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封泥是一种与早期印章相伴而行的衍生物，作为2000年前的遗物，封泥被重新发现和研究只有两百年的历史，而真正在博物馆中作为展品展示则是近三十年的事。由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孙慰祖主持编纂团队历经六年收集、编撰而成的15册《中国古代封泥全集》日前出版。该书是目前为止资料最为丰富、体系最为周备、历史跨度最长、学术信息最为立体的封泥专题整理项目。 ...

封泥是一种与早期印章相伴而行的衍生物，作为2000年前的遗物，封泥被重新发现和研究只有两百年的历史，而真正在博物馆中作为展品展示则是近三十年的事。

由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孙慰祖主持编纂团队历经六年收集、编撰而成的15册《中国古代封泥全集》日前出版。该书是目前为止资料最为丰富、体系最为周备、历史跨度最长、学术信息最为立体的封泥专题整理项目。本文节选自孙慰祖为《全集》所撰论文，系统论述了封泥的发现与出土情况。

世界上若干起源印章体系的使用现象表明，封泥是一种与早期印章相伴而行的衍生物。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阿尔帕起亚遗址发现的抑印有图形的泥团（图1）和古埃及第一王朝留下的封泥（图2）证明了这一特点。“封泥”之名出现在中国古代史籍中，见于《后汉书·百官志》少府“有守宫令一人”，本注曰“主御纸笔墨及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就已发现的实物来看，它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的存在，始于两千多年之前；如果从文献记载推断，它的出现应当更早。

从印章的社会行用方式来看，中国的战国至魏晋处于普遍使用封泥的时代。这一时代的印章，作为凭记的基本功用在于钤抑于封泥，以实现社会设定的多种意义。南北朝以后在社会生活的某些领域以不同的形式继续存在，则是它的余绪，与钤朱用印的普遍体制已截然分驰。

中国玺印的特点是以文字作为主要表义形式。形成中央集权的国家形态以后，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的官印有了严密的制度性规范，与官吏体制及行政活动紧密联系，因而玺印及其封泥遗存承载着多方面的史料信息。由于历史条件的眷顾，中国古代封泥特别是官印封泥被偶然地大量保存下来，其文字内涵之丰富，是世界上其他早期印章起源地区所未见的。中国古代封泥遂成为晚清金石学和当代文字学、史料学以及印学的研究对象。

图1 阿尔帕起亚遗址出土的泥团

图2 古埃及第一王朝遗物

1、晚清至近代的发现

封泥与甲骨、简牍都是近世被重新认识的古代文字遗物。与玺印相比，封泥为人们所发现并作为研究对象大约晚了一千多年。晚清至民国时代封泥的出土、收藏，大致又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道光初年到同治末年——蜀中与关中

最早进入金石家视野的是所称蜀地和关中出土的封泥。吳荣光《筠清馆金石》中摹录“刚羝右尉”等六件封泥，并在该书序言中说封泥系道光二年“蜀人掘山药”所得，并记录了数量为“百余枚”。据这一系统封泥文字所含官职、地名，我们可以推测当时所传“蜀人”发现封泥的地点，应是一处汉代郡县遗址，但蜀地后续未再有新的发现线索。

图3 《汉官私印泥封考略》陈介祺附笺题记

图3 《汉官私印泥封考略》陈介祺附笺题记

陕西发现封泥的记载，见于《汉官私印泥封考略》陈介祺手稿：“道光间关中出方泥，上有印文，下有绳穿及竹版文，识者考之为泥封，吴子苾六兄与余各得三百件，为最多”。（图3）咸丰二年（1852），刘燕庭的《长安获古编》附入的三十余件封泥也出自西安。

刘燕庭所得的封泥，约在同治年间转归陈介祺。吴式芬、陈介祺二人此后所获封泥总数，达千件以上。

这部分封泥的文字，包含了来自相当大范围内的西汉郡守、郡尉、王国相和王莽时期的子、男、附城等官爵号，各地上行的特点明显。此外，吴、陈封泥中还有一部分秦官印封泥，其品类与后来西安相家巷所出相同。主体部分则为西汉早期偏后及西汉中、晚期之物。这一内涵提示，上述封泥应出自西安某处秦、西汉至新莽的中央官署或宫殿遗址。据我对上海博物馆和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吴式芬、陈介祺两家封泥的类别、形态研究，来自关中的应为主要部分。

这一阶段所知封泥出土地点和范围的信息模糊，蜀地与关中的具体地点已无从考知，与当时社会对封泥的认知度有关。

第二阶段：光绪初年至民国时期——以齐鲁为中心

图4 齐故城遗址位置示意图（采自《山东临淄齐故城试掘简报》）

这一阶段，除了其他不明地点的零星发现外，大宗的出土是山东临淄一区，因而封泥文字的品类与时代也与前一阶段有所不同。光绪二年（1876）陈介祺获“姑幕丞印”封泥，他在致吴大澂中述及：“东土竟亦有泥封”。早期所出封泥为陈介祺、吴式芬和刘鹗等人所得。光绪二十三年，临淄城北刘家寨附近农田出土封泥一百余件，据王献唐《临淄封泥文字叙》（下简称《临淄叙》）记，齐有大小二城，小为宫城，大为国治及郡治县治，封泥所出，在临淄“大城中南区，守相县令府署固曾设置是间也”。（图4）出土处“各地联为一区，约廿亩左右，发土三尺，容可得之，多或数十数百一窖，少则三四枚不等。”他因此认为“其地当时殆为官署旧址，焚瘗牍检所遗”。这是最早关于封泥具体出土地点的一则记录。刘家寨所出封泥，先后获藏者还有陈介祺后人及郭裕之、高鸿裁、王懿荣、丁树桢、孙文澜、陈宝琛、周进、罗振玉等家。其中一部分后转归山东省立图书馆，遂由王献唐主其事，于1936年拓成《临淄封泥文字》（下简称《临淄》），辑录总数达到464件。约稍早于此年，北京大学收藏了郭裕之所获封泥170件。这是国内公立机构有规模地收藏、研究封泥的开端。二十世纪中叶以后上海博物馆获藏周进蒐集的封泥，大部分也出自临淄。据笔者统计，这一阶段山东出土封泥，总数约在一千五百件以上，其时代包括战国、秦、汉，而以西汉早期为多。山左的一些金石收藏家竞相搜集，考释、著录的风气渐盛。

这一阶段外國考古家在内郡以外发现的封泥，成为考古学意义上的出土纪录。

图5 尼雅遗址出土佉卢文木牍上的图形印（采自《西域考古图记》）

1901年后，斯坦因在新疆尼雅遗址发现了一批汉文、佉卢文木牍，伴出的西域古国图像封泥（图5）和汉字“鄯善郡尉”封泥（图6）仍留存于宽牍之中。从本编所收的图片可以看到这些封泥与前述地点所出的不同，但木牍封缄的形态仍沿循了内郡三国时代的元素而有所改变，考虑到佉卢文在当地的传播与“鄯善郡尉”的存在及其印文风格，封泥时代应在公元四世纪前后。

图 6 鄯善郡尉（采自《西域考古图记》）

图7 汉乐浪郡遗址出土点示意图（采自《西域考古图记》）

朝鲜大同江南岸土城里汉乐浪郡遗址(图7)陆续出土封泥是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经1935年朝鲜古迹研究会两次发掘调查，确认了封泥的发现区域和出土状态。乐浪遗址发掘（包括采集）出土的绝大部分封泥，曾由藤田亮策作过作详细的记录和地名、官制的考释，总数达二百余件。其中如“朝鲜令印”（图8）“乐浪太守章”（图9）“乐浪大尹章”（图10 ）等时代属性明确。本编所辑乐浪出土封泥包括了日本东京大学（原帝国大学）考古研究室所藏发掘品和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原朝鲜总督府博物馆）收藏的部分以及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全部收藏。

图8 朝鲜令印

图9 乐浪太守章

图9 乐浪太守章

图9 乐浪太守章

图10 乐浪大尹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已见著录的封泥数量约3000余件。这部分传世封泥主要为晚清几位金石家所收集，后分别归藏于上海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山东省博物馆、北京大学、济南市博物馆、日本大谷大学、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其他境内外机构和个人也有数量不等的收藏。

20世纪50年代以前，有记载的大宗封泥出土显著表现为相对集中的堆积、掩埋，应是拆启封检后一个时期内相对固定的弃置地点。此种状态在后来不断发现。笔者名之为“封泥群”现象。注意到这一点，根据集中出土官印封泥的品类与文字内涵，判定一定时期行政活动状况及其上行、下行关系，从而有助于出土地点或遗址性质基本推断，这对考古学研究是有意义的。

2、考古学时代的出土

20世纪50年代以来，进入了古代封泥的考古发现阶段。墓葬出土的封泥成为新的记录，推进了封泥研究视野的拓展与深化。

图11 中国封泥出土地点示意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考古发现的封泥主要是出自墓葬，部分出于遗址的发掘清理，所获总数达700件以上，出土地点（图11）分布广泛，涉及北京（昌平）、河北（满城、定州、沧州），山西（太原、阳高），内蒙古（呼和浩特、宁城、额济纳），辽宁（凌源、抚顺、逦鳌⒊?枺???眨ǜ哂省⑿熘荨⒀镏荨⑺罩荨⒀纬恰㈨祉簦??憬?ê?荩??不眨ǜ费簟⒎镅簟⒘?病?霾海??＝ǎǔ绨玻???鳎?喜???蕉??媚稀⒗澄鳌⒉?帧⒄虑稹⒘僮汀⒕抟啊⑶嘀荩??幽希?逖簟⒘楸Α⑿孪纭⒂莱牵???保ㄔ泼巍⒔?辍??健⒁瞬?⒃窍兀???希ǔど场⒂乐荨⒗镆??淞辏??愣?ü阒荨⑽寤???阄鳎ê叵亍⒐笙兀??厍欤ㄔ蒲簦??拇ǎǔ啥迹??颇希ń????挛鳎ㄎ靼病⑾萄簦??仕啵ň友印⒍ㄎ鳌⒍鼗汀⑻熳＃??陆??穹帷⒛嵫牛???模ㄑ纬兀┑鹊兀痪惩庠缙诜⑾钟谐?剩ɡ掷艘胖罚???攴⑾值挠性侥希ú榍嵌旖跻胖罚?⒚晒殴?ò脱宀祭?褚??胖罚?Ｕ庑┓饽嗍贝?冉厦魅罚?芯啃畔⒎岣唬?柿戏⒈碛诙嘀挚脊拧⑽奈镅芯靠?铩Ｆ渲幸淮纬鐾潦?拷隙嗟挠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