见二桥遗址是一处受政府管辖的官方机构，其中居住者的身份与普通平民有差异。此外，综合观察二桥遗址的地理位置、地势、规模、结构和出土遗迹遗物，结合文献，更适合将其定义为沟通内陆和海洋、监测海面管控海南岛的一处关隘、要塞，也就是《汉书地理志》中“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中提到的障塞。

　　第三位发言者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张潇博士后，他的发言题目是《广西合浦望牛岭汉墓》（材料由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蒙长旺副研究馆员、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张潇博士后联合提交）。 该墓的发掘主要有四方面的收获。1. 明晰了望牛岭汉墓群封土的结构形态以及营建过程；2. 厘清了墓地的性质和发展过程，确认望牛岭墓群封土堆范围内为“庸氏”家族墓地；3、庸氏家族墓的发现进一步印证了史籍中关于汉朝廷以合浦为支点经略岭南及海外的记载，反映出汉代在秦统一岭南之后进一步强化南部边疆的管辖治理，为维护国家统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重要贡献；4. 望牛岭汉墓出土的大量舶来品文物见证了汉代合浦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对于加强“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展示、推进海丝申遗工作以及促进“一带一路”人文交流合作奠定了基础。

　　第四位发言人为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陈洪波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岭南史前晚期的文化格局与人类迁徙》。 陈洪波教授强调岭南地区之所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征，是基于澳美人种和和平文化的底蕴，与黄河和长江流域形成了基本区别。同时，人群、语言、经济、技术、文化上的分野，与温带、（亚）热带的气候带的差别相一致，南岭的存在放大了这一分野。南岭并没有完全阻断长江流域和岭南的人群和文化往来，人群迁徙和文化交流一直存在。岭南迎来真正的新石器时代是“龙山化”的结果。龙山时代在长江流域中下游高度发展的新石器文化（主体为蒙古人种，也称之为亚洲人种），开始突破原有范围，在距今5000年前后，向岭南和大陆东南亚进发，逐渐打破了当地自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的文化格局，改变了人群结构和经济方式。

　　第五位发言人为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考古学与人类学系系主任杨益民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中国烧制滑石珠的起源与传播》。滑石珠经烧制后硬度和颜色会得到改善，烧制滑石珠有两种制作工艺，三种上釉方法。近年来在中国发现很多烧制滑石，例如新石器时代发现的滑石制品大多未经灼烧，主要作为装饰用品；另以中国境内西北地区新疆小河墓地发现的烧制滑石珠为例介绍了中国烧制滑石珠的起源与传播及其背后的原因。

　　第六位发言人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余翀副教授，她的发言题目是《青铜时代晚期伊犁河谷的畜牧业—以哈勒哈西特遗址为例》（材料由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余翀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尤悦副教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阮秋荣研究馆员联合提交）。 哈勒哈西特遗址的动物骨骼遗存多为家畜，其中又以黄牛、绵羊和山羊为主，马和狗次之；野生动物则以鹿为主。说明当地的生业经济以畜牧业为主，兼有狩猎，黄牛在畜群中占据主导地位。动物死亡年龄结构揭示了哈勒哈西特遗址居民对黄牛、羊、马幼年个体的宰杀偏好 ，这与乳制品和肉制品的利用密切相关，而羊毛和畜力则并非主要需求。结合动物生态学和民族学信息推测死亡年龄为5-6月龄个体的出生季节为春季，宰杀高峰为秋末至初冬。此外，该遗址的畜群以黄牛占优，这与中亚地区其他青铜时代遗址以羊为主要畜种的现象存在明显的差异，体现了青铜时代中亚与新疆地区畜牧业的多样性和牧民对生态环境的适应性选择。

　　发现与周边区域

　　论坛第八场主题为：发现与周边区域。主持人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院长郑君雷教授。

　　第一位发言人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任冠讲师，他的发言题目是《2022年唐朝墩遗址考古工作主要收获》。唐朝墩古城佛寺遗址和景教寺院遗址等考古发现，以实物资料印证了新疆地区唐代至元代多民族融合、多宗教共存、多文化兼容的历史事实，生动的反映出丝绸之路既是经贸往来的通道、也是思想文化传播的通道、更是古代不同人群交往、交流、交融的通道，而兼容并蓄、协调共存也成为了新疆地区多民族大统格局形成和发展历程中的轴线和底色。

　　第二位发言者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刘文锁教授，他的发言题目为《吐鲁番西旁景教遗址的年代与性质》。西旁景教寺院遗址是中国现存的少数几处古代景教地面寺院遗址之一，也是世界上现存极少数早期景教遗址之一。西旁景教寺院遗址建筑遗存分岗顶和岗坡两部分。目前的考古发掘基本完成了对岗顶区域建筑的全面揭露，出土了叙利亚文、回鹘文等文书残片、壁画残块及陶、木、铜、铁、织物等重要文物千余件。其建筑遗迹复杂的层位关系（叠压、打破所代表的的重修、重建等），显示出三期以上的使用过程，该遗址可能始建于唐，主体年代为高昌回鹘时期。西旁景教寺院遗址的系统发掘对研究古代西域多元宗教与文化交流、景教史、西域语文等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位发言人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陈晓露副教授，她的发言题目是《试论龟兹中心柱窟的形制来源》。马世长先生指出中心柱的出现是为了给信徒提供一个向右绕行的甬道，与信徒礼拜的行为相关，陈晓露副教授认为研究龟兹中心柱窟的形制来源不能直接对照印度而忽略中亚地区的石窟材料，接下来以中亚地区相关石窟材料为例阐释中心柱窟从印度—中亚—龟兹的发展脉络。

　　第四位发言人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戴玥讲师，他的发言题目为《南西伯利亚鹤嘴形武器的演变与其考古学背景的考察》。鹤嘴形武器援部的变化与其操作手法有关，公元前四世纪，骑射成为主要的作战方式，鹤嘴形武器成为骑射时用于挥砍敌人的近身武器，鹤嘴形武器外形的变化提升了作为武器的攻击力，背后是不同集团之间军事矛盾的增加。为应对社会外部的军事压力，草原社会的内部结构相应调整，产生骑兵集团这一新的社会阶层，由此草原社会走向更加军事化、组织化的道路，为此后游牧国家的产生奠定基础。

　　第五位发言人为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特尔巴依尔讲师，他的发言题目为《俄罗斯联邦哈卡斯共和国努玛黑尔墓地的发掘与比较研究》。阿凡纳谢沃文化可以分为阿尔泰区、叶尼塞河中上游区和阿尔泰西南部区等三个分布区，就文化遗存的分布密度和各项文化因素的特征而言，阿尔泰地区和叶尼塞河中上游地区为核心区，阿尔泰西南部地区为边缘区。阿凡纳谢沃文化人群的生业模式以畜牧业为主（以羊群为主）、狩猎为辅。此外，戈尔诺-阿尔泰地区阿凡纳谢沃墓葬的年代最早，约公元前31-前29世纪，叶尼塞河中上游地区的年代为公元前29-前25世纪，阿尔泰山西南部（新疆〉地区阿凡纳谢沃墓葬遗存的年代为公元前30-前26世纪。

　　第六位发言人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В.И. 莫洛金教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鹏副研究员作为翻译向大家介绍了塔尔塔斯-1遗址2022年度考古发掘与研究情况。

　　第七位发言人是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Л. Н. 梅利尼科娃研究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鹏副研究员作为翻译向大家介绍了乌斯季-塔尔塔斯墓地第51号冢2022年度考古发掘与研究情况。

　　论坛闭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研处处长刘国祥研究员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与宗教考古研究室主任、中国考古学会边疆考古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丛德新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中国考古学会边疆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魏坚教授先后致闭幕辞。

　　本次论坛深受国家文物局和考古司领导的指导与支持，辛泸江副司长的讲话对边疆考古工作提出了明确的指导和殷切的期望，更好的承担起考古工作的职责和社会担当，对边疆考古工作者而言，责任重大，要加倍努力。宋新潮副局长、闫亚林司长、张凌副司长和胡传耸处长全程在线参会，也给予了本次论坛以莫大的鼓励和鞭策。

　　第四届中国边疆考古考古论坛经过两天八场46位与会学者的精彩发言，圆满落下帷幕，各位克服疫情的肆虐，齐心协力，贡献了一次精彩的学术盛宴，展现了边疆考古工作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

　　来自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云南省、西藏自治区、四川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等十二个省区的考古研究院所，和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吉林大学、西北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内蒙古大学、广西师范大学等十三所高校和其它考古研究单位的学者参加了本届论坛，来自俄罗斯科学院的莫洛金院士和他的同事，也热情的展示了本年度的工作进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增进了解是中国边疆考古迈入国际舞台的必由之路。

　　全部的八场论坛讲演，虽然不能全部展示本年度边疆考古的全貌，基本涵盖了当下边疆考古学的各个主要领域，无论是对考古学的学科体系建设，还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交流与演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之路的研究都有新的进展，各个主要边疆省、区近年来的考古工作收获以及相关多学科研究的最新成果丰富，令人目不暇接。东北地区、西北地区（包括内蒙古自治区）、西南、华南等地的考古进展，充分体现了新时期边疆地区及周边的考古的整体面貌，在新发现中推进课题深度，在课题规划下稳步推进，新发现、新思考，突破了已有的资料，开拓了考古研究的视野。

　　“大到一座城，小到一个墓”，精细考古的理念和技术应用、巨细靡遗，“上穷碧落下黄泉”，甚至可以说是考古工作的标配，反映了边疆考古工作整体水准的提升。多学科研究的成果，在深入提取考古信息、阐释社会发展水平、推动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方面显示了科技的优势，青铜器成分与铸造、畜牧业（生业形态）、手工业等方面都有论文发表，从科技的角度，推动了考古学科的深化研究，大有裨益。

　　本次论坛组织严谨、材料丰富、学科交融、人才辈出，此外，包括宗教考古、石窟寺、造像研究、古代交通、岩画以及跨学科研究等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包括年轻学者）的成果陆续展示，表现了研究者扎实的学术素养，为本次论坛增添了新的内容和活力，使得边疆考古工作越发立体、丰富，充实了边疆考古的学术体系。

　　边疆考古，既悠久，又年轻，充满希望。学术之路在一代代学人的共同努力之下，前后相继，呈现加速度发展的趋势。参与其中，共同为中国考古学的建设和发展迈上新台阶尽“洪荒之力”，是我们的荣幸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