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蒙元时期，统治者在保障自身控制权的前提下杂糅而治，恰为江南创造了新的发展环境。立足江南本土，政治地位上的劣势、多元社会中的自由独立，烘托着江南地区已相当成熟的文化传统。“南人”特别是江南士人阶层在强大的文化自尊与价值自信中，找到了身处蒙元治下的“自适”之法，在世俗生活和审美风格层面更加强调传统甚至走向“复古”，主体意识不断增强， ...

蒙元时期，统治者在保障自身控制权的前提下杂糅而治，恰为江南创造了新的发展环境。

立足江南本土，政治地位上的劣势、多元社会中的自由独立，烘托着江南地区已相当成熟的文化传统。“南人”特别是江南士人阶层在强大的文化自尊与价值自信中，找到了身处蒙元治下的“自适”之法，在世俗生活和审美风格层面更加强调传统甚至走向“复古”，主体意识不断增强，宋以来的人文内核因此得以经由元代延续、发展，并拥有了更为坚韧的品格，明清以来江南的大部分文化元素与特征均可向元代循其踪迹。

苏州博物馆曾举办“元代的江南”特展，策展内容即定位于展示这一特定时段的地域文化，除元代书画名迹、工艺美术外，也展示了不少考古中发现的元代文物。本文为苏州博物馆馆长谢晓婷与研究者宦小娴所撰。

江南，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地域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指向。周振鹤先生曾结合历史文献、行政区划、社会语境，历数自秦汉至明清各朝各代江南的沿革变化，但其梳理中却没有提及元代的江南。作为前承南宋、后启大明的统一政权，蒙元统治者自北方草原南下，接续了地区历史沿革的脉络，也带来了社会人文层面的碰撞，锻造出独属于元代的江南。

苏州博物馆“元代的江南”特展“江南印象·怀古”展厅

一、“元代江南”的厘定

周振鹤认为，“较为确切的江南概念直到唐代才最终形成”。唐太宗以山川形便原则分天下为十道，据所处地理位置命名，其中之一称“江南道”，范围自今湖南西部迤东直至海滨，完全处于长江以南，为秦汉以来最名副其实的“江南”地区，由此从行政区划的层面赋予了“江南”以正式的官方语境。玄宗开元年间再分天下为十五道，江南道拆分为江南东道（理苏州）、江南西道（理洪州，今江西南昌）和黔中（理黔州，今重庆），行政区域划分更加细致，保留“江南”二字的区划范围缩小，大体为今天的江苏、安徽长江以南部分以及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地区。正是在唐代，江南地区的繁盛富庶开始给人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文学作品中的相关意象屡见不鲜。至北宋，该区域大体分设为两浙路、福建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和荆湖南路；南宋时，两浙路进一步分为两浙东路和两浙西路。

苏州博物馆“元代的江南”特展序厅

由宋至元，一级行政区划“路”改为省，下置路、府、州、县四级，遍查省、路名称，均不见“江南”二字。但综合考察其治理体系，元设御史台为监察官署，地方设有两个行御史台，成宗大德元年（1297）正式定名为“陕西诸道行御史台”和“江南诸道行御史台”（简称“江南行台”或“南台”）。江南行台始于至元十四年（1277）：“宋既平国家，以疆域广远，照临或有未及，爰立行台于维扬，以式三省，以统诸道，即今江南诸道行御史台之在集庆者也”。其中，“三省”指的是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维扬”即扬州，“集庆”则是指江浙行省的集庆路（今南京）。由扬州到集庆，江南行台曾经历了数次迁置。江南行台设立时，扬州为江淮行省的治所，至元二十一年（1284），江淮行省治所因治理的需要迁往杭州，次年江淮行省割江北诸郡隶河南，改江浙行省，江南行台在此期间迁到了杭州。其后因行政区划、治所等情况的变化，江南行台几易其地，直到至元二十九年（1292）在江浙行省境内的建康路（1329年更名为集庆路）稳定下来。到元末至正十六年（1356）迁往绍兴为止，江南行台设于江浙行省逾五十载，足见江浙之于元代江南的重要意义。元人阎复曾断言: “惟两浙东南上游，襟江带湖，控扼海外诸番，贸迁有市舶之饶，岁入有苏湖之熟，榷货有酒盐之利，节制凡百余城，出纳以亿万计，实江南根本之地。盖两浙安则江南安，江南安则朝廷无南顾之忧”。

行台之下还设有按察司（后改为肃政廉访司），一司辖一道，亦以地理便宜划分。江南行台所辖十道中位于江浙行省境内的，有江南浙西道、浙东海右道、江东建康道和福建闽海道四道。其中，以“江南”入名的江南浙西道（通称“浙西”）初置司于临安（杭州），后在平江（今苏州）、杭州间多次迁置，监治杭州、湖州、嘉兴、平江、常州、镇江、建德七路以及松江府、江阴州，与南宋两浙西路的区域范围大体一致；而江南行台机构设于集庆路，摄江东建康道（元代通称“江东”）范围，该道监治宁国路、徽州路、饶州路、太平路、池州路、信州路、广德路及铅山州，与南宋江南东路的区域范围大体一致。

因此，以官方治理语境论，元代的江南广义上可以囊括江南行台所管辖的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亦即今天江苏、安徽、湖北长江以南部分以及上海、浙江、福建、江西、广东、湖南、贵州等广大区域，其中，又可进一步聚焦于具有特殊作用和地位的江浙行省，特别是其辖区内的江南浙西道与江东建康道监治区域。

二、元代江南的社会风貌

蒙元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面对广阔的疆域、复杂的环境，统治者在确保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控制权的前提下，面向国内各族群施行二元或多元政策，诸制并举、因俗而治，江南社会因此在变与不变中形成了新的时代面貌。

（一）持续繁荣的经济

《元史》有云：“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传递出江南之于元朝的重要意义。为了维持其财赋贡献，元朝对江南经济进行了一定的保护引导和鼓励支持，南宋经济的繁荣发展趋势得以延续。

平定江南后，忽必烈于1288年设江南行大司农司与各道劝农营田司，调查偷税漏税、隐瞒农业资产的大户，加强对江南农耕区的监察与控制。但行大司农司存续至1295年即废止，劝农官的权力也受到削弱和监管，江南农业政策总体上呈自由宽松、因地制宜的状态。税制上，区别于北方的丁税、地税，南方沿袭宋制征秋税、夏税，且1296年以前除江东、浙西外实际只征收了秋税，将政权变化对南方税粮的影响降至最低。不仅如此，1288年，政府“募民能耕江南旷土及公田者，免其差役三年，其输租免三分之一”。鼓励江南人民开荒地、事生产，甚至诏令“今后（江淮等处）在籍秀才做买卖纳商税，种田纳地税，其余一切杂泛差役并行润免。所在官司常切存恤，仍禁约使臣人等毋得于庙学安下非理搔扰”。加上重视水利建设、官方发行农书，江南粮田亩产提高，南粮北调岁入量也相应增长。据史料，元朝岁入粮数总计12114704石，其中江浙行省4494783石，占比37.1%，在各行省中居首位，江西、湖广行省分别占比9.56%、6.97%，江南行台所辖三省合计超过了全国岁入粮的一半，自此开启了“(东吴粳稻)用之以足国”的局面。

苏州博物馆“元代的江南”特展“江南印象·秋思”展厅 

手工业生产在蒙元时期得到高度重视，甚至在屠城时规定有“唯工匠免（死）”的政策，工匠被集中起来分配在各地从事生产。统一政权建立后，政府把工匠从一般民户、军户、站户等户籍中分立出来，单设匠籍，身份不经政府批准不能脱离，多在固定的官设局、院工作，承担专业的“匠役”，须完成规定的工作任务，但也因此可免服一般的徭役，依例享有粮钞分配，且完成任务后可受雇于人或贩卖自己的作品。这类匠户与军匠、民匠等共同支撑了直接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官营手工业生产。江南官营手工业曾由行工部所领，“立局、院七十余所，每岁定造币缟、弓矢、甲胄等物”，从局、院涉及的门类来看，集中关注江南在纺织、制瓷、制盐等领域的传统优势，棉布被列入江南夏税岁输范围，唯一的一所为皇室服务的制瓷管理机构浮梁磁局设于景德镇，庆元路合属盐场每年产盐超过百万斤。同时，民营手工业仍然存在，依其生产过程兼有家庭手工业和个体手工业，有个体手工业者受雇于官营机构，也出现了一些营利性的手工作坊。江南地区民营手工业比北方更为发达，在商业贸易、工艺美术领域中别具特色。

南宋时商业贸易已有重要发展。南北统一后，政府贯通了由杭州至大都的运河，“江淮、湖广、四川、海外诸蕃土贡、粮运、商旅、懋迁，毕达京师”。同时还开辟了新的海运航道，形成了自刘家港（今江苏太仓）起航、经崇明州入海、历万里长滩（今江苏如东）一路北上可达直沽（今天津）、杨村（今河北武清）的海上通道，江浙行省的刘家港、庆元（今浙江宁波）、澉浦（今浙江澉浦）等成为重要港口。覆盖全国的水陆海交通网促进了商品贸易发展，粮食、手工艺品进入流通领域，“江淮等处米粟，任从客旅兴贩，官司无得阻挡”，松江棉布转贩各地，平江路的吴江、昆山、常熟、嘉定以及松江府的上海等新型市镇随之兴盛起来。对外贸易则主要输出丝绸瓷器、珠翠香货等产品。海上贸易专设市舶司管理，1277年江南甫定即有泉州、庆元、上海、澉浦四处，后在温州、广州、杭州增设，经裁剪最终余泉州、庆元、广州市舶司，均在江南境内。舶商亦多居于江南的港口或附近地区，如澉浦杨氏、泉州蒲氏以及太仓的朱清、张瑄等。

（二）多元复杂的社会

政权统一、地域开放、交通便利、经济繁荣，为江南地区输入了许多新的元素，军队、官员、商人、宗教人士的到来，改变了江南社会的成员结构，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江南人的生活。

1.复杂的族群关系

蒙元统治者将族群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汉儿）、南人四类，其中，汉人是指原金朝治下的汉族、契丹、女真、高丽等民族，南人则专指原南宋境内的居民，广义或狭义的江南都大体可归诸此类。由于政府并不限制各族群的迁徙、往来，江南地区族群类型迅速丰富起来，混居生活。

江南的各族群依蒙元法度维持了秩序地位上的差异，如刑罚的轻重程度，又如地方治理权力的分配。元代选官以铨选、世袭为主，南人几乎丧失了通过自身努力晋身朝堂的可能，应召入仕者如赵孟畹榷嗍诠儆诤擦衷骸⒐?饭荨⒐?蛹嗄酥恋胤饺逖Щ?梗?先宋薹ǖＨ问√ㄒ陨系闹拔唬??系胤酱笤币悦晒拧⑸?俊⒑喝宋??灾魈濉