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2月27日，第九届世界小米起源与发展会议在内蒙古敖汉干部学院召开。大会主题为“保护农业遗产 农耕续力前行”，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作物学会粟类作物专业委员会、国家谷子高粱产业技术研发中心、中国农学会农业文化遗产分会、赤峰市人民政府、中共敖汉旗委员会、敖汉旗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敖汉 ...

　　12月27日，第九届世界小米起源与发展会议在内蒙古敖汉干部学院召开。大会主题为“保护农业遗产 农耕续力前行”，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作物学会粟类作物专业委员会、国家谷子高粱产业技术研发中心、中国农学会农业文化遗产分会、赤峰市人民政府、中共敖汉旗委员会、敖汉旗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敖汉旗农耕小米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承办。会议以线上和线下相结合方式进行。开幕式上，国际、国内相关专家学者通过连线贺辞或视频贺电、贺函，均表达了对本次会议成功举办的祝贺。

　　总书记向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致贺信时强调：“人类在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璀璨的农耕文明，保护农业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责任。中国积极响应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倡议，坚持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不断推进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敖汉小米不仅拥有悠久的历史，其在旱作农业起源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也受到了世界的关注。为探索世界小米起源、弘扬传统农耕文化、共谋小米产业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自2014 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赤峰市人民政府、中共敖汉旗委员会、敖汉旗人民政府等各方的精诚协作、共同努力下，“世界小米起源与发展会议”已成功举行了八届。这八届会议的顺利召开，为促进敖汉小米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推进乡村振兴建设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扩大了敖汉小米品牌在国内外的知名度，由此带动了敖汉小米产业的快速发展。近十年来，敖汉小米产业茁壮成长，相关成果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敖汉小米”品牌也实现了从无名到有名再到知名的嬗变过程，多个小米品牌荣获国家级金奖。2020 年，以敖汉小米为代表的旱作农业减贫模式入选全球减贫最佳案例。敖汉小米的成功，使之成为我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经典样板。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在致辞中说道，敖汉旗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古遗址分布密集，在敖汉旗8000 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分布着4000 余处各个不同时期的古文化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成立于1959 年，自成立之初便长期在赤峰地区开展田野考古工作，六十余年从未中断，与敖汉旗文物考古部门精诚合作，取得了一批显著的学术成果。

　　2001～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对敖汉旗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采用浮选法获取经过人工栽培的炭化粟、黍的籽粒1600 余粒。经国内外三家碳14 实验室进行年代测定，确定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出土的炭化黍粒年代距今约7650 年，相当于兴隆洼文化中期，这是西辽河流域迄今所发现年代最早的经过人工栽培的旱作农业遗存。为探讨旱作农业起源及早期传播提供了重要考古实证。正是由于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炭化粟、黍遗存的发现，敖汉旱作农业系统于2012 年9 月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授予“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敖汉旗地处努鲁尔虎山脉北麓、科尔沁沙地南缘，是典型的农牧交错地带。作为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地，敖汉史前考古显示了一个重要现象，即农业发展每两千年实现一次飞跃。如果北方旱作农业起源于距今约1 万年前，那么距今8000年前后，兴隆洼文化第一次出现显著变化；距今6000 年左右的红山文化，系第二次发生变化；距今4000 年左右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是第三次飞跃；距今2000年前后的汉王朝时期，为第四次较大发展，奠定了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方式。

　　为进一步推动敖汉旗史前考古研究工作，2023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将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对敖汉旗西大梁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做好考古发掘工作，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以新的考古成果丰富敖汉旗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内容，深入阐释西辽河流域史前考古学文化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希望在今后的考古工作中，我们能够更多地为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我们考古工作者应有的一份贡献。

　　大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党委委员，科研处处长，博士生导师刘国祥研究员做了线上考古报告，报告题目为《敖汉旱作农业系统与西辽河流域史前文明》。报告围绕敖汉史前考古的重要性、西辽河流域史前文化的聚落演进（以教来河上游为例）与经济形态变革、旱作农业系统助推西辽河流域史前文明诞生三大方面进行论述。

　　敖汉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序列完整，是研究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区域。敖汉境内有许多重要的史前遗迹、遗物，在各考古学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为了廓清敖汉旗境内史前遗址的分布情况，2008年6～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和敖汉旗博物馆联合对敖汉旗境内教来河流域的史前遗址进行了系统的调查。敖汉旗境内的史前遗址的分布较为密集，已发现的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小河沿文化的命名地均在敖汉旗，红山文化遗址在敖汉旗也有大量的分布，为了探讨不同文化的遗址的分布规律，特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教来河上游地区进行调查。

　　教来河上游地区遗址分布具有一定规律，绝大多数遗址包含有不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接下来刘国祥研究员详细介绍了教来河上游地区聚落数量及分布情况、聚落规模，以及聚落内部组织管理形式。其中，小河西文化聚落内的房址成排分布。兴隆洼一期聚落与赵宝沟聚落最大的共性在于，每排房址中均有一座中心性房址，聚落内最大的中心性房址居中分布，这说明当时的社会具有较强凝聚力，但尚未形成以单座房屋为代表独立经济单元，当时的生产活动应以各排为单位进行，大型活动则以整个聚落为中心组织进行。这与狩猎活动需要集体协作完成的客观情况相吻合。当然，兴隆洼文化与赵宝沟文化在聚落布局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兴隆洼文化环壕聚落较多，而赵宝沟文化至今未发现一处环壕聚落。以赵宝沟遗址为代表，居住区与祭祀区明确分开，是社会进步的标志。红山文化聚落内部房址的排列仍突显中心性大房址的地位 , 但并不过多强调以排为单位的组合 , 窖穴多分布在房址的四周 , 以单座房址为代表的独立的经济生产和生活方式得以确立，聚落内部组织管理形式发生明显改变。

　　关于旱作农业的发展阶段，刘国祥研究员介绍到小河西文化时期为萌芽阶段，兴隆洼文化时期为形成阶段，赵宝沟文化时期为发展阶段，红山文化时期为成熟阶段，小河沿文化时期为过渡阶段，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为鼎盛阶段。

　　围绕“旱作农业系统助推西辽河流域史前文明诞生”这一主题，刘国祥研究员先介绍了文明起源的相关理论研究内容，关于辽河流域史前文明中的核心精神文化成就，他认为到了红山文化晚期，辽西地区社会发生了显著变化，取得了以天地崇拜、祖先崇拜、龙崇拜为核心的、超越以往的精神文化成就。此外，敖汉旱作农业系统具有重要学术与社会价值。

　　农业起源是考古学研究的三大课题之一。传统观点认为，地处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是旱作农业的发源地，但敖汉旗兴隆沟遗址炭化粟、黍遗存的发现引发了关于旱作农业起源问题的新思考。包括赵志军研究员在内的许多学者认为，西辽河流域的自然环境具有脆弱性、多变性和不稳定性，会使人类具有食物短缺的压力，当地的草原生态系统虽较为干旱，但河流仍能提供充足的水源，加之粟、黍的生命力顽强，完全具备农业发展的条件，非常有可能催生原始农业的产生。因此，我国旱作农业可能不只有一个起源地，至少应包括黄河流域和西辽河流域两个起源中心。今后应继续加强田野考古工作，围绕敖汉旱作农业系统，以河流为中心，系统获取土样，通过炭化籽粒建立本地旱作农业系统谱系，加强旱作农业系统的保护与延续。

　　敖汉旱作农业系统不仅能助推当地经济发展，其对当代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也有启示与借鉴意义， 同时也有助于环境治理，敖汉旗有着八千年连续不断的农耕文化，如今当地农人依然延续着施农家肥、轮作、套种、人工除草等传统的耕作方式。敖汉小米的大力推介，让更多人看到了当地悠久的农耕历史、传统的农耕方式和独特的民俗民风，让全世界看到了敖汉旗独特的农产品历史文化价值和中国八千年农耕文化经久不衰的魅力，让世界看到中国、理解中国，提升了中华文化软实力，扩大了中华文化影响力，真正做到了“讲好中国故事”。

　　会议期间， 线上考古分论坛同步召开，考古专家围绕《比较视野下的敖汉旱作农业与西辽河流域史前文明》开展主题发言。

　　12月27日上午 主持人：敖汉旗人民政府副旗长宝林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树芝：距今8000年前后兴隆沟遗址粟黍发现的成因及意义刍议

　　早在距今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时期的兴隆沟遗址栽培作物黍和粟的发现不仅与全球气候环境、周边生态环境有关，还与野生植物、粟和黍两种栽培植物生态习性及先民主观能动性下的行为方式有关，而且是这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兴隆沟遗址栽培作物黍和粟的发现，为探讨野生植物驯化为栽培粟和黍以及中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实物资料。兴隆沟遗址栽培作物黍和粟栽培，加速了人口大幅度增长、定居生活方式的普及、社会的复杂化进程。

　　中国科学院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系教授蒋洪恩：种子和花序遗存揭示粟在传播中的表型适应

　　研究表明粟由黄河中游沿"西北线"和“西南线"两条主线传播，于距今5000年时到达黄河上游和西南山地的中低海拔地区，距今4700年时进入西北内陆干旱区；粟的地理空间扩张模式明显受到地形、热量和降水等自然要素分布的限制。距今5100年以来，粟在适应不同降水背景下，不同遗址间粟种子群体呈现显著的、复杂的和无规律的差异，总体上种子尺寸和形状中值波动较小，没有趋势性变化;粟在该时段产量的增加可能主要是通过单株种子数量的增加，而非单粒种子尺寸的增大。

　　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刘江涛：兴隆洼文化玉器与东北亚史前文化交流

　　兴隆洼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玉器系统最为发达的考古学文化之一。目前经大规模发掘的兴隆洼文化聚落一般均有玉器出土，表明玉器在该时期具有较强的普遍性，是兴隆洼文化聚落与社会研究的重要内容。兴隆洼文化玉器主要发现于辽宁省西部与内蒙古白治区东南部。主要器类有玦、匕形器弯条形器、管、斧、锛、凿等，器体较小，色泽多呈淡绿、黄绿、深绿、乳白或浅白色。其中玉块的出士数量最多，是兴隆洼文化最典型、最具影响力的玉器之一。接下来阐述了东北亚其他地区的相关发现，探讨了玉器视角下的东北亚史前文化交流。

　　通辽市博物馆馆员姜子强：巴林右旗乌兰图嘎遗址发现与初步研究

　　乌兰图嘎遗址第一期遗存的筒形罐与克什克腾旗南台子遗址兴隆洼文化遗存、白音长汗遗址二期甲类遗存在陶质、器型、纹饰等方面都存在高度的一致性，属于较为典型的兴隆洼文化南台子类型。但是房址内的椭圆形坑灶，灶前立置陶筒形罐、二层阶梯式门道、以及室内存在较多的具备储藏功能的小型窖穴是乌兰图嘎遗址的自身特点。此外第二期遗存的代表性陶器有椭圆底罐、假圈足钵、筒形罐、斜口罐，纹饰以几何纹、窄细较直的之字纹、篦点之字纹为主，除素面斜口罐、宽篦点之字纹以外，大部分陶器和纹饰都可在白音长汗三期甲类遗存、敖汉赵宝沟遗址中找到相近者，属于赵宝沟文化。其房址进深大于间宽、长条形门道等特点也与白音长汗三期甲类大部房址和赵宝沟部分房址相近。

　　暨南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熊增珑：近年来红山文化考古发现与研究

　　1954年，著名考古学家尹达先生正式提出红山文化的命名。历经60余年的发展，红山文化已经成为中国东北地区最著名的一支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中华五千年文明进程中占据独特地位的一支考古学文化，东北亚地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其实早在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对沙锅屯洞穴遗址发掘，其中就有红山文化遗迹和遗物，只是当时没有辨识出来。解放以来，中国考古工作者在辽西地区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工作，发现和发掘了一大批遗址和墓地，初步探明了红山文化分布范围、分期、文化内涵等情况。近十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辽宁内蒙、河北省（自治区）等考古工作者，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开展田野考古调查、发掘等工作，不断充实红山文化研究材料，开展多学科研究，取得了较多的成绩。接下来从考古调查、考古发掘、红山文化研究三方面详述近年来红山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情况。

　　12月27日下午 主持人：中国科学院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系系主任、教授杨益民

　　辽宁师范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教授徐昭峰：辽东半岛南端多元农业经济的形成

　　辽东半岛南端三面环海，是深入黄渤海间的一个半岛地区，海岸线绵长，岛屿众多，气候适宜，物产丰富，生态环境十分适宜人类生存。它东濒黄海，西临渤海，南隔渤海海峡与胶东半岛遥相望，北靠广袤的东北平原，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东北亚地区早期文化交流的中心。辽东半岛南端的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序列完整，从距今约7000年的小珠山一期文化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的双房文化，是该区考古学文化产生和初步发展时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农业等经济支撑，同时文化的发展带动着社会的进步。辽东半岛南端农业的进步集中体现在农业经济的多样化。辽东半岛南端新石器到青铜时代农业发展脉络清晰，此外家庭饲养业从品种单一到品种多样，逐渐成为先民稳定的肉食来源，这也是农业发展并日趋发达的一个反映。最后，以稻作农业、大豆、小麦、荞麦的传播为例，阐述了辽东半岛南端农业的传播问题。辽东半岛南端是先秦时期东北亚地区多种文化交汇之地，也是先秦时期东北亚地区多种农业传播的通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再次实证了辽东半岛南端是东北亚早期文化交流的中心。

　　暨南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郭明建：中国北方地区的新石器化与定居社会的形成

　　首先明晰了“新石器化”的定义，在聚落方面：聚落面积的增大；房址、灰坑、墓葬等表明长期生产、生活遗迹的普遍出现；在遗物方面：陶器、磨制石器等易破损、不便携器物的普遍使用。接下来介绍了“新石器化”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新石器化因素的出现，主要特点为陶器、研磨类石器和磨制石器的出现；第二阶段：定居社会的出现，主要特点为新石器化聚落的涌现和陶器、磨制石器的普及，新石器"考古学文化"的出现——更大规模社群的出现，发达的广谱化生业经济。接下来探讨了更大范围内的背景下东北亚地区旧石器时代末期以来的文化和人群的互动问题和中国北方新石器化的文化来源问题。

　　长春市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王义学：吉林农安五台山遗址考古收获暨2018年度植物遗存浮选结果分析

　　通过两年的考古发掘，确认五台山遗址为包含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两个时期遗存的大型聚落址。2018年发掘的9处新石器时代房址为本年度重要发现。房址均为半地穴式。两个年度发现的 16处房址均为新石器时代，为长春地区首次发现如此数量众多的新石器时代房址，所发现房址均为圆角方形半地穴式，且排列有序，呈围绕台地的向心式分布，其门道朝向基本指向台地中心。从对出土陶器的初步分析，五台山遗址为包含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两个时期遗存。青铜时代陶器均夹粗砂粒，厚胎，素面无纹，可辨器形有单耳陶杯和敞口鼓腹陶罐，带有白金宝一期文化特征，其年代可早至夏商时期，这在以往松花江流域青铜时代考古发掘中未见，恰恰可以弥补西流松花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发展过度的缺环。

　　五台山遗址的植物考古研究为第二松花江流域从左家山下层文化至青铜时期植物资源利用模式及生业方式变化提供了重要基础资料与线索。经过科学的采样和系统的浮选，五台山遗址获得了比较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粟和黍的出土，表明左家山下层文化时期当地先民已经开始了以粟、黍为代表的农作物的种植，从出土概率来看，该地区农业传统已进入北方旱作农业体系。根据粟和黍在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的对比分析，当地先民对黍的利用率要高于粟，结合东北地区及其他旱作农业地区材料，五台山左家山下层文化先民的农业还处于旱作农业的早期发展阶段。五台山遗址除了出土农作物种子之外，还出土了部分其他植物种子，如稗、藜、野大豆、狗尾草、马唐等，部分植物如稗、藜、野大豆等，可以作为重要的野生植物食物来源，也间接表明，采集作为生业方式的补充仍然存在。青铜时期继承前一阶段的农业传统，农业耕作技术有了明显的进步。在左家山下层文化的单位中发现了大麻籽遗存，虽然出土数量十分有限，但也再次证实了大麻在中国史前社会的重要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栗媛秋：红山文化出土日用陶器岩相与成分的初步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栗媛秋以兴隆沟遗址与脑特盖遗址为例，汇报了红山文化出土日用陶器岩相与成分的初步分析，研究显示兴隆沟遗址出土红山文化彩陶与非彩陶器可能使用同一类陶土，但在制作过程中采用了不同的原料工艺；从兴隆沟遗址三个地点的陶器成分分析结果表明从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到夏家店下层文化先民对钙镁等碱土金属的使用以及铁等致色元泰的使用和掌控力有逐步地发展、提高，这也表明了原料工艺及烧制工艺的进步。而硅、铝及助熔剂的含量变化则指示出兴隆沟遗址在红山文化时期则可能使用了不同的黏土制陶。脑特盖遗址出土红山文化陶器，胎体夹杂物种类较少，出现泥质陶，泥质陶与夹砂陶在同一类黏土基础上制作而成，泥质陶中夹杂物颗粒尺寸明显减小。陶胎夹杂物的种类、尺寸和磨圆度的变化，显示出该遗址陶器原料处理工艺的提升。脑特盖遗址陶器的成分分析结果表明，该遗址红山文化时期陶器原料为普通易熔黏土，可能主要为就近取土来制作陶器，不同器类问未见明显差异。总的来说红山文化时期，兴隆沟遗址与脑特盖遗址虽然都显示出工艺的进一步提升，但遗址间陶器的差异也更明显。成分上显示两个遗址陶器有较大不同，兴隆沟遗址陶器原料成分具有和附近土样不一致的特征，而脑特盖遗址则依然主要是聚落附近获取的普通易熔黏土制作，说明该时期可能有不同的生产单位采用不同的制陶工艺。

　　12月27日下午 主持人：辽宁师范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教授徐昭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博士后白满达：朝鲜半岛新石器时代文化相关问题探讨

　　东北亚各地域因自然生态环境与文化传统的背景差异，产生了不同区系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各地区文化各有特色，又相互渗透。考古调查、发掘出土证据表明，“之”字纹筒形罐、附加堆纹陶器、叶脉纹陶器、玉玦、玉匕等多种玉器、源于辽西的粟作农业等为代表的中国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因素对朝鲜半岛新石器时代文化进行了有力的影响，反映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对外的传播及影响。朝鲜半岛从地理位置上可以说是中国东北地区考古学文化向日本列岛传播的东北亚地区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区，而中国东北地区可以说是东北亚文化圈交流中的枢纽。对朝鲜半岛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对于东北亚各区域的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助理研究员袁刚：柔然经济生产、生活方式及相关探赜

　　柔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见于汉文文献记载的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亦称“蠕蠕”“蝚蠕”“茹茹”“芮芮”等，发祥兴起于今内蒙古阴山以北的乌兰察布高原。5世纪初，柔然贵族社崘在北方草原地区建立以柔然为主体，包括敕勒、匈奴、鲜卑、汉族等多个民族的中国古代区域性政权，开了东胡系民族在蒙古高原建立长期有效统治的序幕。

　　柔然的经济，包括游牧业、狩猎业、手工业和农业等多种类型。5 世纪以后，随着对外交往活动的增多，柔然汗国与周边地区的交换贸易也日渐繁荣。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自然环境、地理条件、与周边关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各种经济类型在柔然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程度不一。游牧业始终是柔然最主要的经济生产类型，狩猎业是其游牧经济的重要补充，手工业、农业以及交换贸易也为柔然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作用。

　　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后陈典：殷墟出土黄绿色透闪石玉来源的亚微结构分析

　　透闪石玉石是贯穿中国玉文化的承载物，陈典博士介绍了透闪石玉的基本性质以及对透闪石玉的5种研究方法，通过对透闪石玉的亚微结构分析可探索其玉料来源，其中多光谱成像技术在亚微结构分析中起到重要作用， 不同产地的现代透闪石玉具有不同的图像特征，通过采用多光谱成像技术分析了殷墟玉器出土黄绿色透闪石玉，得出出土的玉器中，有几件玉柄型器与辽宁岫岩玉料颇为相似，而大多数玉器的玉料皆明显不同于新疆、青海等地的现代玉料，推测可能另有来源，应来源于岫岩。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博士后石婷婷：内蒙古敖汉旗萨力巴乡水泉墓出土胡人乐舞纹青白玉带研究

　　玉带是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发明，凡是与游牧民族有一定亲缘的王朝统治者都格外爱重。唐朝帝王最先将玉带纳入冠服礼制中，规定唯三品以上官员才有资格享用玉带，但在宋代人眼中，金带就比玉带贵重。金朝统治者则认为，用带以“玉为上”。史书中，有关辽代玉带使用情况的记载虽少，但从考古学提供的资料来看，当时的玉带持有者也非富即贵。明代是玉带发展最鼎盛的时期，其虽是汉族建立的政权，但在统治者"复衣冠如唐制”的诏令下，玉带自然备受重视。胡人乐舞纹玉带被唐代贵族视为珍宝，唐以后，其虽不再流行于中原腹地，却因五代以后中国北方地区持续不断的多民族交流活动，而受到契丹贵族的青睐。水泉墓胡人乐舞纹青白玉带具有显著的西域艺术特色，它的出现，彰显了辽王朝上层社会的用玉习惯、赏玉观念。契丹文化上承鲜卑，下启蒙古，契丹玉文化的传承与发扬，不仅见证了契丹民族对外来文化的包容井蓄，更展现出五代宋辽时期中国多民族、多地域文化的充分交流与融合。

　　据悉，2021年3月联合国大会第七十五届会议宣布2023年为“国际小米年”。粮农组织是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合作庆祝该国际年的牵头机构。小米可以在干旱的土地上生长，只需很少的投入，并且能够抵御气候变化。因此，小米是各国提高自给自足程度和减少进口谷物依赖的理想作物。“2023国际小米年”将提供机会，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小米的营养和健康价值及其在恶劣和不断变化的气候条件下的适应性，并引导政策关注。该国际年还将促进小米的可持续生产，同时凸显出小米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提供新的可持续市场机会的潜力。这是敖汉小米产业发展的新机遇、新起点。让我们一同期待！

图文：韩　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